以往的著述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細節——獲獎之前，呂彥直和黃檀甫只能以真裕公司的名義，對外承接業務；彥記建築事務所是在1925年9月20日，呂彥直的中山陵設計圖案獲得一等獎兩天后才正式宣布成立的。人們更不知道真裕公司，以及真裕公司與彥記建築事務所的關係。
受託成為呂彥直全權代表
黃檀甫深知呂彥直此舉的意義，更明白“全權代表”的職責和分量。此後的幾十年當中，所有涉及呂彥直及中山陵、紀念堂紀念碑建築等事務，他都沒有辜負呂彥直的期望和重託。
跟蹤拍攝中山陵和
紀念堂的建築過程
作為呂彥直的全權代表，除了主理真裕公司、彥記建築事務所的日常業務，參與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建築全過程以外，黃檀甫還做了兩件事：一是替呂彥直料理後事、歸還遺物；二是跟蹤拍攝中山陵和紀念堂的建築過程。
南京中山陵第三部工程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過程照片，主要是由上海的“王開照相館”負責拍攝的。
據上海相關報載，王開也是廣東人，原名王熾開。擅長人像和外出拍攝。孫中山和宋慶齡都曾請他拍照。此後的數十年里，上海南京一帶的名流，無一不是請王開為自己拍攝“標準像”的。
1925年底，呂彥直應邀到王開照相館去拍攝“標準像”。王開把呂彥直的性格特質用燈光和鏡頭，真實地紀錄了下來。1927年初秋，王開又派攝影師到彥記建築事務所呂彥直的辦公室，為呂彥直拍攝工作照。雙方遂建立了友好的聯繫。閒談中，黃檀甫提議：有機會請王開攝影師為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過程拍照。
呂彥直與黃檀甫畢竟是經過歐美大學嚴格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有著十分強烈的記錄意識和文檔意識。從中山陵開工之日起，他們就希望能把每一道大工序的主要施工過程，用現代照相技術記錄下來。然而，直至1929年3月18日呂彥直逝世，呂彥直或黃檀甫都沒有條件去實現這個計畫和願望。
1929年5月，當黃檀甫正式接掌南京中山陵第二部工程的竣工驗收工作後，終於下決心請王開照相館的攝影師，把中山陵第三部工程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過程，全部拍照記錄，以便長期保存。
黃檀甫專門安排一個工程師，陪同王開照相館的攝影師根據工程進度，往返於南京和廣州之間，實地拍攝下南京中山陵第三部工程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工程主要工序的施工和完工現場，為中山陵和紀念堂、紀念碑建立了一整套極其寶貴的建築檔案資料。據筆者考證，現存在世的兩張呂彥直成年後的單人照片、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施工及竣工驗收的近200幅照片，均出於王開照相館攝影師之手；都是由黃檀甫出資安排攝影，並提供給各報社和政府各部門使用的。
正是憑據這套實地拍攝的照片，80-90年之後的今天，我們才得以看見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過程的真相，給保護這兩大國家級文物，預備了最關鍵的文獻式的實拍照片。僅此一點，黃檀甫就值得所有直接或間接使用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這兩座紀念性建築物，以及這兩張“城市名片”的人紀念。
建宅藏圖
1930-1940年代，是黃檀甫事業的巔峰階段，身為真裕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他，先後兼任南京中山陵施工建築師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建築計畫工程師、廣東省建設廳技正(工程師)、廣州西村士敏土廠的總經理等職務。
1934年12月，黃檀甫與黃開甲的孫女、燕京大學金鑰匙獲獎者黃振球成婚。家庭生活安定下來後，黃檀甫就開始考慮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圖紙、照片，以及呂彥直的大量圖書資料的長期收藏和保管問題了。行內人都知道這批圖紙資料的價值和意義，當時，覬覦這批珍藏的是大有人在。為了確保這批圖紙資料的安全，黃檀甫決定以成家建宅的名義，在上海郊區購地建宅，在安家的前提下，給圖紙資料建築一個永久的收藏處所。
呂彥直在世時，真裕公司是沒有什麼錢的。呂彥直死後，真裕公司名下的“彥記建築事務所”也更名為“彥沛記建築事務所”了。為了保住真裕公司這塊與呂彥直共同創立的招牌，黃檀甫決定引入股份制，把真裕公司改組為真裕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當時，很多名人、有錢人都慕名入股。如今，上海收藏界還保存有真裕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當年所發行的股票。
黃檀甫利用經營地產業務的便利，在呂彥直曾經長期居住過的虹橋療養院附近，買下一塊面積為26畝的土地，並在其中興建住宅。
黃檀甫的虹橋宅院在上海小有名氣。孫科就是虹橋黃宅的常客。抗戰勝利後，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曾經在孫科的陪同下，攜子、子媳到虹橋黃宅來享用茶點。陪同者除家屬親隨外，還有數名外籍人士。離開前，盧慕貞等還在屋外門前台階上合影留念。
此外，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也曾多次攜女兒廖夢醒到虹橋黃宅來作畫寫生。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美國領事館官員看上了黃檀甫的這座中西合璧的住宅，及其隱藏在綠樹林蔭中的優越環境和地理位置，想用作領事公館，曾多次前來與黃檀甫洽談購買事宜。開價從15萬美金起節節攀升。15萬美金，這在上世紀40年代簡直就是個天價。黃檀甫不為所動，他對妻子黃振球說：房子的外形是自己專為懷念呂彥直老友而設計的，是無價的，無論如何都不能賣。
在這所大宅院裡，黃檀甫專門辟出大房間，存放中山陵、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設計圖紙、照片和呂彥直的圖書資料。據黃檀甫後人介紹，圖紙都是用大洋松木箱封裝保存的，這些大洋松箱子，4隻拼起來就相當於一張雙人大床。大木箱從地面一直壘高至房間頂部，可見圖紙及圖書資料的數量之多！
1945年夏，為了確保圖紙的安全，黃檀甫專門僱人在虹橋大宅的假山旁邊挖防空洞，把中山陵、紀念堂紀念碑的圖紙資料，藏進堅固的防空洞裡隱蔽保存。
1950年某日，黃家突然接到“上海市軍管會”的通知：徵用虹橋路1590號黃宅，讓給援華蘇聯軍官居住，限黃家在72小時之內搬出(軍管會寫有借條)。當時，黃檀甫已經離開上海返回香港。接黃振球電報後，黃檀甫即回電妻子，囑其“必須首先將中山陵、紀念堂、紀念碑等建築圖紙、照片，以及呂彥直的圖書資料等全部搬出，其他東西盡力而為之”。
圖紙的下落
1950年夏，虹橋路住宅被無償徵用後,裝載有中山陵、紀念堂、紀念碑等建築圖紙、照片，以及呂彥直的圖書資料的大木箱，被迫幾經搬遷，最後搬到了永福路72弄1號。沒有地方存放的圖書箱子，只能拼成長方塊，鋪上被褥當床使用。
1951年2月，黃檀甫以“隱匿敵產”的莫須有罪名，被關進了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原先被軍管會“徵用”的虹橋路那座占地26畝的自建房產，也一併被“沒收”掉了。呂彥直和黃檀甫辛苦創立的真裕公司，也因黃檀甫的入獄而於195 1年2月歇業。
1953年底，黃檀甫刑滿出獄，除每周向派出所報告外，平日就在家看書度日，不時有朋友或以前的下屬前來探望。其間，時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長的馮少山(前真裕股份公司副經理，中共地下黨員)介紹黃到“政協”和“民革”學習。經過“學習”和“思想改造”，1956年，黃檀甫把南京中山陵的設計圖紙、設計檔案；南京中山陵奠基典禮上展出的中山陵木模型等一批國寶級的珍貴圖紙資料、文物等，無償地捐獻給了政府。
1959年，黃檀甫在飲早茶閒談時，談到了“中蘇有矛盾”的問題。因此而獲判4年徒刑。為了活命，黃妻開始變賣家裡的書籍、物品。黃檀甫收藏的部分圖紙，被分次拿到上海五原路廢品收購站去變賣。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圖紙就在其中。
一日，上海檔案館的一個老館員路過廢品站，發現了這批珍貴的圖紙，立即報告館領導。後來，上海檔案館受廣州檔案館的委託，以200元的價錢(當時是筆很大的數目)買下了這批圖紙，並寄運到廣州。現在，這批近400張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建築設計圖紙，為廣州檔案館所收藏，幾近“鎮館之寶”。關於這批圖紙的特徵和基本內容，筆者在《廣州中山紀念堂鉤沉》一書中，已有相應的介紹和細緻的分析，故此處不再贅述。
1969年1月20日，黃檀甫感覺身體很不舒服，吃晚飯時他重提對家人的歉意及未能保住呂彥直遺物的內疚之情。還喃喃地自責：“不知道將來有何面目去見老友？”一種難以言狀的愧疚、惶恐，充滿了黃檀甫的心頭。次日，黃檀甫在家中辭世。
黃檀甫肖像(1930年代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