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馬正秀遺照今年3月以來，不少媒體紛紛紀念被公眾遺忘40年的聖女王佩英(大中電器董事長張大中的母親)。其實，當時還有一個與王佩英同日殉難的女英雄，她的名字與事跡依舊被人們這個公共社會遺忘著。翻譯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時》中，寫到了她的名字與事跡。她的名字叫馬正秀，被殺害時正值風華正茂的38歲。
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後病了，精神壓力很大，引發了抑鬱症。妻子請戲劇出版社的編輯趙光遠每星期天來陪陪他。趙光遠是重慶人，他與妻子馬正秀從小青梅竹馬。“文革”前，趙光遠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鵓鴿胡同一間簡陋的屋子裡，兩家人的交往過從有十年時間。屠岸夫婦二人對馬正秀的印象很好，覺得她為人純真，善良樸實，是窮人家的女兒。
經歷
1932年出生的馬正秀是幼兒師範畢業的，到北京後做自然博物館的講解員。“文革”時，造反派到處寫打倒誰誰誰，只要是打倒某位領袖和老帥的，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萬歲”。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劉少奇”改為“劉少奇萬歲”。結果於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獄中，要她認罪，她不認。她在獄中受盡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後在公審大會上要她認罪，她不認，造反派的兩個彪形大漢對她拳腳交加，抓著她的頭撞牆，百般折磨她，她還是不認，最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執行。她殉難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然而，悲劇還沒有完結。書中記載，作為丈夫的趙光遠於1969年3月5日跳樓身亡，竟比馬正秀還要先死近十個月。趙光遠的“罪名”是他與華鎣山游擊隊(本來是革命隊伍，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反革命”隊伍)有關，說他的社會關係危險，他本人可疑。趙光遠曾任孟超的劇本《李慧娘》的責任編輯。1961年，戲劇出版社合併到人文社，成為人文社的一個編輯室，孟超任人文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趙光遠在戲劇室當編輯。“文革”開始後，孟超成了大黑幫，被關在牛棚里，造反派讓趙光遠去“看管”他。趙光遠心裡會是什麼滋味，可想而知。趙光遠跳樓自殺的時候，馬正秀正在獄中受刑，趙是在極度不安、惶恐絕望中自殺的。發現
後來，有一位詩人劉嵐山從屠岸口中知道了馬正秀的事跡後，他很積極地訪問了馬正秀的女兒趙秀華，寫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讀一面流淚，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條毛巾擦眼淚，擦乾了又流了出來，伏在床上，淚水浸濕了枕巾，心潮澎湃，無法平靜。屠岸把自己的軟弱同馬正秀的剛強相比，感到慚愧，無地自容!他無法理解馬正秀的抗爭力量從何而來?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她進行殊死的鬥爭，把祖國的命運和重任擔在自己的肩上，最後付出了年輕的生命?應該是對真理的信仰、對真理追求的執著，除了這些，還能有別的什麼解釋呢?屠岸自己有過反思，為什麼不爭?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沒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盪的是馬正秀，她是張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進屠格涅夫“門檻”的女性，是中國的聖女貞德。觀照自己，他認為遠遠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軾先生在“紀念王佩英殉難四十年”會上所講的，那場悲劇，全國六、七億人為之瘋狂，有一半責任在老百姓。屠岸認為，這樣的話，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幫”的罪責就大大減輕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他贊同魯迅的話，對中國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個情況在魯迅時代是這樣，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對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識分子責任應大於工農民眾。
馬正秀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關經歷與事跡的文字顯得更少。有一則資料，是名作家艾蕪在《往事隨想》一書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頭》一文中記述的。原來馬正秀的丈夫趙光遠是艾蕪40年代在重慶“育才學校”的學生，是地下黨員，亦是文學青年，曾在艾老主編的《半月文藝》中發表過作品。新中國成立以後，參加“志願軍”入朝作戰，因病退伍後，是艾蕪幫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後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1968年，工宣隊進駐人民文學出版社，其時趙的妻子馬正秀已經被捕，罪名是貼大字報擁護劉少奇、擁護彭真，又寫出打倒什麼人(估計是材料上所寫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成員)。工宣隊進駐後，趙深感大禍臨門，所以從四樓跳下，自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