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乃同，江西都昌人，出生於1913年。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歷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及研究員，紐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研究員，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貿易部中國國際經濟所所長及研究員等職。現為南開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兼
職研究員。在國際經濟及對外貿易方面，高先生已是有成就的學者，著譯頗為豐碩。然而，1979年他卻放棄自己的專業而全力以赴地轉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箇中緣由，亦只有高先生自知。
1929年秋天，高平叔陪同叔父高耀堂去看望蔡先生，時年高方16歲，且是一名中學生，而蔡氏已年高62歲，這位德高望重的學界泰斗，對待年少的中學生竟很謙恭有禮；而他卻初生牛犢不畏虎，在蔡氏面前敢於就當時的文化與教育放膽地發表自己的見解，蔡先生不僅不反感，反而聽得十分認真。就這樣，高平叔開始了與蔡先生的接觸，逐漸走近了解、認識和研究起蔡元培的經歷及其業績來。1935年，蔡先生提出讓高平叔為他蒐集和編輯一部《文存》。
對於此事的起因，高先生曾這樣深情地回憶道：“那是1935年8月5日以後的幾天裡，我陪蔡先生在上海兆豐公園（現為中山公園）散步，由他口述‘五四’以後的經歷，我記錄，然後整理出一個初稿。不久，‘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了，我長期流徙後方各地，衣物、稿件散失殆盡，因而《蔡元培文存》的編印和《蔡元培傳》的撰寫工作不得不中途停頓。一直到1943年，重慶各界紀念蔡先生逝世三周年，我才趕寫出一本《蔡元培先生傳略》，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從那以後，我無時不想到蔡先生生前的囑託，無時不為《文存》的流產感到遺憾。但是多年來，我奔波於國內外，生活動盪無常，材料不易集中，使得我無從著手。”
“1979年春，……到北京後，全國政協特於1979年5月17日召開‘徵集蔡元培史料座談會’，到會者，除胡、吳、王、徐、無忌和我而外，尚有錢昌照、何思源、錢端升、陳翰笙、顧頡剛、李平衡、戴伯韜諸老。……他們一致勸我放下經濟專業，集中時間和精力，完成蔡先生1935年的囑託。” 高平叔的一言承諾，決定了他一生的經歷，而且做到了義無反顧，
無私奉獻的地步。正如一位學者所評價的，“他這一生，幾乎皆為蔡先生奉獻，這樣執著的‘傻人’，真是舉世難找第二人！蔡先生何其有幸，在晚年獲得這樣一位知己！”（陶英惠，歷史學家。見台灣《傳記文學》1995年7月）
十年磨一劍
高平叔先生於1979年重新進入蔡元培研究時，已經年近七旬，首先從編輯《蔡元培全集》開始，到1989年由中華書局推出七卷本的“全集”時，高先生已快到八旬了。“全集”約三百多萬字，收錄遺著二千六百餘件，據說在編輯“全集”和編撰“年譜長編”過程中，高先生又發現蔡先生佚文五百多篇，這樣又為“全集”續編補遺擴充了文獻史料，是為喜訊也。
高先生為編“全集”可謂是“十年磨一劍”，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在“全集”蒐集資料過程中，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紹興、廈門、福州、濟南、西安、長沙、廣州、香港、東京、紐約、巴黎等地的朋友幾乎都調動了起來給予支援；在各地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文史館以及蔡元培親朋好友間展開了近乎地毯式的搜檢；而以上的工作，均由高先生親作謀劃與指揮，他本人也親歷其事，僅在上海華山路蔡元培故居，一蹲就是半年多時間。為整理和抄錄蔡先生全部日記，對於存放的40多個箱篋，他都親手搬上搬下，一紙一字地閱讀。在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時，正值酷夏，南京之酷暑猶如“大火爐”烘烤，然而高先生卻在館內剔抉爬梳了一整個夏天。作為一位年高的長者，其經久耐勞的精神給周圍的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當資料蒐集到後，又以數年時間以每日投入十數個小時的辛勞，考辨真偽，校勘疏漏，識別錯、衍、異、古字，勘定寫作時間，比較不同
版本，編排時間順序，謄抄為簡化字型，其繁瑣具體程度，其文字數量巨大，實令無毅力無韌性的人望而卻步。經過高先生十年的堅韌不拔的努力首次完成了這部具有權威性的《蔡元培全集》，深得海內外學術文化界的讚譽。
高先生在編輯“全集”的同時，又產生了編一套分專題的《蔡元培選集》的願望，按學科分為教育、美育、哲學、史學、政治、語言文學、科學技術等專題，獨立成集，分別由幾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要這樣另編，主要考慮到“全集”按時間順序混合編排，不便於專業學者使用，又難於在短期內面世，為此“全集”與“選集”縱橫兼顧，頗可佳惠學術文化界的不同需要，於是有此舉。
十五個寒暑
高平叔先生在著手編輯《蔡元培全集》時，也著手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長編》分上、中、下三冊，三冊總計180萬字以上，是目前最詳盡而精審的一部有關蔡先生生平及相關史事的巨著。
這部“年譜長編”，較之1980年所出“年譜”（簡編），在數量上增加篇幅不下十七倍以上，在內容上所擴充之重要史實比原來規模也大大豐富了，無論是蔡先生的日記、書札、函電，還是與蔡先生有交往的重要人物之史料，在“年譜長編”中均有大量的輯入；關涉蔡先生教育主張和教育思想的文獻更注重詳盡的編摘和闡發。
關於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的關係，高先生不僅在“年譜長編”中有重點突出性記載，而且撰寫有長文專論蔡先生在北京大學的實踐貢獻及其時代性的影響。他著重指出，蔡先生深受19世紀初期柏林大學的創建者馮波特和那個時代的影響，並結合中國當時的現狀，主張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
拼力十四卷
高平叔先生在先後操作《蔡元培全集》、《蔡元培年譜長編》等大型項目期間，又產生重編《蔡元培文集》繁體字印行的念頭，於是與台灣學者陶英惠先生在1989年1月開始了注釋本十四卷“文集”的合作項目，即將原七卷“全集”和九卷“選集”，另編一套注釋本十四卷的“文集”。這部“文集”，由高平叔任主編，副主編為蕭超然、陶英惠，經過七年多的高先生所說的“拼力”和陶先生等在台的多方斡旋，終於面世。這部“文集”實際上是“全集”，其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彌補了本文前邊提到的遺憾，首次公布了蔡先生日記二卷。這樣，這部“文集”成為迄今為止有關蔡元培遺著的最為完備、最負責任的一次整理。
高先生自稱為完成這部“文集”是“拼力十四卷”，可見其投入精力之巨大了。他除負責主編外，還具體承擔了其中書信、自傳、日記等六卷的注釋文字，其工作量之重、難度之高，對一個老邁之軀講，也實在有如竭盡全力的拼搏了。在這期間，老人曾有病在身，仍然躺在床上口述；老伴病重以至離世，其中艱難辛酸確難以為外人道，也不能不說是拼著老命在奉獻了。
可告慰於蔡先生英靈的是，這部十四卷的“文集”竟在海峽兩岸學術界、出版界達成了一致共識，這在政治派別對立、價值觀念多元的20世紀的中國，恐怕除了國父孫中山外，就是教育之父蔡元培可獲得這項殊榮了，這也正好是對高平叔先生六十年來一直為實現蔡元培先生重託的最高褒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