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天驤出生於金末亂世，成長於蒙古國初占關中之時，長大後所能見到的長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已經“兵火相焚盪，宮闕古蹟，十亡其九，僅有存者，荒台廢苑，壞址頹坦。”好在“兵後關中前進士碩儒故老，猶存百人，為士林義契耆年，文會講道之暇，遠遊樊川、韋杜，近則雁塔、龍池，其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或誦詩文，仆每從行，故得耳聞目睹，每有闕疑，再三請問。”作為世家子弟，駱天驤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耳濡目染，對長安地區遺蹤故跡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營司大使趙炳，曾請駱天驤陪同遍訪周秦當唐故宮廢苑。這一切都為他日後編纂《類編長安志》打下了基礎。
在《類編長安志》之前，關於古城長安的志書，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長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錄》十卷，當時駱天驤深感兵火之餘，長安古蹟已“難以詰問，故老相傳，名皆訛舛”，而已有的舊志“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於是決心編寫一部新志，以使“覽之者不勞登涉，長安事跡，如在目前”。他採用的是近乎類書的騙纂方法，“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類聚，並秦中古今碑刻，名賢詩文，長安景題，及鴻儒故老傳授，增添數百餘事，裒為一集，析為十卷，目之曰類編長安志”。這就使他的新志在體例上與宋敏求《長安志》這樣的地誌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討論它們孰優孰劣，也不必計較駱氏新志對宋氏舊志的增刪是否得當，對我們後人來說，它們都是先輩留下的珍貴文獻，在許多方面是可以互補的。尤其是《類編長安志》增補了不少金元時期有價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對長安地區碑刻和當時碑林藏石的著錄，為我們今天研究碑林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