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學研究
馮爾康馮爾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清史、中國社會史暨史料學的教學與研究。研究狀況、成果及歷史認識論概要如次。清史領域進行了五個方面的研討。一是政治史及人物傳記，撰著《雍正傳》（1985），系我國大陸學者第一部較系統地論述雍正帝及其王朝的政治改革與歷史地位，兼述清代歷史分期。二是清代社會史，有專書三部：論文集《顧真齋文叢》（《清代社會群體史論》，2003），為清代社會經濟史、社會史方面的論文匯集，所收《清代地主層級結構及經營方式述論》、《清代的婚姻制度與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論》等文，均較全面地開展地主、婚姻、婦女史的論述；《清人社會生活》（合著，主要作者和設計者，1989），20世紀下半葉第一部斷代社會史之作，探索寫作斷代社會史的結構和方法；《清人生活漫步》（1999，《生活在清朝的人們》2005）。三是宗族史，著有《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2005），除了講述清代家族史，還討論20世紀的近當代家族的走向。四是文化史，發表《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紅樓夢>》（1974）、《曹雪芹和<紅樓夢>》（1986）兩個小冊子，《清世宗的<悅心集>與曹雪芹的“好了歌”》（1988）等文。五是清史史料學研究，前後作有《清史史料學初稿》（1986）、《清史史料學》（1993）、《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2000），皆系較全面、較系統的研討斷代史史料學專著。
中國社會史研究
中國社會史研究是新時期倡導、推動社會史研究者之一，認為社會史是歷史學的一門專史，屬於交叉學科研究，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的聯繫橋樑，此種研究給予歷史學以新的活力，促使史學功能從政治向社會文化方面轉化。著有《中國社會史概論》（2004），著重理論探討，並提出關於社會史史料的新概念和蒐集方法。主編並撰寫《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1988），在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初期起過積極作用。
中國通史研究。系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專題通貫研究，主要在三個領域：（1）中國社會結構史。主編並主撰《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1994），在長達近20萬字的緒論中，概括中國古代至近代前期的社會結構模式及其變化，同時寫出探討文章《社會結構理論與中國社會結構史研究》（1994）論文。在社會結構中特別關注古代農民與地主的歷史，著文《關於中國封建時代自耕農的若干考察》（1989）、《中國古代農民的構成及其變化》（1998），認為自耕農在相當長的歷史中是農民的主體，而農民包括自耕農、佃農和平民地主，不贊成籠統地說封建社會的矛盾是農民和地主構成的，強調自耕農與國家的關係。（2）中國宗族通史的清理，寫作《中國古代的宗族和祠堂》（1996）；主持並寫作《中國宗族社會》（1994），將中國宗族史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即先秦的貴族、典型宗族制，中古的士族宗族制，宋元的官僚宗族制，明清的紳衿宗族制，發展趨勢是平民化和民眾化；參與編輯《中國家譜綜合目錄》（1997），為該書寫出長篇序言，論證譜牒的學術價值。近年著有《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2011）是一部涉及中國古代和，近當代宗族史和譜牒學的論文集。（3）文化史研究，也有三方面：倫理修養，作《砥礪篇》（中華文化集粹叢書之一，1991）；論中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強調國家、政府、民人三者間互有義務的關係，寫有《論歷史上愛國思想的發展與實踐》（1996）、《關於歷史課的愛國主義教育》（2002）等文；論傳統文化遺產問題，作《略論當代中華文化建設與資源利用》（2003）、《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當代意義》（2003）等文。
歷史論貢獻
對歷史認識論，主張歷史學是“說故事”的陳述史事學問，重視時（時間）、空（地點）、人（人物）、事（情節、制度）和環境（自然環境及社會人文環境）五個要素，以此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就此寫有《“說故事”的歷史學與歷史知識大眾文化化》（2004）。史學研究理論方面，重視等級理論的運用，因為等級既是制度的規定，又是習慣形成的，貫徹到各個社會層級、各種社會領域，因此用等級制度和觀念觀察歷史，可能對歷史現象解釋得多一些，就此撰文《審視“定論”與等級分析——以關於封建時代農民、地主的理論為例》（1998）。研究法方面，多年從事微觀的實證研究，不過認識到實證研究應提升到理論層次，巨觀研究應向實證研究靠攏，應有實證研究的本事。關於史學研究的社會功能，審時度勢，似乎是從政治功能向社會文化功能轉化，史學工作者要使歷史知識大眾文化化，給人以智慧的啟迪和有益的休閒讀物，為此撰寫《古人社會生活鎖談》（1992，《古人生活剪影》1999，《去古人的庭院散步》2005）、《雍正繼位之謎》（1990）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