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夫

鮑夫，原名藍成琪，出生在紅水河邊馬山縣一個山區瑤寨。鮑夫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是詩歌和傳記文學。

鮑夫，原名藍成琪，出生在紅水河邊馬山縣一個山區瑤寨。五十年代中期就讀於廣西民族學院中學部時就開始寫詩。中學畢業後，先在柳州讀工學院，後轉入廣西民族學院中文系本科學習，先後以鮑夫、靜海、柯捷、布伏特蘭台等筆名在區內外文藝刊物發表作品。他的創作興趣廣泛，從詩歌、民歌、小說、散文、人物傳記、電影文學的創作到蒐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和民族藝術研究都有學獵，頗 有“雜家”味道，現已發表詩文數百篇（首），與人合作出版傳記文學《李明瑞傳奇》一部，總共達一百多萬字。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廣西分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廣西分會會員、廣西民族研究會會員。
鮑夫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是詩歌和傳記文學。
他的詩歌創作，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文革”時業，是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他以一個歷經磨難終於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翻身解放的民族——瑤族的青年一代人的眼光，審視自己民族的過去和現在，展望未來，以年輕人特有的激情寫了大量詩歌，歌頌黨和社會主義，歌唱自己民族的新生。其特點正如農冠品先生說的，他是“以樸素的、感恩式的、歌頌型的形態介入文學創作”，成了他“詩歌創作的一個十分明顯的色調。”（《種子沒有泯滅——評鮑夫的詩歌的創作》，載《廣西瑤族文學評論集》）瑤族是一個歷史悠久而又歷遭劫難的民族，由於歷史上造成的民族歧視和民族矛盾，瑤族的祖先不斷地受到迫害，一代又一代不斷地被迫遷徒，在舊社會他們大多居住在崇山密林之中，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式的生活。瑤族的歷史是一部滲透了血與淚的苦難史。鮑夫，這個瑤族的後代，與他的民族一樣是在苦水裡泡大的。“雄雞一唱天下白”，瑤族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在解放後，依靠共Chan黨、解放軍獲得了新生，他們從內心深處感激共Chan黨和人民政府。作為瑤族新一代的歌手，年青的鮑夫對自己民族苦難的過去與幸福的現在，有著切身的感受，懷著質樸的熱愛共Chan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感情，詩思自然噴涌，於是“感思式、歌頌型”的詩作便如紅水河般滔滔奔涌了。
《水的歌》（《廣西文學》1963 年6月）可以看作是他這個時期的一個代表性作品：
“綠綠的山，/清清的水，/繞過我的窗前，/彎過我的木樓背。
往年汲筒水，/想來還掉淚：/天剛麻亮爬上山，/晨霧紛紜後面追。
沒入陰森的山谷，/野獸成幫心嚇碎，/抹了九彎十個角，/心要跳出嘴。
再翻十個山頭，/汲得一筒水，/回到家來，/月落西山背。
我的娘呀快快來，/女兒太累，/幫我捶捶腿，/幫我扯扯腿。
我的爹呀快快來，/流幹了幾斗汗水，/煮碗 水給我喝，/潤潤女兒肺。
山里瑤家姑娘要娶人，/山外人，見了吐口水。/只好啊，/幫爹娘背水，/一輩子受罪。
如今築起碧玉湖，/白雲端里流出清清水；/級級梯田像金磚，/直往天上堆。
樂得山外小伙子，/全往山里飛！/說道是——/山里瑤家姑娘美。
詩人的明快的語言，對比的手法，生動的形象刻畫，抒寫瑤山今昔變化，讚頌了瑤山的新生活，詩中洋溢著純真的感情和對自己民族的理想追求。
其他一些詩，無論是寫瑤山的大豐收《好啊，瑤山大豐收了》（〈〈廣西文學〉〉1960年10月）還是寫瑤山的“石頭城”（〈〈石城〉〉，〈〈廣西日報〉〉1963年8月22日），彎彎的“瑤山路”（〈〈瑤山路〉〉，〈〈南寧晚報〉〉1963年6月20日），或是從紅水河上的笛聲里唱出的“浪濤上的家譜”（〈〈浪濤上的家譜〉〉，《廣西文學》1965年月1月）等等，都屬於這一類作品。這些作品或通過對舊社會、舊生活方式的控訴和否定，對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對比描寫，或借物寄懷，抒發了瑤族人民新生的喜悅，對美好未來的熱烈嚮往，記錄下瑤族走過的歷史過程，表達了瑤族年青一代的理想追求，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於詩人生活在那個特定的年代，不能不受到那個特定年代的社會環境、政治生活的影響，“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等等政治運動造成的氛圍，過左的思潮，過左的政策，也都自然滲入他的創作思想之中，使他的詩作打上了那時代的創作思潮的烙印，詩作中出現有某些模式化、公式代、概念化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正如農冠品在評價他這時期的創作時說的，“鮑夫的這些作品，缺乏瑤族的生活個性和民族文化的特徵，也許，這是由於作者在創作時，受政治、政策的局限，不少詩成為一時一地的政治、政策的依附物，當某種政治、政策變化，“依附物也隨之消失了。”當然 ，這在當時不是鮑夫一個人創作存在的問題，而是那個時期一代詩人較為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值得人們共同反思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是鮑夫創作空白期。那是因為他在大學讀書期間，與幾個詩友自編自刻油印了兩期“詩刊”被視為搞“地下刊物”而被迫離校返鄉勞動，從此，走上了坎坷的人生道路。雖然如此，但他還是割不斷與詩的情緣，返鄉後還不時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繼續寫詩。“文化大革命”以其洶湧濁流席捲了中華大地，波及到了鮑夫的瑤寨，從此，他便被扣上“搞地下刊物”“寫詩反黨”，“要搞瑤族共和國”等莫須有罪名成了“牛鬼蛇神”，監督勞教。在他這段正是創作的黃金歲月里，詩情被壓抑了，從而造成了創作上的空白（“文革”後期偶爾也寫一、二首應景之詩）。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他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當過教師，做過文化 幹部，後來又當過縣政協、人大領導職務，他在從教、從文、從政之餘，在艱難的生存環境裡，不甘寂寞，重新提筆，抒寫下他對歷史的反思，抒發他對振興中華、振興民族的激情。《崖上凝思》（《金城》1982年2月至3月合刊）就是他這時期較突出的反思作品：
山有多高？
雲霧長年繞縈。
崖有多陡？
有如斧削，無處 鷹。
為了種行玉米，築起“萬里長城”，
為了填平咫尺寬的“大寨地”，挖空了千個垌場。
窮山惡水，地瘠民貧，需要找條出路，出路何在？出路只能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問丘陵、平原、山區、土坡土嶺還是大石山區，一律平山造田造地，“為了種行玉米”，竟然要“築起萬里長城”，“為了填平咫尺寬的‘大寨地’”，竟然“挖空了”千萬個垌場，這是何等的愚昧與盲目？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民族的重負！詩人在末了以凝重的情感發出了內心的呼號：
我抬頭凝望山霧，
疑是當年萬噸炸藥化成；
我俯瞰怪石嶙峋的谷底，
還聽到當年開山的炮聲……
這是對“農業學大寨”的反思，難道不也是對我們民族曾走過的一段歷史誤區的反思么！為了歷史悲劇不再重演，我們需要理性地回顧。
鮑夫的《花匠吟》（〈〈農民之友〉〉1982年4月）有反思的內涵，但更為主要的是表達一種理性追求，他借“花匠”的命運，寄託了人民的一種追求與願望。
那盛開的花曾被污水潑落過，
深信紅水河總會澄清；
陽光經於過去，
春風吹開了滿山金銀。
有人說過，詩人的最高境界應當是詩人用最富有個性特色的藝術表現分式唱出最精深的哲理。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我想，詩人只有以深邃的哲人目光、哲學意識去審視人生、自然和社會，才能擴大自己的思維視野，找到獨特的詩意感受，創造出詩的最高境界來。鮑夫的〈〈花匠吟〉〉正起步向這個方向努力，使其詩作蘊含一定的哲理，有一定寓意讓人思索，開始擺脫過去那種雖然樸素明快但迫於直露式的藝術表達方式。當然，要達到詩的最高境界，他還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新時期以來，鮑夫除了寫詩，還致力於傳奇文學創作，近年已發表了〈〈李明瑞的青年時代〉〉（與人合作，〈〈廣西日報〉〉1985年1月27日）〈〈南國——蛟龍——俞作豫傳奇〉〉、〈〈張雲逸傳奇〉〉（與人合作，選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神州風雷〉〉）以及〈〈紅七、八軍總指揮——李明瑞傳奇〉〉（與人合作，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等。
傳記文學比較難寫，革命領袖人物題材的傳記文學更為難寫，它要寫真人真事，要求符合歷史真實、事實的真實，再現歷史本來面目，稍有差錯，就會授人以柄，說你醜化領袖人物，歪曲歷史。它既是文學，又要求有一定的藝術加工，有必要的想像虛構，使人物形象豐滿生動，否則，就與一般的記實性傳記無異。但虛構想像又要適度，要以事實為依據，不能違背歷史事件和人物本身性格的真實。這就使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受到較多的限制，不能象小說創作那樣有幻想和想像虛構的廣闊自由的天地。鮑夫執筆的〈〈李明瑞傳奇〉〉卻是較好地處理了這些問題，把記實性與虛擬性統一起來，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統一起來，使全書既有歷史文獻價值，又有文學的美學價值。
歷史上的李明瑞，其短暫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從他小時候以燃竹竿去驅散鬥牛的壯舉中，就開始顯示出他過人的聰敏和勇敢；中學時代就參加了反清和倒袁的鬥爭，袒露出他救民救國的胸懷；步入青年以後，就讀於講武堂，參加了北伐戰爭，屢建戰功，成了赫赫有名的虎將。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李明瑞面臨政治上的重新抉擇，他憑著一腔愛國愛民的熱忱，理智地審時度勢，在1929年春夏之交，毅然通電不參加蔣桂戰爭，並下決心打倒桂系新軍閥。他和國MIN黨左派俞作柏回廣西執政，在全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他堅持忠於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真誠主動地要求共Chan黨派幹部來桂合作，他在鄧小平同志的幫助下，逐步走向了革命，最後參加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擔任了紅七軍、紅八軍的總指揮，相繼果斷地平息了蒙志仁的龍州叛亂，指揮奇襲全殲貴州榕江縣城的守敵一千餘人；率部光復百色城。在紅七軍奉命北上，轉戰千里，又與鄧小平、張雲逸一起指揮部隊，擺脫了強大的敵軍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在第二、三次反圍剿中，幾乎參加了所有重大戰役，為反圍剿的勝利立下了卓著功勳。1931年月10月，由於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治中央，搞肅反擴大化，共Chan黨李明瑞被誣陷迫害含冤而死，時年僅三十五歲。李明瑞光輝的一生，傳奇式的經歷，在這本書里都得到真實地反映，還李明瑞歷史以本來面目。它寫出了李明瑞一生的血和淚，愛和恨，理想和追求，寫出李明瑞在前進過程中的 和吶喊，冒險和戰鬥，內心的矛盾、痛苦和鬥爭，特別突出寫了他為人民的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一連串傳奇色彩的感人故事，使這本書具有不可磨滅的史書價值，又可作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此書在藝術上，作者注意做到在重要的歷史事實、人物活動、故事情節上基本忠實於生活原型的基礎上，從塑造人物形象出發，大膽地融入想像和虛構，表現在對地理風物的描繪，人物心理活動軌跡的描述，人物思想性格的藝術再創造，某些情節的誇張描寫，對人物的美化與醜化，都注意遵循人物性格邏輯，進行藝術性加工以增強文學色彩。由於作者在創作中能忠於基本事實又不拘泥於事實的真實，使作品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藝術感染力。
應該指出的是，總體看來作品的文學性還不夠濃，個別虛構也有失真之處，如李明瑞在遭到誣陷被害死的前夕，他坐在草地了低頭沉思，內心為咆哮的大海在翻滾著洶湧的波濤，便回味起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寫下的那段“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致於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的名言，於是一位完美的蘇聯青年近衛軍戰士的光輝形象便隱約地訖立於他面前的這段描寫，就顯然是不真實的，因為奧斯特洛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1932年才出版，而李明瑞死於1931年10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失誤。
鮑夫寫詩，寫傳記文學，有時也寫寫小說。〈〈我和被我拋棄的人〉〉（〈〈馬山文藝〉〉1980年1月）是他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說。由於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慘遭迫害，坎坷的經歷，不幸的命運，身心備受摧殘，使他真切地體驗了“極左”路線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創傷，“文革”釀就的民族災難的深重，因此“文革”一結束，他不僅在詩里，也在小說里對這段歷史進行反思。《我和被我拋棄的人》就是以滿懷憂憤的心情寫下的反思小說，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再現這一段苦難的歷史，對十年浩劫進行聲淚俱下地控訴和批判。
小說寫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一對男女從結合到離異的悲劇。 一個成了“四人幫”的狂熱追隨者，一個是與“四人幫”及其一類人作不屈鬥爭無名英雄。女主公鍾麗雅是一個權欲極大的野心家，“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就狂熱地起來“造反”，緊追風潮：組織“長征隊”進行大串連，參加“造反派”當上“總司令”，把轟倒老紅軍墓碑當作“破四舊、立四新”，把地主家庭出身的老教師、班主任當反革命揪斗把熱愛祖國的歸僑教師艾麗絲夫婦打成暗藏特務分子進行捆綁批鬥。鍾麗雅成了“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的幫凶和追隨者，靈魂醜惡齷齪，為了實現向上爬的野心，不惜把丈夫打傷致殘，拘捕入獄；指使紅衛兵把艾麗絲夫婦往死里整……，人為地製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悲劇，最後成了一個靈魂發霉，心理發狂變態的野心家。作者通過對她在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醜惡表演的描繪和批判，對四人幫及其幫凶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笞。小說中與鍾麗雅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則是她的丈夫柳盈香。柳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堅持正義，與鍾麗雅一夥醜類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他雖然被妻子拋棄，屈打成冤，關入牢獄，離開女兒，命運悽慘，仍不改善良本性，堅持鬥爭，最終迎了明朗的晴天。“四人幫”被粉碎後，他與被鍾麗雅殺害但大難不死的艾麗絲幸福地結合了，而鍾麗雅則成了成人人唾棄的“過街老鼠”。今天看來，無論是從小說的構思、人物關係的設定，情的發展，人物命運的安排，都沒有什麼特出之處，甚至還可以說是帶有某種“傷痕文學”的“模式化”痕跡，但這是作者寫於1979年發表於1980年初的作品，這對一個當時生活在邊遠山區，且是一直呆在農村基層的瑤族鮑夫來說，能寫出這樣具有強烈時代感、對“文革”否定的作品實屬不易。
鮑夫除了文學創作，對民間文藝也頗有研究，曾寫過頗有見地的瑤族民間文藝研究論文，如《漫談瑤族興郎鐵玖舞》（《舞蹈》1982年2月）、《關於瑤族舞蹈鐵玖舞》（《廣西民間文藝選集》1984年5月）、《馬山壯瑤師公戲唱腔》（廣西文化廳戲研室編《師公戲音樂》1982年）、《師公戲音樂淺談》（《民族音樂》1982年1月）等。其中《漫談瑤族興郎鐵玖舞》一文還被譯成英文對外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