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吳雅思 1981年生，湖北武漢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英語高級翻譯。現任職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中西倫理思想比較。2012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一項。曾在CSSCI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參與了多部學術著作、教材的撰寫和多項國家、省部級課題的研究工作。
簡要目錄
目錄
導論
第一章時代背景及學派特色
第一節顏李學派產生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顏李學派的理論特色
第二章人性一元論——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
第一節“氣質性善論”的源流
第二節顏李學派人性論的內容
第三節顏李學派人性論價值評價
第三章“正誼謀利，明道計功”——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
價值取向
第一節“義利”問題的產生與演變
第二節“正誼謀利，明道計功”的義利觀
第三節顏李學派義利觀的價值
第四章“習行”——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修養方式
第一節理想人格的由來及界定
第二節“習行”：理想人格的培養方式
第三節“習行”之意義
第五章經世致用——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旨歸
第一節經世致用思想的歷史回顧與明清之際的現狀
第二節經世致用思想的主體內容
第三節經世致用理論的價值評價
第六章命運興衰——從與亞當·斯密的比較看
第一節比較視野下的倫理基礎理論
第二節“經世致用”與“富國裕民”：構建理想社會的
思想體系
第三節思想理論命運迥異的分析及其啟示
第七章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時代生命力
第一節顏李學派倫理思想在20世紀的生命力
第二節顏李學派倫理思想在當今中國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索引
書摘
明清之際，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充斥著嚴重的矛盾。這些矛盾衝突是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產生的學術土壤，造就了其思想的實踐特性。
在政治上，農民起義伴隨著民族紛爭，社會處於改朝換代的動盪之中。其中，土地問題一直困擾著明清兩朝統治者。明末急劇的土地兼併帶來嚴重的社會惡果，農民起義在全國範圍內此起彼伏，致使明王朝政權風雨飄搖。同樣，在清初時期，土地兼併也達到令人咋舌的嚴重程度，影響了社會正常的農業生產。這些矛盾不斷升級，致使思想家們開始質疑宋明理學的官學地位，希望能夠改變社會現狀，這促進了經世思想的發展。
在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在封建經濟的母體中生長。新興市民階層的出現為國家帶來了強大的經濟推動力，商品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商業的規模、商人的活動範圍和商業資本的積累，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水平。”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7頁，北京，中華書局，2007。然而封建經濟體系仍然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新興市民階層尋求自身利益的呼聲不斷高漲。這一狀況反映在思想領域，特別是在義利觀方面，就是肯定利益，注重實效理念的出現，並促進了實學中致用思想的形成。
在思想上，西學的傳入為當時的思想領域增添了新的學術力量，拓展了國人關於自然科學的新視野。實學思想家們將學術研究的範圍擴展到了自然、天文、地理、兵革、醫學等方面。並且，長期重農抑商的傳統得到改善，工商與農業並重的新觀念得以傳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實學思想家們飽含著對民族、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意識，開始對宋明理學進行反思批判，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
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以反宋明理學為己任，顏李學派是其中最徹底的一支。該派對於宋明理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駁程朱理學的倫理思想上。這一學派倫理思想主要以人性一元論為理論基礎，主張人性無惡的觀點，闡述了“正誼謀利，明道計功”的社會價值取向，並以具有實踐精神的“習行”作為人才培養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始終以“經世致用”作為學派倫理思想的旨歸，其理論具有極強的社會指導作用。
顏李學派代表人物有學派創立者顏元，弟子李塨、王源以及再傳弟子程廷祚等人。其中以顏元和李塨為主要代表，因此取此二人姓氏，稱為顏李學派。顏元弟子們的思想各有獨特魅力，並承襲了顏元的人性一元論，認可人性為善的“氣質之性”，主張“正誼謀利，明道計功”的義利觀以及“經世致用”的理論目標，使該學派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現今所存學派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存性編》、《存學編》、《存治編》、《存人編》、《顏習齋先生言行錄》、《顏習齋先生年譜》、《顏習齋先生辟異錄》、《朱子語類評》、《習齋記余》、《恕谷先生年譜》、《大學辨業》、《瘳忘編》、《恕谷後集》、《平書訂》、《擬太平策》、《兵論》、《前籌一得錄》、《兵法要略》、《讀書通易》、《禮樂論》、《居業堂文集》、《青溪文集》等。
簡要介紹一下顏李學派的四位代表人物。
顏元，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清直隸博野人，生於明崇禎八年（1635），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其主張“習行”理念，並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習齋”，後世多稱其為“習齋先生”。顏元一生飽嘗生活艱難。他的父親顏昶，是河北蠡縣劉村朱九祚的養子，後改名朱昶。在顏元3歲的時候，由於清兵入關，父親被擄，母親也因此改嫁。在顏元幼年及少年時期，朱家尚屬殷實人家。但後來因訴訟導致家道中落，顏元也因此在20歲左右開始了耕地勞作行醫的生活。顏元在39歲養祖父過世後，才回歸博野本宗。清朝初年，由於三藩之亂，他在51歲時出關尋父，56歲時一度到達河南，62歲時到肥鄉親設漳南書院。除此之外，顏元一生都在河北家鄉度過，鮮有外出。顏元交往的名士有刁包（蒙吉）和王余佑（介祺），他還同孫奇逢（夏峰）、李顒（二曲）、陸世儀（桴亭）通過信，但都未謀面。
顏元一生的學術思想經歷過多次變化。最先顏元學習陸王心學，之後轉好程朱理學，後又放棄程朱思想，反對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最終自成一家。此後顏元在人性論上，發展了孟子的性善論，主張“理氣合一”，倡導“氣質”一元論，認為“氣質”無惡，“惡由引蔽習染”；在義利觀上，顏元反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提出了“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清）顏元著，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集》，16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此句在後來的倫理思想史上亦被表述為“正誼謀利，明道計功”。的義利觀，在中國古代義利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修養論上，顏元重視實踐的意義，提出“習行”的修養方式，著力培養聖賢人才。並且，顏元還在其《存治編》中分九個方面論述了如何進行社會改革，實現經世致用。顏元的倫理思想，針對當時的社會時弊，以強國濟民、經世致用為最終目的。顏元晚年曾主持漳南書院，傳授並實踐其學說理論。眾弟子中顏元最為得意者當推李塨。
李塨，字剛主，號恕谷，直隸蠡縣曹家蕞人，生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卒於清雍正十一年（1733）。他是顏元倫理思想學說最有力的倡導者和傳播者。李塨一生經歷了順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統治，生逢由亂而治的過程，他對顏元強國濟民、經世致用的理想甚為推崇，是顏李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同其老師顏元一樣，李塨也有感於明亡的教訓，認為是程朱理學的空疏導致了“兵專而弱”，人才無用的結果。
在哲學方面，他繼續堅持顏元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觀念，明確提出“理氣不二”的論斷。在認識論上，李塨繼承了顏元有關認識論的主張，堅持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並進一步發展了其“習行”觀點：顏元主張習行，反對死讀書；李塨在此基礎上提出只重讀書或者只重實踐都是片面的，書中的理論和實踐的經驗皆不可缺少。在道德修養上，李塨和顏元一樣，極力反對程朱理學所提倡的“玄談靜坐”式的教育方法。李塨提出，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經邦濟世的人才，為此沿襲顏元的教育內容，制定了具體的學習內容和選士制度，反對八股取士，他將顏元的教育思想和學院授課擴展到政治實踐領域。另外，李塨在政治倫理、經濟倫理方面的主張也受到顏元思想，特別是顏元主張發展商業的思想的影響。因此，李塨秉持重農不抑商的觀念，主張改革土地制度，給予商人一定的社會地位。
值得說明的是，顏元的思想能夠在當時得到廣泛傳播，與李塨密切相關。李塨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赴京參加鄉試、兩次南下浙江交遊以及晚年至陝西輔政之時，都極力傳播顏元思想，使顏元思想走出了中原地域，在中國南北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李塨的門人所著的《李塨年譜》中可以看到，李塨不僅傳播了顏元的思想，還將之改進發展：“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次模範，以為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為者，則豁然悟，崛然起矣。”（清）馮辰、劉調贊撰，陳祖武點校：《李塨年譜》，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
王源，字昆繩，別字或庵，清順天府大興人，生於順治五年（1648），卒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為顏元門下的第二大弟子，王源也極力反對空疏的程朱理學，甚至以儒者這個稱呼為恥。
在哲學上，王源是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認可世界的物質性，提出運動無盡頭。因此王源反對迷信，主張無神論。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他提出人應該遵循自然，但同時也需要發揮人的作用去改造自然，否則就不能夠成為人。王源倫理思想最重要的建樹在經濟倫理領域。他明確提出“惟農為有田，士工商皆不得有田”的理論，實質上是對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了變革的要求。在這一點上，其革新精神之強為歷代思想家所不可企及。雖然這一想法有難以實現的時代因素，卻是後來孫中山所倡導的“耕者有其田”理論之源起。同李塨相似，王源也反對“重農抑商”的政策。他主張積極發展經濟，保護工商業，希望改革中央機構，減免賦稅。他提出了一種類似現代所得稅的制度，比歐美國家要早近300年。這一思想是顏李學派經世致用取向最為明顯的體現。王源倫理思想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其軍事思想極大地反映了顏李學派講求實踐習行、經世致用的學術特色。他明確指出，宋明時期的理學主張玄談，鮮有涉及兵武之道，這是最終導致亡國的直接原因之一。他結合經世致用的思想，反對坐談兵戎，提出“自製之道”和“制敵之道”，對於將帥的道德情操以及軍隊賞罰制度有創新性的見解，體現了顏李學派經世致用理論在軍事方面的建樹。
程廷祚，初名默，廷祚為其後所改，字啟生，號綿莊，晚年號青溪居士。他原為徽州人，曾祖父為明朝遺老，曾遷至南京經商，生於康熙三十年（1691），卒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程廷祚是顏李學派的再傳弟子，在22歲左右，因受岳父的影響而傾心顏李學，成為顏李學說的信徒。其後與李塨接觸，往來書信以談學問。
他繼承理氣一元的理論，是顏李學派中最徹底的樸素唯物主義者，並對顏元的有神論進行了修正。程廷祚認為天地是運動辯證的，而生活在其間的人具有獨特的認識能力，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在人性論問題上，程廷祚堅持人性本善，主張氣質之外無性。他擴大了顏李學關於人慾的觀點，將人的需要分成三類，即飲食、男女、生死。與程朱理學不同，程廷祚認為這三類需要並不是罪惡的來源，不會導致人性墮落，相反是人性之善的體現。這一觀點之大膽，體現出程廷祚真情至性的學術態度，為明末清初反對宋明理學的實學思潮增添了力量。程廷祚對程朱理學的批駁同樣體現在道德修養論上。他繼承了顏元、李塨的觀點，援用先秦孔子六藝的內容，贊同“習行”為聖人之道的觀點。程廷祚的學術觀點同樣也對後世產生了影響，對戴震的致知進學思想的影響尤其深厚。
然而，儘管程廷祚在轉信顏李學後，反對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玄虛不實，站在實學角度闡明其觀點，但其在學術生涯的後期，態度卻有所改變。清初的實學思潮並沒有完全取代宋明理學，伴隨著清廷思想控制的加緊和文字獄的興起，宋明理學再度成為官學，顏李學派的境遇開始變得艱難。雍正七年（1729），御史謝濟世因謗程朱而獲罪，李塨門生被誣私藏禁書而家破人亡，程廷祚也險遭株連，這都迫使程廷祚改變了對程朱理學的激進反對態度。大多數說法認為程廷祚在其學術生涯的後期放棄了顏李學說，但是胡適認為程廷祚僅僅是改變了傳播顏李學的方式，並未背棄師門。雖然顏李學派能夠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社會的時弊，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發展需求，但仍然因為清廷的政治取向而漸漸湮沒於歷史中。在程廷祚之後，顏李學派的學說鮮有傳播與發展。
總體來說，顏李學派思想的主旨是經世致用，經邦治國。圍繞於此，顏李學派思想家結合明末清初的時局，認識到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思想的空疏和弊端，將經世致用作為其倫理思想的主體，從“氣質無惡”的人性論基礎出發，遵循“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價值取向，通過“習行”的個人修養方式來培養聖賢人才，最後達到經邦治國的目的。其理論思想在明清之際頗有前瞻性，能夠看到社會的時弊，也順應了經濟發展的需求，卻因為清廷的政治取向而湮沒不傳。滿人入主中原，為了消除統治障礙，清政府推行了文字獄，並且其“西學東源”的自大觀念以及保守的經濟政策，都使得顏李學說的發展在清初時期步履維艱。
但是顏李學派學術思想的先進性沒有被時間磨滅，研究顏李學派的倫理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論意義。
其一，顏李學派的倫理思想具有啟蒙和復興古代儒學的色彩，其“正誼謀利，明道計功”的義利觀，對於打破清初宋明理學的桎梏，為民眾打開理性天窗，具有重要的價值。研究這一思想，對於革除空疏、偽善和唱高調之風，確立正視物質利益、肯定並滿足合理的個人利益，進而保障個體的實際幸福的義利觀，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顏李學派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習行”的修養方式，其理論的實踐性為當世思想家所不及，對後世學者如戴震、章太炎、梁啓超、毛澤東的理論思想以及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政治態度都有著直接的影響。研究顏李學派的“習行”思想，對於建構現代道德實踐理論，使道德培養從玄虛的書本里走到實際社會中去，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顏李學派所倡導的教育方式，體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的觀點，該學派創始人顏元親設的漳南書院可謂是現代教育的雛形。學派在個人修養方面不僅重視個人的道德素質，同時也重視個人的身體素質，如學派代表人物顏元是個武藝高超之人，他將孔子之六藝作為教學內容。這一學派發展體育的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頗為深遠，毛澤東曾於1917年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對顏李學派重視體育的思想表示了深切的敬意。研究顏李學派的教育理念和道德修養理論，對於改進現代教育，特別是改進現代道德教育理論不無裨益。
顏李學派的倫理思想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深入研究頗具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於發揚經世愛國的傳統，增強社會責任感。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旨歸是“經世致用”。這是在總結明王朝國力衰微、國家滅亡的教訓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思想飽含了顏李學派以天下為己任，關心國家興亡和民族命運的情懷，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美好體現。這也是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質。
第二，在建設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將“義”“利”對立就是否定了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就是否定了人性，同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相適應的。顏李學派的義利觀可以為我們提供清醒的參考：該學派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及利益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主張用正確的方式追求合理利益，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可以說，顏李學派的義利觀為如何看待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關係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三，顏李學派的倫理思想重視發展國家經濟，強國富民的主張體現在其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的制度制定之中，這為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強國復興之路提供了理論參考。
第四，顏李學派重視實踐、講求“習行”的倫理思想更是將道德教化同個體的具體生活實踐結合了起來，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的傳統文化淵源之一，對於我們當今社會的發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第五，顏李學派重視教育，為我國科教興國戰略提供了理論反思。顏李學派在德育領域的貢獻在同時代思想家中首屈一指：他們將人才培養同國家命運緊密聯繫起來，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其“習行”的教育理念打破了程朱理學的弊端，具有革新精神。顏李學派的倫理教育體系，其學科的設定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不僅重視傳統德育的教化，還將自然科學及軍事國防等科目納入教育體系之中，是現代學校教育制度的雛形。教育關乎國家命運，在當代，我國更應該繼續推行科教興國的戰略，顏李學派的理論為這一戰略提供了理論參考。
研究顏李學派的倫理思想，勢必要涉及前人對於顏李學派的研究。幾百年來，顏李學派的學術思想研究經歷了三個高潮時期：顏元在世之時，其弟子李塨、王源、程廷祚大力宣揚顏李學派的學術思想，引起學術界和政治界的重視，不少文人權貴轉信顏李學；清末民初，戴望的《顏氏學記》再次掀起顏李學的熱潮，宋恕、章太炎、張之洞、劉師培、梁啓超、康有為、孫寶瑄、李石曾、胡適、錢穆、馮友蘭、毛澤東等人對顏李學派皆推崇有加，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也親自籌備《四存學刊》；新中國成立後，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伴隨著河北省顏李學相關會議的召開，國內學術界又掀起一股研究顏李學派思想的高潮。
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研究的第一個高潮時期伴隨著顏元學術思想傳揚的過程展開。顏元在世的時候，其弟子李塨撰寫的《瘳忘編》、《存治編序》，張文升撰寫的《存治翼編》，郭金成撰寫的《存學編序》等等，都是對顏元思想的繼承與發揚。特別是其弟子李塨，在應邀講學交遊的過程中，將顏元的倫理思想傳揚於大江南北，受到學術界和政界的極大關注。就連當時的清廷也希望能夠聘請李塨為其皇儲講學，將李塨列為太子傅的候選人。雖然當時顏元的思想得到弟子們的傳揚，但是就顏元本人而言，他非常反感著述，一生中也鮮有交遊。即便如此，後人仍然可以從李塨編纂的《顏習齋先生年譜》、鍾錂編纂的《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中了解顏李學派思想的發端。這兩部著述都是在整理顏元《日譜》的基礎上完成的。雖然顏元反對著述，但他仍然保持了記錄“日譜”的習慣。這一習慣從30歲開始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為後世保存、研習其倫理思想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此外，鍾錂編纂了《顏習齋先生辟異錄》，並在李塨修改的基礎上，將顏元本人所著之《習齋記余》加以修訂。另外，根據《日譜》編纂的《四書正誤》以及《朱子語類評》等資料，連同長達40年的日譜記錄，以及顏元生前與學界同人的往來書札，都是研究顏李學派思想的重要資料。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顏元生前，得以刊印的著述只有《存學編》和《三字書》。在其過世後，經過李塨的努力，《存性編》、《存人編》、《存治編》也得以刊印。另外，惲鶴生也在顏李學的傳播過程中發揮了作用。惲鶴生在同李塨交流後，轉信顏李學，使顏李學在南方得以廣泛傳播。可以說，在清初時期，顏李學派的思想研究及其傳播離不開李塨、王源、鍾錂和惲鶴生的努力。這個時期，是實學迅速發展的階段，也是傳播、研究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第一個高潮階段。
顏李學派倫理思想傳播、研究的第二個高潮階段是在清末民初。在第一個高潮時期過後，伴隨著清廷藉助程朱理學擺脫政治困境，與其對立的顏李學派逐漸受到打壓排擠，其間鮮有對顏李學派的推崇與研究，甚至連學派再傳弟子程廷祚也不敢再宣揚顏李學說。到了清朝末期同治年間，戴望編纂《顏氏學記》，宣揚了顏李學派的學術思想，才又逐漸引起學人對顏李學派倫理思想的興趣和重視。顏李學派受到程朱理學排擠的局面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得到改善。1893年，清廷準奏重修《清史·儒林傳》，顏元從“附傳”上升到“專傳”，可見其地位的回升。國學大師章太炎將顏李學派創始人顏元尊崇為“大儒”，在研究中強調顏李學派的尚武精神；梁啓超在其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顏李學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顏李學派是“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在《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中將顏元和杜威相提並論，認為顏李學派的教育理論比杜威更早更徹底。
顏李學派的思想不僅在學術界再次受到重視，在政界亦是如此，顏李學派的思想備受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推崇。 1920年，徐世昌於前清太僕寺舊址創設了“四存學會”並創辦了《四存學刊》，宣講顏李學派的倫理思想。“四存學會”的會員更是整理蒐集顏李學派的著作，編纂並刊印了《顏李叢書》，其中包括顏李學派著作共40餘部。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特級研究員，金陵大學教授陳登原先生著書《顏習齋哲學思想述》，認為顏元的倫理思想是救國良策。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顏李學派思想也頗有研究，並很是讚賞。他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對顏李學派文武合一，提倡“習行”的思想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可以說，顏李學派注重實踐、倡導“習行”的思想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的中華傳統文化淵源。
這一時期顏李學不僅在國內成為顯學，也開始走向國際學界。1906年，日本東京鉛印出版了戴望的《顏氏學記》，這是國外關注顏李學派學術成就的發端。1926年，曼斯菲爾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在英文雜誌《皇家亞洲學會中國華北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6年第17 期上發表了學術論文《顏習齋：17世紀的哲學家》(“Yen HsiCHai,A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可見當時顏李學派已經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新中國成立以後也出現過研究顏李學派思想的熱潮，這是研究的第三個高潮時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顏元的代表作《四存編》，李國均撰寫了《顏元教育思想簡論》，姜廣輝撰寫了《顏李學派》，這些都是顏李學派研究極具代表性的成果。
近二三十年來，顏李學派學術思想研究成果以單獨研究顏元的倫理教育思想為最盛，而研究整個學派思想的甚少。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在顏元的生平細節上出現了遺漏和失誤，一些期刊文章將顏元劃歸為地主階級，或者認為顏元走的是孔孟復古之道。這些同前輩思想家梁啓超、侯外廬所提出的顏李學派是用“復古的形式表達了新興的思想”的論斷相比較，是研究的倒退。
2004年和2005年是顏元學術思想研究的高峰時期。2004年是顏元逝世三百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河北思想家，河北師範大學承辦了“顏元教育思想與現代教育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開闢“習齋研究”專欄。此後幾年，有關顏李學派的書籍出版較多：葛榮晉著《中國實學文化導論》、陳山榜著《顏元評傳》、朱義祿著《顏元 李塨評傳》、傅濟鋒著《習行經濟：建基於“氣質性善論”的習齋哲學研究》、高青蓮著《解釋的轉向與儒學重建：顏李學派對四書的解讀》、王春陽著《顏李學的形成與傳播研究》等等。他們都在深入挖掘顏元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對顏元的實學思想、教育思想和軍事思想做了系統的論述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一階段研究顏元的論文成果也很豐厚，達數百篇。這些文章多是對顏元的道德教育思想進行探析，突出其“實”的教育哲學理念與方法。將顏元的思想同墨子、朱熹、洛克等人相比較的文章較多，在此不一一列舉。通過比較的方法來探尋顏李學派，特別是顏元思想的成果，是這一時期較為顯著的特徵。
回顧顏李學傳播和研究的三個高潮時期，可以發現政界和學界都對其給予了高度的關注。時光流轉，顏李學派倫理思想仍然保持了理論的光輝，散發出學術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