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仁鑄

顧仁鑄(1905-1971)字介希，江蘇省江都縣大橋鎮人。幼年家境清寒，讀書勤奮，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攻外國文學。畢業後歷任湖北、江蘇等地中學教師和校長。1938年夏，江蘇省教育廳委派顧仁鑄為第一臨時中學校長。

顧仁鑄受命於危難之際，除一紙任命而外，其它一無所有。唯一能夠依靠的只有十幾位教師而已。首先選定校址在揚屬東台縣第七區溱潼鎮，該鎮四面環水，幾無陸上交通，較少受到日偽的侵擾。鎮上有一所廟宇聖壽寺，作為臨時校舍。最初校名為“江蘇省立溱潼臨時高級中學”。第一次招生，共有高中三個年級各一班。當時溱潼本無中學，因為有了高中，地方人士又自辦了一所初級中學，並請顧仁鑄兼任該校校長。
1939年9月，溱潼臨時高級中學奉命改稱“江蘇省立第一臨時中學”。當年高一招生的時候，除了正常的秋季班外，為了照顧很多失學青年，又招了一個高一春季班。這一時期，各科教師比較齊備，課程設定都符合規定，學校的規章制度、教學秩序都很正常。每天清晨還升旗、吹號。學生還在街頭演活報劇，宣傳抗日。並且還有校歌，歌詞是：“今何時，此何地。立已立人在吾曹。惜陰重分秒，計程較絲毫，百年大業此根苗。勞動，服務，創造，自力更生趁今朝。勞動，服務，創造，自力更生趁今朝。”
1941年初，日偽控制了從南通、海安、泰州直到揚州地帶的交通線，沿線的城鎮又相繼淪陷，溱潼有時也受到侵擾。當年三月，學校決定暫時停課，另謀對策。此時，高三學生只須完成較少課程即可畢業。在此危急關頭，畢業班同學推派代表，請求學校通融辦理，提前發給文憑。顧校長在接見代表時說：“在這敵偽包圍的危難時期，我們已無法正常學習。但是為了對國家負責，學校準備讓高三班的同學單獨去羅村，完成最後學業，一定要經過考試，才能發給文憑。現在情況很危急，我的家人在羅村避難，我願以身家性命和同學們安危與共，為你們的合格畢業而堅持到底。將來你們拿到文憑，任何人都不能提出質疑。”同學們聽了校長大義凜然的講話，無不樂於接受學校的安排。於是教師們帶領高三班學生單獨到羅村授課，經過正式畢業考試合格後才發給畢業證書。這是第三屆的畢業生。其它高二、高一暫時回家，聽候通知。由於上海的英、法租界招生複課，另外新辦了一所江蘇省立聯合中學，原一臨中一部分學生就進了這些學校。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當天就開進租界，整個上海都淪陷敵手。因此，以上各中學又被迫解散，大批青年學生成了驚弓之鳥，四散回鄉。
1941年後，蘇北地區的抗戰形勢十分複雜。敵偽雖然占據了較大的城鎮，但揚州里下河地區尚有一些打中央旗號的游擊隊，東台南鄉一帶有原稅警團的陳泰運部；在海安、曲塘以北還有共產黨領導的“聯抗”部隊。因而敵偽不敢輕易下鄉，大動盪的形勢又得以稍稍安定。於是，1942年3月，一臨中又在東台縣第五區的沙崗梓鎮附近的王家舍複課，雖只辦了一個學期，但第四屆學生即在此畢業，並舉行了一次新生入學考試。大考之後，又因日偽軍的“掃蕩”，學校再遷到溱潼東北的羅村上課。羅村與溱潼之間隔了一個“溱湖”，不易遭受騷擾。這樣，一臨中經過三次聚散遷移，到了羅村之後，總算比較穩定下來。為了避免敵偽注意，校名隱稱“四維補習學社”，與外界通訊，稱“信昌”商號。“四維”二字決非只是“羅村”的“羅”字拆成兩開，實際還另有所謂，《管子·牧民》：“國有四維，……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古人以“四維”為立國之綱，做人之本。學校以此為名，用心良苦。
在羅村的第二年，即1943年3月，日偽軍曾對游擊區又進行一次規模較大的“掃蕩”。幸虧學校事先聽到風聲，即通知師生四處散避，聽候訊息。因為那時人們對鬼子的“掃蕩”有了一些經驗，知道他們不敢在鄉下多停留。日偽軍果然在羅村只一天時間， 即倉皇離去。學校隨後又複課了。當時學校除校長外，還有許崇德、黃應紹、洪為法等十來人，以及少數兼職的臨時教師。可以說，教師已到了最精簡的程度，有時一位老師要教兩門甚至三門課程，待遇都十分菲薄。
一臨中第二次遷到羅村共約三年半的時間。畢業生共有五、六、七三屆。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四維補習學社”奉江蘇省教育廳令，從羅村遷到揚州舊城皇宮，正式對外掛校牌為“江蘇省立第一臨時中學”，校長仍為顧仁鑄。學生除在羅村的舊生外，又招了一班新生。1946年顧校長又奉命前往南通，接收汪偽政權下的南通中學。原一臨中的學生隨之轉入該校，未去南通的學生分別轉入揚州中學、鎮江中學以及其它中學，各聽自願。堅持敵後辦學的江蘇省立第一臨時中學就完成了它光榮的歷史任務。
傳道授業 品學兼重
在國難深重的年代，愛國敬業的顧校長和十多位好老師，一不做漢奸，二不當順民，拋妻別子，跑到農村去宣傳抗日，培育人才，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韓愈的《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臨中的老師們，確實是這么想，也是這么做的。化學老師居小石在他的自述生平中寫道：本人曾赴日本學習，學過些科技知識。同時也由於親身遭遇的體會，提高了思想認識水平。抗戰開始後，隱蔽蘇北，操教書舊業，以堅持敵我界限與民族氣節。遇及老同學顧介希校長，即隨同組建溱中。在國難深重的時期辦學， 當然要有不計辛榮、不怕艱險的忘我精神與堅強意志。同時，這正能發揮“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的作用，促使同學們能儘快地“明辨是非”、“分清敵我”，理解保持民族氣節的偉大意義，把奮發高昂的意志貫注到當前學習與以後效力於正義事業的準備上去，從而造就一批又一批志氣高尚、學識優良的學子， 以後成為獻身於國家民族事業的志士仁人與專家學者。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一臨中當時的辦學宗旨。
這樣明確的辦學宗旨，也確然貫徹到日常教學之中。首先是顧校長處處以身作則。他不但是行政領導，而且是主要英語教師，常常教高二、高三兩班。自編教材，緊扣時代脈搏，很多選自上海的《密勒斯評論報》，如《國際縱隊》(Internationa1Brigade)、英譯《日寇轟炸重慶紀實》和毛澤東的《抗戰必勝》等。同學們至今都記得Volunteer(志願軍)、Fasciest(法西斯)、refugee(難民)等剛產生不久的英語新詞。其它如林肯《葛底斯堡宣言》、Patrick Henry演說詞《不自由，吾寧死》等世界名篇也都是必讀的教材。
語文課更是傳播愛國思想的主要陣地。那時的高中通常不教白話文，但是為了形勢的需要，顧校長與大家研究，讓學生選讀一些“時文”。如抗戰初期宋慶齡的《勖中國男兒》、報紙社論《駁日本外相近衛文摩東亞共榮論》等等，例不勝舉。即使古文，也是歷代具有愛祖國、愛民族的篇章，如史可法《復多爾袞書》、鄭思肖《一是居士傳》等，都是古為今用。
陳源遠老師一人包教史地兩門課程，不但沒有課本，連油印講義也沒有，只有幾張講授提綱，學生當堂筆記。他常常能把古今中外史、地揉合一體，縱論時事，宣傳抗日，是同學們很愛聽的課程。即使是自然科學，老師們也隨時可插入政治思想內容。如居小石老師講“原子序”的時候，特別介紹這是英國青年物理學家莫斯萊在1913年發現的，當時他只有26歲。不久即去服兵役，走上反對德國侵略的戰場，最後光榮獻身了。學生聽了無不為之感動。
1944年7月第六屆學生畢業的時候，還舉行一次簡單的聚餐。席上，張鳴春獻詩一首：“慷慨請纓入山巴，猿叫三聲客鬃花。記取石城無漢幟，綠窗人老莫還家！”詩剛讀完，顧校長隨即起立，振臂高呼：“抗戰到底！收復國土！”全體師生均起立鼓掌，情緒十分激昂！
一臨中是國難時期的一所特殊學校。在傳愛國主義之“道”的同時，在學業上的嚴格要求，與平時的省立中學毫不遜色。比如國文課、英文課，很多課文都是要在課堂上背誦的。國文課每周作文，英文課間周作文，有時還要在課堂上限時作文。英文作文高一可看參考書，可查字典；高二不準看參考書，但可查字典；高三則兩項都不允許。高一、高二，老師基本上用中文講解，高三則以英語講解為主。理科方面大都是美國課本，而且有些是原文。高三年級根據志願，除必修的基本課程外，還進行文理分科，加授額外的課程。文科加授“國學常識”，還有英語選讀，大都是西方文學名著。理科則另加高等化學和高等物理。所有的課程都有嚴格的考查和考試，不但國文、英文課要背誦，有時連化學、物理的定義和定理也要背，每一堂課都有幾分鐘檢查背誦，教出來的學生卻是“真材實料”。
簞食瓢飲 弦歌不輟
一臨中從物質條件方面來說，是一無所有。房屋、桌凳都是借來的。經費就是靠學生繳的一點學費，那時都是以大米計算的。每個學生每學期大約三、四百斤大米，不夠養家活口。校長、教師和學生一樣過著最簡樸的生活。三五成群，租用民房住宿。吃飯是八人一桌，包在做小生意的人家，每月的標準是三斗米，常常“三月不知肉味”。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不但沒有人叫苦，而且都豪情滿懷，勤奮有加。因為大家都覺得困難是暫時的，抗戰必勝，光明即將來臨。只要有書可讀，都應珍惜時光。因此那時的學生都有很高的自覺性，不用老師費心煩神。除了上課，不是背書，就是做作業。小巷裡、田塍上都常聽到書聲琅琅，晚上幾個人圍坐一桌，桌上一燈如豆。有時連煤油都買不到，點的是豆油或蠟燭，作業紙都是灰色的，用蘸水筆甚至鉛筆寫。這樣的學習條件在今天的青年看來，恐怕是不可思議的。“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是孔夫子讚美他的高足顏回的話，那時的學生，好像都成了顏回。然而，這裡正培育著不少未來的專家學者，為了祖國的建設事業，磨礪以須！
一臨中物質條件極差，之所以能始終堅持辦學，首先靠的是顧仁鑄校長的愛國精神和人格力量，團結了十幾位名師。他們以自身的行動為學生作表率，因而才能在艱難困境中培養出高徒。
名師出高徒 桃李竟芬芳
在一臨中辦學八年中，先後擔任專職、兼職或臨時代課的教師大約30人。但始終或長期堅持到最後勝利的只有十人左右，絕大多數是過去江蘇各省中的著名教師，乃至作家、學者。解放以後他們大都成了高等學校的教師，有些還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如深受學生愛戴的居小石先生，抗戰前曾留學日本，解放前即在上海醫學院等高校任校，教中學是大材小用。解放後又在重慶醫大等高校任教，並成為共產黨員，當選過幾屆四川省人大代表，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黃應韶老師上幾何課不帶規尺，能隨手畫圓，甚至能畫“九點共圓”；三位乘三位的算式，能不假思索立即寫出得數。黃老師解放後任揚州蘇北師專（後改揚州師院）數學科副主任、揚州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之一。許崇德老師上大代數課時，從不帶書本，全部教材都在記憶中，聽過他課的學生無不十分驚嘆！語文教師馬廣才三十年代即蜚聲南洋文壇，著有《太平洋的暖流》、《香蕉皮》等小說集多種，在教學的同時又兼辦“前線日報”。羅村時期的洪為法，“五四”時期即是郭沫若等創辦的“創造社”後期骨幹，善長新舊文學、著作等。趙繩孫三十年代畢業於中央大學中文系，擅長古典詩文。洪、趙二位，解放後都在揚州師院任教，並分別兼任科系副主任。
一臨中共辦學八年，最後學成畢業的約三百人。他們後來大都升入著名高等學校，有人說：“一臨中出來的學生考大學，幾乎是百發百中。”他們中湧現了許多學界精英、社會名流、國家棟樑之材。錢維襄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哲學教授。陸衛平留美獲密西根大學醫學碩士、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幾所著名大學的教授，與楊振寧、何炳棣等為全美華人協會的發起人，為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爭取在美華人權利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解放後歸國訪問時，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朱啟泰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獲碩士學位，曾任美波音航空公司工程經理，並主持767和747兩種飛機電子線路設計。蔣宗轅曾任澳洲布里斯班工藝學院電子工程教授，在當地創辦華文學校多所，被評為澳州華人的傑出代表，國內《參考訊息》曾有專文介紹。楊子寧留學蘇聯，獲金屬物理副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上海鋼鐵研究所副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和第二冶金專科學校教授、校長等職。北京有個“一臨中校友聯誼小組”，約20人左右，全部是著名的專家學者，如：首都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朱立人、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謝孝苹、清華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研究員朱成功。中科院研究員田千里，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負責東方紅一號、二號衛生結構動強度試驗和研究，取得成績並多次獲獎，在國內外發表論文50餘篇。當年的劉同學，後來成為醫學專家，曾任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長、同仁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博士生導師。朱啟華曾任本溪鋼鐵公司設計院副院長、總工程師，是我國大型建築物整體平移專家，中央電視台曾有專題錄像播報......。抗戰中堅持辦學的“一臨中”，可謂是人才輩出，桃李芬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