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韋大衛，自幼生長在桂林，1941年起先後在省立臨桂中學，私立青年中學讀書。1946的進桂林補習學校，1948年在桂林象山藝苑學聲樂，1949年7月赴廣州，他懷著救國救民的願望參了軍，誰知一腔熱情落空，國民黨軍隊腐敗不堪，同年8月他隨部隊稀里糊塗到了台灣，在陸軍受訓，後考入海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永泰軍艦任職，目睹台灣國民黨當局的腐敗，他回歸祖國大陸的願望日益增長。1951年考入空軍軍官學校飛行25期學習，那時，他感到家鄉已近在咫尺，歸家的願望陡然增長，1954年駕機起義失敗，被關入空軍監獄，3個多月後經營救出獄，1955年12月4日入台北飛行社，1956年1月7日駕蔣緯國遊覽專機起義飛回大陸，回大陸後在中國民航局任飛行員。1983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候補委員，同年又被選為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1984年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培訓中心副主任，1985年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兼民革中央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同年任北京航空委員會副會長。
駕機起義
七年謀劃，他駕駛蔣緯國的座機飛越海峽。舉世震驚。“誰從這裡起飛，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台灣大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該乾的我也都幹了，他們說，你是越獄專家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韋大衛經七年謀劃，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相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榮毅仁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台灣大陸，他曾兩度入獄，數次逃亡。日前，年過古稀卻依舊神采飽滿的韋大衛接受鳳凰衛視《冷暖人間》節目主持人陳曉楠專訪，講述了他的傳奇式經歷和一生的悲歡離合。
節目內容摘錄如下：
七年謀劃，他駕駛蔣緯國的座機飛越海峽。舉世震驚。“誰從這裡起飛，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台灣大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該乾的我也都幹了，他們說，你是越獄專家啊”。
現為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華人華僑社團聯合總會顧問、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黃埔軍校同學會聯絡委員、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
20世紀五十年代曾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相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榮毅仁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的傳奇式經歷和一生的悲歡離合吸引著一代代人關注的目光……
雖已年過古稀，韋大衛先生卻依舊神采飽滿，舉手投足間難掩當年的英雄豪氣，讓人聯想到他嫉惡如仇、剛烈如火的獨特個性。他說起話來幽默風趣，二鍋頭在他看來宛若清水，仰脖就是咕咚一口，令人大為驚嘆。
被騙到台灣七年，歷經磨難，最終駕機回故土
韋大衛先生出生在廣西桂林，家裡三個叔叔都是飛行員，所以他從小就喜歡飛行，但因抗戰時兩個叔叔戰死，一個叔叔摔死，家裡人就堅決反對他當空軍。韋大衛先生思想一向激進，17歲在大學當學生會主席時就搞學生運動，並沒想到那么危險，後來風聲緊了，警察局要抓他，他就跑到廣州，考了陸軍軍官學校，但沒料到是個騙局，是國民黨軍隊準備弄一批人到台灣去。到了海上韋大衛才知道被騙，招兵的人招多少拿多少銀元，也沒跟他們一道走，那時候他就發誓到台灣一定要逃走。到台灣後國民黨軍隊怕他們逃走，起初把他們押送到鳳山，然後又調他們到紅毛港，他們整日扛槍枝彈藥，實際上是個二等兵，他一直計畫著如何逃走，不過很危險，抓住就槍斃。在一個風雨交加之夜，韋大衛瞅準機會帶著兩個人逃走，一直跑了20多華里，被一老鄉藏了起來。後來風聲很緊，首要抓韋大衛一個人，韋大衛的目標很大，那兩個人就逃到台中去了。韋大衛自己在甘蔗林里藏了21天，渴了吃甘蔗、飲溪水，餓了就挖地瓜、到河溝里去撈魚烤著吃，晚間就睡在露天的甘蔗林里，最1，6就是蛇在他身邊爬來爬去，呼呼有聲。更可恨的是台灣天氣多變，忽而烈日炎炎，忽而大雨傾盆，他的衣服幹了又濕，濕了又乾，受盡了天氣的蹂躪。後來他一路風塵僕僕，白天睡覺，晚上才敢行走，逃到了平東。平東一個同鄉特別照顧他，介紹他去了台灣空軍十一大隊，5個月後他考取空軍軍官學校，但其父母親不願意。
他從事空軍工作，後來他又考取了海軍學校，畢業以後就到了永泰軍艦。永泰軍艦是國民黨八艦之一，規模很大。工作了一段時間，韋大衛感覺還是喜歡空軍，就又考上了空軍學校。
在台灣申請飛行員，身體要求很嚴格，沒幾個能考上的，見了韋大衛，他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他，那時候海軍不同意他去，韋大衛就再次選擇逃跑。入伍的時間還沒到，空軍上校給了他一筆錢，讓他找地方住下來，別讓海軍抓住，否則誰也救不了他。又經歷了數月忐忑不安的等待，韋大衛到空軍去報到，半年以後就開始出機飛行。韋大衛很有號召力，在空軍得到很多同學的擁護。因為他本身的反叛精神，說話又激進，海軍政治部早就懷疑他是共產黨派去的，他離開海軍轉到空軍以後，空軍也開始懷疑他了，因為沒有證據，就每天晚上派人找他談話。當時韋大衛每天早上三點多就起飛，到中午才回來，晚上還要談話，談得很疲勞，當時他也不懂是為什麼。他的飛行教官看出了門道，對他說：“你有沒有考慮到他們晚上為什麼老找你談話?”韋大衛說：“我也不知道”。教官說：“很明顯，他們想讓你精神狀態不好，想除掉你這個人，讓你自己摔死。他們懷疑你，但沒有證據，沒法抓你。你在台灣無家無業的，幹嘛在一棵樹上吊死呢?”這正中韋大衛的心思，再一次燃起他堅決飛回來的信念。可還沒等韋大衛尋找機會，空軍總司令部就下令把他調到台北司令部，實際上是把他軟禁起來，他時刻想著逃跑。
後來他剛被放回一個多月，就又被抓走了，在台北關了十天以後他又被轉到台南空軍監獄，跟他一起抓的有八個人，其實他們誰也不是共產黨。八個同學數韋大衛嫌疑最重，國民黨空軍把他押到火沙島，現在叫綠島，相當於判了他無期。後來因一個同學有後台，最終把他們全都放了，不過他們七個都回空軍了，只有韋大衛毅然放棄空軍回了台北。當時在台灣找工作很難，韋大衛剛開始做割草工人，給人乾點兒雜活；後來又給人管鋸木機，鋸木機經常出事，挺危險；管了兩三個月後，又被安排去管垃圾車。垃圾車有十三四輛，其實這些又不全是垃圾，裡面有很多可口可樂、飲料、肉罐頭等，這讓韋大衛從中賺了不少錢。後來他自己不幹了，讓兩個同學乾，掙了錢分給他一份，他的生活非常好。有了錢以後，他就活動到台北飛行社。台北飛行社有二十幾架飛機，因韋大衛是飛行員出身，就讓他做飛行教員。韋大衛幹了一個多月，對這裡的情況已基本了解，其中有一架是蔣緯國的旅遊專機，原是裝甲兵的指揮飛機，有專門的飛行員，有專門的警衛，有專門的機庫，也非常保密，即使是飛行員也不能隨便接近這個飛機。韋大衛為了實現計畫已久的起義，每次在這架飛機飛行的時候都用望眼鏡觀望，他把這個飛機的一些操作、儀表、設計都設法了解到了，就確定了逃跑日期。
1956年1月7日凌晨，韋大衛利用機場值班人員換崗的機會，駕駛蔣緯國的旅遊專機迅速飛上雲霄，當時台北附近的桃園、新竹空軍基地頓時警報四起，並不時傳來叫韋大衛迅速回航的命令，但韋大衛斬釘截鐵地說：“請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基地的呼喊愈來愈急，並起飛一級戰備的四架F—86戰機進行攔截，不過韋大衛憑著自己的機智和勇敢，歷經一個多小時的飛行，終於投入到祖國大陸的懷抱。
遭誣陷坐牢八年，英勇抗爭，冒死越獄終平反
起義飛回家鄉的韋大衛先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榮毅仁都相繼接見過他，他常被各機關單位、廠礦學校請去演講做報告，成了無數青年崇拜的英雄，他的冒險經歷迅速在全國廣為傳誦，他本人也被安排在民航總局工作。
儘管韋大衛是全國人民傳誦一時的英雄人物，不過文革時期他照樣和世界聞名的國民黨“兩航起義”人員一樣，歷盡了非人的苦難，被打成“731陰謀駕機叛國投敵”首要分子，投進監獄。在獄中他長期遭受嚴刑拷打，經常遍體鱗傷，兩根筋骨被打斷，左耳被打壞，因肺部被打傷，造成吐血一年多，但韋大衛倔強、擅斗的性格使他決不逆來順受，而是和關押審問他的人對打對罵，頑強反抗，使那些人常常無計可施，最終他們黔驢技窮，逼迫韋大衛與妻子薛蓮莉離婚。韋大衛決不畏懼權勢，但為了妻子兒女還是勸來看望他的妻子和他分手，萬般無奈的妻子含淚忍受了痛苦的命運。
韋大衛是一條寧折不彎的漢子，決不忍受飛來的橫禍，時時刻刻想著越獄去中央申訴自己的冤情，在1974年10月30日終於看準時機，越獄成功。獄方做夢也沒想到，於是連忙通知公安部門四處追捕，並在全國發出通緝令。但韋大衛機智聰明，經過巧妙化裝，順利到達中央，最終在葉劍英元帥、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得到了平反新時期禍去福來，安享晚年，祈盼祖國早統一“文革”結束後，韋大衛與原來的妻子薛蓮莉並沒有復婚，他們彼此都有過關照，薛蓮莉最終帶女兒去了美國，至今獨身。韋大衛工作恢復後，“兩航起義”的英雄人物潘國定，也是他的好朋友，看他一個人生活上沒人照顧，就給他介紹了自己的鄰居靳玉珍，說靳玉珍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時，對他照顧得很周到，是今賢妻良母式的女性，要找就找這樣心腸好的熱心人。韋大衛很高興，一見靳玉珍女士心裡就非常滿意，便立即下決心和她結下了美好姻緣。韋大衛先生和靳玉珍女士結婚以來相處得非常融洽，互相敬愛，有時還互相嬉戲說俏皮話，讓人覺得他倆還很青春，更像一對年輕夫婦。他們的生活也過得豐富多彩，常愛去結伴跳舞，韋先生歌也唱得不錯，時時引起同行們的喝彩。
晚年時國家給了韋大衛很多的崇高榮譽，他相繼是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接連擔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黃埔軍校同學會聯絡委員、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世界華人華僑社團聯合總會顧問等，人們都尊稱他“韋公”，社會活動頻繁。
避開了第七艦隊
韋大衛塔台又命令桃園新竹兩個機場的F-86噴氣式戰鬥機進入一級戰備警戒狀態。我本來想沿著淡水河飛到出海口，我計算了一下，大概需要8分鐘，依據F-86的速度，那時它也能趕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雲層很厚，我貼著地面低飛，從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上頭鑽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沒我熟，不敢飛這么低，所以他們看不見我。飛出海一看，前面有3條軍艦，那是美國第七艦隊DD級的驅逐艦。這個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頭。我回到基隆，從屏風山俯衝下去，貼著海面飛了出去，避開了第七艦隊的範圍。無線電里一直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說算了吧，老子都被你們騙了7年了，你們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本來想飛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陸這邊無線電聯繫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線，火力比較強。還好我沒飛福州，後來我在北京見到吳寶智，他就是當年帶隊飛我的中隊長，1961年到大陸拍照的時候跳傘被俘了。他告訴我，有兩架F-86在我起飛20分鐘後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我往南飛到泉州。泉州灣的漁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無一人，我意識到，這裡肯定發警報了。果然，一進泉州灣，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來了。落地之後，他們告訴我，總共朝我打了270多發炮彈。我一直往裡飛，高射炮逐漸沒有了。事後我才知道，福州軍區司令員葉飛判斷這架飛機很可能是起義的，並立即下令：如果繼續朝大陸方向飛，就保護它；返回台灣的話就予以擊落。我一心一意想找個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軍的地面部隊沒接到命令，他們躲在樹林裡，機關槍、步槍的子彈十分密集。飛機中了四彈，我只能迫降。落地之前，我把電門、油門全關死了。飛機刮著樹枝，從樹頂上“嘩”地就下來了。大車道上爛泥很深，飛機雖然沒栽跟頭，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條很深很深的溝，眼看就要機毀人亡，剛到溝前面，飛機停了。下來之前，我跟他們說，解放軍讓我們舉手就舉手，不要做引起誤會的舉動啊。解放軍匍匐前進，一直爬到我們跟前，嘴裡喊著“繳槍不殺”、“優待俘虜”。老鄉們倒想到我們是起義的，歡呼著跑過來，和我們握手。解放軍問我們是乾什麼的，我說是起義的。他們還問“那你飛機上為什麼不掛白旗”，飛機上能掛白旗嗎？他們那時還沒經驗。我趕緊讓他們把飛機推到樹林藏起來，上面蓋了樹枝，後來還拉來了偽裝網。台灣是一定要派人來毀滅痕跡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來就炸掉。我們一幫人到了官橋鎮上，鎮上已經搭了一個小台子，讓我演講。我當時心情仍然沉重，因為國民黨在台灣宣傳，說大陸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墳墓都平掉了。我就講了我的思鄉之情，還有個女孩子給我獻了野花。講完之後，他們通知我，福州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在莆田等我們吃午飯，讓我趕緊上車走。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說了家裡的情況。共產黨辦事效率還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學讀書的小妹妹就給我打電話了，告訴我家裡人都好。
43號跑了
1956年6月11日，國務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當駕駛員。回來以後，我成了聞名全國的英雄，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領導人也相繼接見我。見周恩來總理的次數最多，他經常到機場送往迎來，外賓還沒到，他就來找我，有時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周總理找我談話，他說你不理解運動，民眾也不了解你，你就別介入運動了，去西安學習吧。我那時也幼稚，我說總理呀，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二次他又找我，還送了我兩本精裝本的《毛主席語錄》，我一看他這么忙還關心我，實在過意不去，就說總理啊，你別再為我的事費心了，我去學習。他聽了很高興。我和“兩航起義”的領頭人物潘國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釣釣魚，散散步。幾個月後，我聽說北京貼出了批我的大字報，說我問題嚴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決定會一會他們，急急忙忙跳上飛機回了北京。回單位也沒事，我就跟他們幹上了，他們貼，我也貼，一直貼到1968年我被抓起來。他們說我是“駕機叛國投敵陰謀”的首犯，我飛回來的那架“塞斯納”也被當成了“反革命飛機”毀了。1974年10月30日，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兩個看守忙著聊天，一個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衛去廁所了，我瞅準機會，飛快地奔向瞭望台。兩道高牆越不過去，只能從瞭望台上往外跳。我兩隻腳掛在電網上，身子半邊到了牆外。還好，白天電網沒通電，不然又玩不過去了。很快，監獄裡警鈴大作，看守們不停地喊：“43號跑了！43號跑了！”不過，他們第一步就走錯了。他們派出5個人，騎著腳踏車往火車站趕，他們怕我往外走，因為到了外地就等於大海撈針了。其實我是往城裡走，因為我要告狀。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輛空卡車，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這輛卡車就是往市區開的。在牛街的紅綠燈旁，我縱身一跳，開始鑽胡同。我輾轉來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的聯合接待室。上訪人員都要先填登記表，再統一接待，那得誤時間啊。我拿出工作證，攔住一個從辦公室出來的同志，運氣還真好，他居然知道我這個人。我的情況被很快上報，葉劍英元帥親自負責處理此案。葉帥派了個聯合調查組，調查了半年，證明我沒有問題，後來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斷兩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特偵組還宣布我“無權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離婚。我滿腔義憤，離就離，出來了再和你們算總賬。
緯國先生的遺憾
1981年，我恢復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為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的副主任，後來經人介紹，跟小我15歲的國航英語教師靳玉珍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第二年，蔣緯國的機要秘書孟昭旭通過民革中央找到了我。他說：“緯國將軍很關心你，特地讓我來看看你。”我很驚訝，我說當年把他飛機給飛回來，他不恨我啊。他說：“他不恨你，緯國將軍還挺欣賞你的，知道台灣留不住你，也覺得台灣對你不公。”蔣緯國當時是台灣的三星上將，也是“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委員。孟昭旭經常被他派到北京來，購買大陸拍的《華夏掠影》等風光片，拿到台灣去放映，很受歡迎。我和電影局有些聯繫，也為他們牽線搭橋。通過孟昭旭，我和緯國先生因了特殊的機緣而成了未曾謀面的朋友。後來，中央芭蕾舞團去台灣演出，想請張學良和蔣緯國去現場觀看他們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幫她聯繫上蔣緯國先生。白淑湘的父親曾是張學良的部下，跟蔣緯國也算有點聯繫。我寫了封信讓她帶去，後來張學良和蔣緯國都去了。他們人不少啊，150人，結果蔣緯國還招待他們吃飯，每人送了紀念品，還請白淑湘給我帶了些書啊、領帶之類的小禮物。1993年，蔣緯國又讓孟昭旭給我帶來了兩本他寫的書。閒談中，我得知蔣緯國在台灣搞了個“中華梅花之友會”，國民黨是把梅花當“國花”的。我靈機一動，對孟昭旭說，回去跟將軍商量一下，梅花之友會把總部設在北京會不會更方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我的意思很明顯，就是想促成蔣緯國回大陸訪問。蔣緯國給我寫信，同意將“中華梅花會”總部設在北京。國民黨很合作，北京這邊也很贊同。大陸這邊希望他儘快能來。他也很想回大陸看看，他說，希望自己能夠“走著回去，不要躺著回去”。可惜的是，蔣緯國死得太早了，那時台灣那幫人對蔣家逼得也很厲害，4年後，他就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了。沒能和緯國先生見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遺憾，我兩次申請赴台，都被台灣出入境管理局給拒絕了。這么多年，我跟台灣聯繫一直沒斷，我在海軍空軍當年的那些老同學，只要來大陸，就一定會看我。我們經常聊聊過去，很多人說我是“傳奇”，不過回頭想一想，我這一輩子遇見的人，經歷的事和跨過的坎，都和這個時代緊密相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