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魏中天（1908-2010），廣東五華縣橫陂鎮聯長村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習，返鄉參加農民運動，之後赴上海藝術大學半工半讀。1930年創辦“青年文友社”出版《文友》。1933年赴福州參加反蔣活動，“閩變”失敗後往上海，不久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新聞專業。抗戰爆發後返國，任中國文化館總編輯，中國航空協會秘書兼《航空月刊》主編，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文化活動。1939年赴韶關任《廣東民眾》及《廣東兵役》主編。1942年赴重慶受訓後，任中央出版事業社管理委員會總幹事。1943年後任上校訓育指導、少將主任，國立四川醫藥專科學校教授兼訓導長。1946年到廣州任海外通訊社社長，香港中國文化館副館長兼總編輯。1949年後，任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中國文化館館長。1993年起主持出版新《我的母親》一到十輯。著作有《回憶集》、《盛世才如何統治新疆》、《魏中天文選》、《永恆的友誼》等。
人物歷史
魏中天魏中天不是《語絲》的主要撰稿人，卻也不是偶一為之的投稿者。他在《語絲》登過兩篇文章，一篇是以辛辣的筆調描繪和諷刺投機革命、玩弄權術、爾虞我詐等各種社會奇觀和人生醜態的隨筆《雜貨鋪》，頗合刊物“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見《語絲・發刊詞》）的宗旨。另一篇長篇散文《童年生活的回憶》，更值得一提。一是該文由24節組成，近二萬字的篇幅，從1929年8月至1930年3月連載了4期，這在當時《語絲》所刊的稿件中較為顯目。二是該文真切地描寫了當時廣大農民在封建主義嚴重壓迫和剝削下“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生活現實，傳達了他們要“代一切窮苦的人們報仇”的強烈呼聲以及渴望著“春天來臨”的美好企盼。魯迅在談到《語絲》的特色時，說它“任意而談，無所顧慮，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我和〈語絲〉的始終》）。正是在“排擊”“有害於新的舊物”和“催促新的產生”這一點上，魏中天與以魯迅為代表的“語絲派”同一步調。
魏中天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與他的生活經歷有關。他從小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對貧苦農民深為同情，他自己的家庭也因土豪劣紳的盤剝而幾近破產，由此而生出反抗的思想。1926年中學畢業後，他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科，半年後返回家鄉廣東五華參加農民暴動，擔任區農會赤衛隊小隊長，向地主、惡霸進行堅決的鬥爭。後來，農民暴動遭到地主武裝的血腥鎮壓，他受到通緝，累及家裡僅存的房屋也被燒毀，於是逃到上海，在中華藝術大學半工半讀。中華藝大是一所革命的學校，教員中有鄧初民、李初梨、沈端先（夏衍）、黃藥眠、馮乃超、鄭伯奇等，同學中有林烈（林默涵）、任白戈、王瑩、陳波兒、謝冰瑩、楊纖如、朱曼生（朱光）等，這些人後來多數成為左聯盟員。魏中天雖然沒有參加左聯，但當時的許多革命活動，如組織反帝示威遊行、協助紗廠和電車工人罷工以及飛行集會、寫標語、發傳單等等，他都是積極的參與者。在此期間，他又發起成立“青年文友社”，出版《文友》半月刊，參加的社員達百人之多。可惜這個刊物只出版了兩期，便因刊登了江西蘇維埃政府的報導和蘇區鈔票式樣而被反動當局查禁，他本人也因此而被捕入獄。但他在獄中仍意氣踔厲，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各項鬥爭活動他都踴躍參加。出獄以後，又奮筆撰寫了近三萬字的長篇散記《獄中生活》，交由嚴諤聲主編的上海《新聞報・茶話》連載六十餘期。嗣後，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學習，又寫了18篇東瀛散記寄給上海《申報・自由談》連載。此外，在30年代上海出版的《芒種》、《新時代》、《文飯小品》、《紅葉周刊》等刊物，他都有小說或散文隨筆發表。他還出版過《污泥集》、《回顧集》、《論生活的態度》、《皇親國戚及其他》、《盛世才如何統治新疆》、《晚晴拾拙》、《魏中天文選》等著作，唯有那本由他創辦並主編的《文友》雜誌如今已無處尋覓了。
作為一個時代的弄潮兒，魏中天的人生歷程頗多浮沉曲折。他曾參加在福建成立的以“反蔣抗日”為宗旨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也曾在廣東編輯宣傳抗日救國的《廣東民眾》、《新華南》等刊物。40年代在新疆，他與許多進步人士一道被盛世才關進監獄備受折磨。50年代“反右”時，又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無妄之災。直至十年浩劫結束，他才重獲解放，出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和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為祖國的統一和富強奔走效力。其中，由他主編出刊十期、發表數百位海內外中華各界名流回憶母愛文章的《我的母親》叢刊，便是作為一位老作家為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偶爾讀到關於新聞界前輩、以“小記者”聞名的嚴諤聲熱心幫助青年學子的事跡，稱他在上海“孤島”時期曾通過報社舉辦十一屆清寒學生貸學金，最多一次領貸學金的學生達八千人之多，不禁油然而生敬意。由此想起我幾年前在廣州聽老作家魏中天談過的嚴諤聲對他施以救助的往事，那也是非常感人的。
魏中天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文學系半工半讀。其時，為追求繆斯女神，也為了賺一點貼補生活的費用，他經常寫些散文隨筆，以阿魏的筆名向上海《新聞報》副刊投稿，由此認識了筆名“小記者”馳名中外的大記者、《新聞報》主筆兼副刊《茶話》主編嚴諤聲。嚴諤聲對這位來自廣東的文學青年頗為賞識，來稿必用。時間一長，在魏中天心目中，嚴諤聲就像自己的長輩一樣親切。
從藝大畢業後，魏中天面臨就業的難題。他在上海無親無故，要想找工作自然十分困難，於是就跑去向嚴諤聲求助。嚴諤聲對他真是愛惜備至，二話不說，就把他留在由自己創辦並擔任社長的新聲通訊社工作。可年輕的魏中天心氣很高，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業，對通訊社的工作沒有多大興趣。嚴諤聲於是又把他介紹到上海總商會。其時嚴諤聲正在總商會擔任秘書長，有一些實權，可以讓魏中天解決吃飯和住宿的燃眉之急。
那時，上海的左翼文學運動正如火如荼，進步青年組織的文學社團也像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受此影響，1932年6月，魏中天聯絡一些文學青年也創辦了一個文學團體青年文友社。本著“幫助現代青年取得正當文藝讀物，使一般新進文學者得以發表作品，及從聯絡同志間相互感情，而收交換智識提高文學趣味之效”（見魏中天《獄中生活》，載1933年7月3日上海《新聞報・茶話》）的宗旨，魏中天主編出版了《文友》半月刊，還籌劃著名編印文藝小叢書。嚴諤聲知道後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先是在自己編的《新聞報》上刊發了青年文友社的成立宣言，接著又為《文友》半月刊題寫了刊名。
不料《文友》雜誌出版到第二期便遇到了麻煩。有一天，魏中天看到英文報紙《中國論壇》上刊有關於江西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報導，很感興趣，便將該文以及文章所附的一元和五元兩張鈔票樣式轉載在《文友》第二期上。刊物由此遭到反動當局的查禁，他和陶中?兩人也被戴上手銬，鋃鐺入獄，前後關押了五十多天。本來這樣的事涉所謂“危害民國”的“共黨案”，不但會遭到刑訊折磨，判決結果不被槍斃也是二十年徒刑。但嚴諤聲為刊物的題字，就使他免遭了電刑之苦。在法院判決之前，他又寫信向嚴諤聲求救。嚴諤聲也掛念他的處境，接到他從獄中寄出的信後，馬上請總商會會長王曉籟寫了一份擔保書寄給他。據魏中天出獄後發表的長篇回憶錄《獄中生活》記載，擔保書上這樣寫道：
魏君中天因刊物嫌疑被捕。查魏君平日確無越軌行動，請查明釋放。
憑著王曉籟的這份擔保書，魏中天的案子便化大為小，草草了事。最後，法院判決：只要交納違反出版法之罰款120元（因《文友》出版前未向政府當局登記）便可無罪釋放。可是，魏中天一介貧窮書生，吃飯尚成問題，哪裡付得出這筆罰款呢？不得已之下，他再次寫信向嚴諤聲求助，嚴諤聲毫不含糊，再次慷慨解囊，把魏中天救出了牢獄。
魏中天對嚴諤聲救他於危難之中極為感激，很想對他有所報答，可是他身無分文，生活困窘，連嚴諤聲代他墊付的罰款都無力償還，又能做些什麼呢？但嚴諤聲並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給他以幫助，經常五元、五元地借給他。據陳明遠《文化人與錢》一書記載，那時上海一號秈米每斤五至六分，鮮豬肉每斤二角八分左右，可見五元不是一筆小數。嚴諤聲還鼓勵他繼續寫作，在他主編的《新聞報》副刊上，仍然不吝篇幅地發表了魏中天的許多文章，如《從獄中回來》、《從〈文友〉停刊說到我自己》等。特別是那篇三萬字的散記《獄中生活》，從1933年7月3日至9月22日，在《新聞報・茶話》上連載62期，嚴諤聲對魏中天的器重和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魏中天離開上海去福建參加李濟深等人領導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這場以反蔣抗日為旗幟的“閩變”失敗後，魏中天逃回上海，受到國民黨暗探的監視，於是便想去日本留學。他從在日文友俞念遠來信中得知赴日路需二十九元六角，就去找嚴諤聲。嚴諤聲當即拿出三十元給他。在他這一人生的重大轉折關口，嚴又一次提供了幫助，使他順利地逃到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研究院，開始新的人生。
時過幾十年，魏中天對嚴諤聲的多次救助念念不忘，記憶猶新。他對我說，他與嚴諤聲的相識僅僅由於投稿，但嚴諤聲給予他的卻是如師如父的關懷和愛護，不單在人生重大關口對他的幫助不遺餘力，就是平時向他五元、五元地借錢救急也從不拒絕。其實嚴諤聲明知孤苦無依的魏中天未必有償還的能力，但他仍然有求必應，照借不誤。他對魏中天如此關愛，並不圖任何回報，只是希望他能隨時代而前進，做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這正是嚴諤聲的崇高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