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平[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img/4/922/nBnauM3X0UzN0YzNxUDN3YT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1QzLyY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黃子平[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人物經歷
黃子平教授，曾任教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多年，廣東梅州市梅縣區人。曾任海南島國營農場農工，198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曾任北京大學出版社文史編輯，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曾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芝加哥社會心理研究所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作訪問研究。
主講課程
中國當代文學史。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是當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
主要貢獻
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與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錢理群教授共同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倡導將中國現當代文學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在當時引起極大的反響。另外，其代表作《革命·歷史·小說》有關17年文學的多數研究成果已轉化為文學史定論，其首創的“革命歷史小說”概念已為包括北京大學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多部文學史所接受與闡釋。
黃子平教授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小提琴手”，曾任教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多年。他在80年代留下諸多名言，如“創新的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功夫也沒有”﹑“深刻的片面”等。 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主要著作
著有《沉思的老樹的精靈》、《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版，大陸版名為《灰闌中的敘述》）《邊緣閱讀》、《害怕寫作》，詩集《如火如風》等，參與編寫專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文學語言學導論卷）等。評論《沉思的老樹的精靈》獲中國社科院優秀理論文章三等獎。並參與編著《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漫說文化》叢書等。
論著
《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
《文學的意思》（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錢理群、陳平原合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倖存者的文學》（遠流出版公司，1991）
《革命·歷史·小說》（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邊緣閱讀》（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參與編著《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北京三聯書店）
參與編著《漫說文化》叢書（編著《男男女女》 ，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6月版）
漫說文化叢書·男男女女參與編著《中國小說》年選（香港三聯書店）
文學評論
在他90年代的論著中，《革命·歷史·小說》顯然是重要的一本，是對20世紀中國某一小說類型的研究。它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中以小說的形式對革命歷史所做的敘述(“文學形式與革命、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展現“文本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建立、維護與顛覆”的“令人眩惑”的“奇觀”。一方面，“小說”是如何被捲入“革命”之中，擔負建構“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革命”又如何深刻改變了我們想像、虛構和敘述歷史與現實的方式，在這一講述過程中，“小說”形式本身發生了怎樣的“革命”（變化）。粗粗看來，這部著作給人印象深刻之處，一是處理研究對象的“歷史主義”的態度，另一是對形式因素的敏感、重視；以及這種“外部”與“內部”，歷史與形式的內在關聯的縝密處理。
這一研究路徑，黃子平80年代就已經開始確立。他的《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的論文，討論50－60年代文學界有關短篇小說“定義”的爭論，以及“當代”重要短篇小說作家創作的形態特徵。五六十年代討論的參與者（茅盾、魏金枝、侯金鏡、孫犁、杜鵬程⋯⋯）的具體看法雖各異，卻有相似的前提，即以為短篇小說有它的不變的、恆定的本質性特質。黃子平沒有沿襲這一思路，他懷疑那種對事物認識的“非歷史的確定性”。
也就是說，“短篇”的概念，體裁的形態，是歷史性的，並非一種“本質化”的“抽象的結構”。這正如蘇聯美學家卡岡所言，“藝術體裁和文學體裁形成於現實的審美實踐之中，受到這種實踐的各種意向的影響，並歷史地存在著”。黃子平通過中外作家審美實踐的歷史過程考察，指出中外文學傳統中，都存在著“短篇小說”（short-story）和“短篇故事”（short story）這兩個系列。雖然他也認為兩個系列之間，在“現代化”的維度上也包含有一種“發展”（也就是等級）的意味，但並不把這種“發展”絕對化，不把它們做新/舊、傳統/現代的對立處理。他說明了不同系列在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消長、滲透、轉換的複雜關係。在80年代，“走向世界文學”是文學界的普遍信念。黃子平那時正和錢理群、陳平原一起，醞釀著後來反響巨大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他對短篇小說問題的論述，也是在論證“走向現代化、民主化過程”的中國文學具有與“世界文學”發展的共同趨勢。但是，他的觀察、論述，他對於“現代”的理解，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大的空間。
90年代之後，黃子平研究敏銳的“歷史感”和“形式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於歷史問題，包括文學史問題，有時候，我們會更傾向於採取一種“辯難”的、“對決”的評判方式來處理，即在所確定的理論框架（人道主義、主體性、啟蒙主義等）之下，從“外部”進行審查，做出價值論斷。這種方法無疑具有更大的誘惑力，尤其在解放我們對當前問題的關切，和對未來想像的焦慮的功能上，在釋放“經由講述而呈現眼前”的“歷史”的“刺痛人心”的壓力上。雖然，這也是《歷史·革命·小說》寫作的基本動機（或撰述的“內驅力”），但是作者在更多時候，不僅在姿態上，而且在論述展開的內在理路上，更願意抑制、迴避這種“辯難”和“對決”。他試圖有效地進入對象（也就是面對的文本）內部，分析其功能－結構的複雜關係，暴露其敘述邏輯。既不把討論的文本視為表達“真理性”經驗的“經典”，也不願意簡單使用道德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手段。在解讀這些“革命歷史小說”的時候，強調的是將它放回到“歷史深處”，“去揭示它們的生產機制和意義架構，去暴露現存文本中被遺忘，被遮掩，被塗飾的歷史多元複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