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門才女
功勳女諜魯特·維爾納當時的全名叫烏爾蘇拉·漢布爾格（Ursula Hamburger），娘家姓庫欽斯基，出生於一個德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羅伯特·庫欽斯基，是20世紀德國工人運動中著名統計學家，善於運用統計學知識揭示德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披露資產階級的剝削活動。母親是英國人，畫家。她的哥哥于爾根·庫欽斯基(Juergen Kuczynski)，是德國20世紀文化界一位罕見的奇才，經濟史學大師、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狀況史》，10卷本《社會學史研究》和5卷本《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史》。他們一共兄妹六人，五個是共產黨人，大哥于爾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烏爾蘇拉，即這位女作家魯特·維爾納。
諜報世界
魯特·維爾納中學時代就是柏林工人運動積極分子，19歲加入德國共產黨，23歲，即1930年隨丈夫來上海應聘英租界市政建設工程師。初來上海，由於她丈夫有個體面職業，經常被邀請參加歐美人士舉辦的社交活動。沒有多久，她便厭煩了這裡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們，既不像男人那樣從事職業工作，家裡又無事可做，一切家務全都由僕人、廚子和苦力承擔，她們自己天天泡在娛樂場和私家花園裡，在她看來，這簡直是些“享樂動物”。來上海不久，一個朋友介紹她認識了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又通過她認識了理察·佐爾格，從此又在中國開始為共產主義理想而鬥爭。
魯特·維爾納來華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變，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戰爭，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國攫取政權。從此以後不但中德兩國“國無寧日”，全世界都陷入動盪不定之中。年輕的魯特·維爾納斷了返回德國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國，她自己似乎也習慣了這種在逆境中搏鬥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說:她要與中國共產黨人一道，為反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而鬥爭。
1933年，佐爾格奉調返回莫斯科，後來被派往日本，1944年11月在東京被殺害。魯特·維爾納也奉調去莫斯科，接受情報職業訓練，於1934年夏天與同學恩斯特一道被派往瀋陽，一方面蒐集日本人在華活動情報，一方面協助東北抗日組織從事隱蔽的鬥爭。在莫斯科她去阿爾巴特街蘇聯紅軍情報局報到時，接待她的蘇聯軍官都稱呼她“索尼婭”，開始她很納悶兒，慢慢從他們的談話里才弄明白，原來是佐爾格為她取了這個職業性假名。
佐爾格怎么會想到給她取這樣一個名字呢？一是因為“索尼婭”在俄羅斯是個廣為流傳的女性名字，便於蘇聯同行記憶；二是因為他們在上海居住時，常常在歐美人士聚會上聽見一首流行歌曲，名叫“當索尼婭幸福地翩翩起舞”。這首流行歌曲節奏明朗歡快，很適於伴舞，想必給佐爾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情報局推薦魯特·維爾納時，故意為她取了這個假名。從此以後魯特·維爾納在蘇聯情治單位中便以索尼婭的名字著稱，40年後她為自己的回憶錄取名為《索尼婭的報告》。
魯特·維爾納在瀋陽時，租住在張學良一位情婦住過的別墅配樓里，她的公開身份是一家外國書店的代銷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蘇聯傳送情報之外，還要幫助中國同志與蘇聯溝通，以外國人的身份作掩護，幫助他們購買製造炸藥的原材料。1935年的夏天，日本人在丹東一位中國同志家裡搜出炸藥，他和他的同志們大約十人被捕，後來全遭日本人殺害。魯特·維爾納得到訊息，及時撤往北平，躲過一劫。
解放後人們從日偽檔案中發現，日本人在追查上線時，已經盯上了魯特·維爾納，誤認為她是個“俄國婦女”。在北平期間適逢上海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神秘西人案”，即佐爾格的繼任者遭國民黨政府逮捕和審訊。為了避免再牽涉進去，魯特·維爾納奉命返回莫斯科，此後先後在波蘭、瑞士和英國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直至二戰結束。由於她在無形戰線上做出傑出貢獻，兩次榮獲蘇聯紅軍情報局頒發的“紅旗勳章”。
偷核子彈
離開中國瀋陽，魯特·維爾納先後被派往波蘭、瑞士繼續從事情報工作。在瀋陽時她懷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於工作調動必須與恩斯特分手，她丈夫和恩斯特都勸她流產，她卻堅持認為多一個孩子多一層掩護。一年後她在波蘭生下女兒雅尼娜，這時在上海降生的兒子米沙已經六歲。漢布爾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護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才在瑞士辦理離婚手續，獨自一人返回中國。這時魯特·維爾納的德國護照已經失效，有被瑞士當局遣送回德國的危險，遵照“中央”指示，她須與一位來自英國的同志辦理假結婚手續，以便日後轉去英國工作。就這樣，她與參加過西班牙反佛朗哥戰爭的英國同志倫·畢爾頓辦理了假結婚手續，後來弄假成真，她則由漢布爾格夫人變成了畢爾頓夫人。
魯特·維爾納在瑞士工作了兩年多，1940年底離開瑞士，途經法國、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經由海路抵達利物浦，後來在牛津距離父母不遠的鄉下定居下來，並與“中央”重新建立聯繫，開始她的情報工作。她除了與蘇聯特工“謝爾蓋”們定期交流情報，還組裝了新的發報機，冒著風險與中央直接聯繫，逐漸發展小組成員，建立自己的情報網。她父親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識和社會關係，向她提供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訊息，使她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在英國期間她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與德國流亡的核物理學家克勞斯·艾米爾·尤利烏斯·福克斯合作，陸續把英美研究和製造核子彈的情報資料提供給蘇聯，為打破核壟斷，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馬功勞。就這樣，魯特·維爾納在她的事業上達到了輝煌的頂峰，成了20世紀最成功的頂尖級情報員。
與她共同完成這件驚天動地大事的夥伴，克勞斯·福克斯出身於德國神職人員家庭，他父親埃米爾·福克斯是德國新教神甫，是第一個參加德國共產黨的宗教界人士。克勞斯1932年加入了德國共產黨，當時是物理學大學生。1933年流亡英國，在那裡完成學業，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曾與早期核物理學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從事核物理學和原子武器的研究製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參與了美國“曼哈頓項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裡試爆第一顆核子彈。
他在與Tube Alloys一道工作時，便意識到這項研究工作的使用價值和戰略意義，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他決心把有關技術情報泄漏給蘇聯。但他不知道通向蘇聯的渠道，德國流亡組織的領導人于爾根·庫欽斯基，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妹妹魯特·維爾納。二人一拍即合，兩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魯特·維爾納的工作受到蘇聯紅軍情報局長的表揚，他說:“假如我們在英國有五個索尼婭，戰爭早就結束了。”
最令人驚嘆的是，魯特·維爾納的身份始終未暴露，二戰以後得以大搖大擺返回德國。40年後，一位英國資深反間諜專家，得知這一情況後，懊悔不迭:這樣一樁大案，居然從他手裡漏掉了。福克斯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他的同事William Perry向英國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機密的活動，1950年3月1日，被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判處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知名作家
魯特·維爾納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幹部審查，向黨組織匯報近20年在國外的經歷。她不能公開自己的身份，她在國外做的事情，當時尚屬機密。黨中央幹部局長維利·克靈建議她直接去找負責審查幹部的赫爾曼·馬特恩。她找到馬特恩說明來意，開始講述自己的經歷，沒說上幾句，馬特恩便打斷她:丫頭，不必細說了，審乾報告，你也不必寫。馬特恩顯然意識到，這個女人乾過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於知道的。就這樣，基層單位不知底細的人，總認為她有20年的“空白”沒向組織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計”的人一有機會便設法刁難她。這個為戰勝法西斯貢獻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這種刁難，50歲上乾脆辭掉公職，以魯特·維爾納為筆名開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說《一個不平凡的少女》，描寫的是一個德國姑娘來到中國，參加東北抗日聯軍，作為一名報務員，克服民族風俗，生活習慣的差異，在戰鬥中與中國戰士戀愛結婚的故事。小說帶有明顯自傳性，扉頁的題詞是:“獻給為我們的美好事業而鬥爭並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國同志。”可見她在中國從事秘密工作那幾年，給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後來她還以自己與恩斯特在中國的經歷為題材，創作了中篇小說《鋸碗匠的鐋鑼》。她那部描寫反法西斯女戰士的傳記小說《奧爾迦·貝納里奧》，在蘇聯東歐各國也受到廣泛歡迎。
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黨中央號召老革命家們撰寫回憶錄，向青年一代進行傳統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當時國家安全部對外宣傳局長馬爾庫斯·沃爾夫（無面諜王），動員她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去給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做報告。他看過這些材料，覺得很有價值，於是又勸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為國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獻禮。書稿完成後，送交部長埃里希·米爾克審查，不料書稿從此杳無音訊，一壓便是四年。魯特·維爾納幾乎徹底失望了，她意識到書中所涉及的機密，目前尚不便於公開。
後來她哥哥和黨刊“統一”雜誌主編，為她打通了直接面見黨中央總書記埃里希·昂納克的門路。她來到昂納克的秘書室，一位秘書悄悄對她說:“你的事情有門兒”，沒想到她一進辦公室，昂納克便十分輕鬆地說:丫頭，你的書可以出版了，我讀了前半部，沒發現什麼問題。魯特·維爾納卻沒那么輕鬆，她直言不諱地告訴昂納克，後半部分涉及她與福克斯向蘇聯提供核機密問題。昂納克一聽，頓時語塞，尷尬地說: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訴你結果。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為這部書稿召開了會議，顯然還徵求了蘇共中央的意見。後來昂納克通知她，書可以出版，但要刪掉那些機密部分，還加了一句:這是政治局的決議。其實，黨的領導層意見並不一致，馬爾庫斯·沃爾夫就主張不必刪節，出版全本，因為當事人魯特·維爾納和克勞斯·福克斯都先後於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國，已無密可保。最後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納克，其實主要是蘇共中央。現在我國流行的就是這個“節本”的譯文。
這本書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婭的報告》（我國譯為《諜海憶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從書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應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黨組織匯報自己流亡期間的經歷，填補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這本書一問世，在讀者中引起的反響便非同一般，從前人們邀請她出席作品朗誦會，是把她視為一位受歡迎的作家，現在人們才知道，原來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還是一位歷經磨難的老革命，一位從九死一生中闖過來的女英雄。
從此以後，人們不再滿足於聽她朗誦作品，而是滿腔熱忱地請她講述20年無形戰線上的親身經歷，講述她那些極富傳奇色彩的真實故事。作者為此書榮獲國家文藝獎金，1989年德國統一之前，《索尼婭的報告》印行50多萬冊，受到讀者廣泛歡迎，還被翻譯成蘇聯、東歐等各國文字，成為轟動一時的讀物。1980年，德發電影製片廠根據這本書拍成的同名電影，使“索尼婭”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
索尼婭熱
《索尼婭的報告》出版以後，轟動了讀書界，各種名目的獎項接二連三向魯特·維爾納“襲來”。對此她非但不感到榮耀，反而產生了厭惡情緒，她認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過頭，獎掖文學藝術也是如此，做過了頭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了，容易引起人們反感。第四次向她頒獎時，她終於忍耐不住，發開了脾氣，她當眾發誓，從今以後再不跟著“起鬨”。這就是魯特·維爾納的性格，面對榮譽她的言行反倒越來越謹慎。
每一次作品朗誦會，面對讀者和聽眾的掌聲，她總是禁不住捫心自問:我是否欺騙了他們。因為在她看來，過去做過的事情不論今天看來如何驚心動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願做的，也是應該做的，今天未必理應受到人們的喝彩與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這本書並未完全真實地反映她的經歷和感受，這始終是她一塊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國主義絞刑架下的佐爾格；她想到了吃盡牢獄之苦的克勞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經與自己一起生活戰鬥過的魯道爾夫、恩斯特，還有那些與自己一樣歷盡千辛萬苦，為共產國際和蘇聯紅軍做了許多工作，卻不明不白地“失蹤”了的戰友……她不得不刪掉那些寫在書里的文字，為此她感到內疚，有時甚至懷疑自己是個騙子。
1989年秋天，蘇聯東歐發生劇變，柏林圍牆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後一次統一社會黨組織的民眾大會上，年逾八旬，白髮蒼蒼的魯特·維爾納當著現任黨的總書記克倫茨和繼任總書記克勞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說:“過去我說過，一旦你走進黨的機關，要么你得胃潰瘍，要么你毀掉自己，要么你捲入權力之爭。只有這三種可能性。經過了這樣一場動盪，經歷了剛剛發生的劇變，今天我要說:回到機關去，好好工作吧，為變革未來而工作，做個清清白白的社會主義者！我是有這個勇氣的，我是樂觀的。”她為之而奮鬥的社會主義制度解體了，可她的理想並未破滅。德國是個有工人運動傳統的國家，對於她這樣歷經考驗的共產黨人來說，生命不息，戰鬥不止，這是很自然的。為了彌補《索尼婭的報告》留下的遺憾，她找出原稿，加寫了一個後記，寄往英國出版。
1990年，《索尼婭的報告》英文本出版了，像當年在德國一樣，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與德國人的反應不同，英國人對泄露核技術情報更為敏感，它在政界和輿論界引起一片譁然。英國人立即派出新聞記者和情報專家，趕赴柏林採訪魯特·維爾納。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見，把這些英國記者關在門外，可這些身負重任的記者憑著職業的韌性，一擁而入，軟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無辦法，只好接受採訪。他們還採訪了與此案有關的克勞斯·福克斯、于爾根·庫欽斯基。隨行的情報研究專家恰普曼·品切爾，得知魯特·維爾納工作做得如此精細，頗為感慨地說: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確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報，英國人卻始終未發現是她乾的。她稱魯特·維爾納無疑是20世紀最成功的頂尖級間諜。
事情反饋回德國，黑森電視台也派出女記者薩比內·米德，去柏林採訪已經年逾九旬的魯特·維爾納，待她做完這檔節目，老太太已經安然辭世。紀錄片《魯特·維爾納的秘密生涯》在電視台播映的時候，前面加了個送葬儀式，人們看到，除了家屬，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讀者，馬爾庫斯·沃爾夫、前作家協會主席赫爾曼·康特等人，也出現在為這位功勳卓著的老革命家，頂尖級的情報人員，成績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隊伍里。老太太辭世之前剛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婭的報告》，她躺在病榻上懷著欣慰的心情，向前來探視的每個朋友展示這本印成方塊字的作品。這時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國結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魯特·維爾納誕辰100周年，離開社會主義，退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生活了將近20年的人們，逐漸產生了“懷舊情緒”，人們又想起了魯特·維爾納和她的《索尼婭的報告》，想起當年懷著滿腔激情閱讀這本書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婭的報告》，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復了刪掉的那些段落。不過，這時讀者感興趣的已不僅是這本書的全文，人們還想了解與本書主人公一道生活戰鬥過的男人們後來怎樣了；作者的兒女們現在活得如何。為此，柏林新聞記者魯道爾夫·亨佩爾，專門採訪了魯特·維爾納的三個兒女。人們從發表在報刊上的採訪記錄中，知道了他們對各自父親的深情回憶，對他們共同的母親的愛和敬仰。
自從魯特·維爾納過世以來，除了新版《索尼婭的報告》之外，還陸續問世了一些關於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國作家艾伯哈爾德·帕尼茨的《接頭地點班伯里》，凱·米爾格斯的《共產黨人與炸彈》。這兩本書的主人公都是魯特·維爾納和福克斯。俄羅斯學者維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亞歷山大·科爾帕及第合著的《紅軍秘密工作的女強人》，書中的主人公就是魯特·維爾納；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創立的“莫斯科佐爾格博物館”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國學者楊國光的《佐爾格》和張曉宏、許文龍的《紅色國際特工》中，都用專門章節介紹了魯特·維爾納在中國的情報活動。今年年國中央電視台十頻道“重訪”板塊，專門製作了“紅色國際特工索尼婭的報告”，向我國觀眾介紹這位中國革命的老朋友，功勳卓著的共產國際情報員。
據她女兒說:她去世前，一位俄羅斯駐德使館年輕武官，登門拜訪魯特·維爾納，通知她俄羅斯政府準備授予她“友誼勳章”，表彰她為兩國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貢獻。告別時，那位武官吻著她的手說:“我太崇拜您了！”年輕人走後，她對女兒說:“值了，年輕人這一句話，比一百枚勳章還有價值！”她從年輕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