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發展史
中國電影所指涉的歷史和地理範圍非常之廣，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海外華人社區。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電影工作者們開始大膽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國電影獲得許多國際大獎，而且逐年增多。由於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日益受到歡迎，中國電影工業已經吸引了相當多的外資並且不斷地與外方合作拍片。隨著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國際化，中國電影實際是由什麼組成的問題也就凸現了出來：它是由中國人為中國人生產的嗎？假定關於中國電影的性質已達成某些共識，那么，紮根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而有別於好萊塢現象的這種電影有它自己的特點嗎？這些特點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國際電影界所洞察與闡釋的呢？這些特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有意義的國際對話呢？
回顧中國電影一個世紀的發展，不由使我們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電影在西方發明。這不僅是世界電影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戰敗之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年。自從1895年以來，世界範圍內視覺技術的發展與中國這個正在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事件的聯繫日趨緊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戲在上海的徐園上演。在此後的百年間，引進的西方電影技術在中國本土得到廣泛套用，而且已成為中華民族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項研究里，我們把中國電影史的斷代精確地界定在這百年（1896～1996）間，並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決定的。我們把1896年作為起點，因為從一年開始，中國電影的消費與銷售開始具備跨國家的性質（當然也可以構想以始於1905年拍攝的第一部中國影片或是 1913年拍攝的中國第一部故事片作為中國民族電影史的開端）。
我們把對於中國三個地區（大陸、台灣、香港）的電影的探討下限定在1996年，因為從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獨立於大陸的地緣政治實體，這一中國歷史的全新篇章無疑將會對中國電影，特別是對後殖民的香港電影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儘管預測將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電影的形貌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在次對中國跨國電影百年史進行一番梳理。我們將探究在中國電影史的整個發展歷程中的影像生產與消費的一系列模式：從傳統的"影戲"到機器再生產的現代時期的"電影"，到後現代時期的電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們的假設是，這樣一種視覺的歷史詩學不可避免地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學相聯繫，而且深深地植根於跨國資本的經濟學之中。自從電影媒體完全整合到經濟和文化之中並調和這兩者以來，它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和勾畫中國文化政治與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關係的輪廓的一個很具說服力的例子。
接下來我將簡要回顧歷史，並對可被稱為"跨國的中國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個相關的理論。種種跡象顯明，似乎只有在恰當的跨國語境中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民族電影。人們必須以複數的形式提及中國電影，並且在影像製作發展過程中把它稱作跨國的。中國個案中的跨國主義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作觀察：第一，19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中國分成了三個地緣政治實體——大陸、台灣、香港——由此而來，這三個地區之間出現了中國的民族電影/地區電影的競爭與合作。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國電影的生產、銷售、消費的全球化。第三，電影話語本身對中國及中華性的表述與質疑，即對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中個人或群體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性別認同的交叉檢驗。第四，一次對中國"民族電影"的重新回顧與審視，就好象是在回顧性地閱讀跨國電影話語的"史前史".這一過程旨在揭示民族電影話語的政治潛意識——電影的跨國根基與條件。這些是任何一個民族電影規劃必定要克服與超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免受實際的或假想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或是為了迫使少數民族保持沉默來維持國家統一。
在此我要以中國電影為例來說明當今世界電影形勢的變化。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跨國電影的發展是電影生產、銷售、消費這一系列機制全球化的結果。世界電影業的變化發展不僅使人們對"民族電影"這一概念提出質疑，而且使電影話語中"國家性"（nationhood）的建構複雜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國電影史概可以作為一個世界電影史總體發展趨勢的一項個案和範例來閱讀。對一個特定的民族電影的研究於是成為跨國的電影研究計畫的一部分。
民族電影與現代民族國家
電影作為一種發端於西方的新技術和藝術形式，最早出現在1895年；電影發明一年以後，傳入上海。可能是盧米埃爾兄弟的一名攝影師兼放映員，在徐園的遊藝會上放映了電影短劇。 接著來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國的利卡爾頓（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帶來愛迪生公司的電影在茶館和遊樂場所放映.此後直到1949年，中國放映的大多片子為外國電影，放映場所先是在茶館後是在影戲院。外國影片占據了中國電影市場的90%，居於主導地位。人們不難料想，好萊塢電影是風頭十足。
1905年，任景豐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館裡拍攝了中國最早的電影《定軍山》。他拍攝的是著名演員譚鑫培所表演的京劇。鄭正秋於1913年拍攝的家庭短劇《難夫難妻》，被認為是最早的中國故事片。不過，它是由美國人布拉斯基在中國的製片廠、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的。 同年，黎民偉與布拉斯基拍攝了香港的第一部電影《莊子試妻》。布拉斯基後來又把這部片子帶到美國，因此它成為最早在國外放映的中國電影。由此可見，中國電影從誕生之初便是跨國資本的產物。 在以後的歲月里，中國的民族電影是在引進的西方的電影技術、意識形態、藝術手段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壯大的.程季華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寫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這本代表官方觀點的著作中，中國的左翼進步電影的發展是在與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霸權的鬥爭中成長的 .中國民族電影工業所作的生死搏鬥與作為20世紀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困境息息相關。現代性、民族建構、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以及新的性別認同都是此類民族電影的中心主題。中國的民族電影已成為鍛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軟性"娛樂電影（羅曼司、蝴蝶派小說、武打片、鬼怪片、古裝劇）愈演愈烈的形勢下，左翼電影工作者充分利用電影這一新的視覺技術的政治與革命潛力，試圖把它發展成為自覺的社會批評的大眾藝術.正如其他民族電影一樣，中國電影也是"國家神話的鼓動者和國家的神話".通過創造一套連貫的形象與意義、敘述集體歷史、以及上演普通民眾生活的悲喜劇，電影給有可能呈現為異質的實體提供了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現代中國"。
除電影的生產製作之外，電影審查、製片廠的所有權、政府干預以及公眾輿論等都是建立一個新的、象徵的中國的重要方面。1927年國民黨統一中國後，中央政府很快便成立了電影審查委員會，來審查外國片在中國的上映。該委員會一直持續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凡是發現以藐視、不友善的方式描述中國人的影片都禁止在中國發行.一個很有名的審查事件，就是圍繞著1930年在上海放映的陸克（Harold Lloyd）的影片《不怕死》所引起的激烈爭論。其它受禁的西方影片包括《上海之死》（1933）、《上海快車》（1932）、《閻將軍的苦茶》（1933）、《在中國流浪》（1931）、《克勞迪科?安妮》（1936）、《貓爪》（1934），《巴格達竊賊》（1924），以及德日合拍片《新大陸》（1937）。美國電影譬如《十誡》，《佛蘭肯斯坦》和《上流社會》都被禁映。前兩部受禁的理由是有"迷信"色彩，後一部則是因為有"色情內容"。 在同一時期，人們都自覺地努力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擁有電影製片廠。知識分子、民眾以及政府經常組成"統一戰線"來保護弱小的中國電影工業，抵制外國的" 文化入侵".整個20世紀的中國，電影審查和對民族電影業的保護一直都維持和繼承下來。在國民黨統治期間，政府為了文化的統一，規定國語為電影中的標準方言。這一政策時而受到中國的"地方電影"的抵抗。比如在香港，受歡迎的影片往往是粵語片而不是國語片，這就是地方抵制中心的一個例子。
多年來，民族電影已成為國家建構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手段。它是現代中國民族國家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紐帶，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政治因素。正如安德魯?席格森（Andrew Higson）所寫，民族電影發揮著雙重的功能：
這一霸權化、神話化的過程，既包含一套特殊意義的生產和分配，也試圖抑制或阻止其他意義的潛在擴展。同時，民族電影這一概念幾乎總是被利用來作為文化（經濟）抵抗的策略，以及在面對（往往是好萊塢的）國際控制時主張民族自治的手段。
這樣的對內霸權/對外抵抗的雙重過程限定了中國民族電影的發展道路與功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民族電影變成為國有企業。正如保羅?克拉克(PaulClark)所言，民族電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培育大眾民族文化的一個關鍵要素.中國竭力利用電影來建立一幅民族認同的單一化圖畫。不論是從電影工業還是從電影文本或電影美學的層次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電影製片廠不再為私人所有。它們經過重新組合之後形成一個新的國家電影工業。整頓調整後形成的一些大製片廠有：長春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等，它們都受到文化部和宣傳部的監控和領導。國家對於電影的生產與銷售擁有絕對的權利。電影常常成為政治宣傳與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國內外影片都受到嚴格的審查。允許中國觀眾觀看的外國電影主要都來自於社會主義國家。好萊塢電影實際上已從中國消失。
但是，電影的國有化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沒有擺脫衝突、對抗與牴觸。西方技術的"中國化"與發展社會主義藝術的本土形式一直是中國電影藝術家至上的任務。這個過程的艱巨性和複雜性我們在這裡只能間簡單提及。60年代中期的《舞台姐妹》就是中國電影工作著對電影美學的艱難探索的一個例子。謝晉和其他電影藝術家們面對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創造出一種看似矛盾的藝術形式，讓它同時既是中國的也是西方的、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既是革命的又是社會主義的；他們必須找到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電影究竟是怎樣的呢？正如道格拉思?微爾克森（Douglas Wilkerson ）所說，"電影攝影藝術的西方模式，是與通過中世紀後占統治地位的透視體系發展起來的攝影機械相聯繫的。它能被與中國傳統美學相聯繫的模式所取代嗎？" 首先，電影文本必須對中國的歷史作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社會主義的解釋。 悟歷史於一剎 尋大道於一生
《中國電影發展史》迄今還是電影史寫作的一個高度，並且一如既往地展現著電影作為學術的重量。幾位著者為之傾盡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間遭遇牢獄之災，這些已經沉寂的傳奇故事最終成為我們眼中一個中國電影百年歷史中的事件而顯影。時隔40餘年，也許此刻我們已經能夠具備足夠的冷靜和客觀，來看待這部經歷了歷史沉浮，和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理論研究及中國電影人緊密聯繫的著作。 在歷史的荒原中失落想像的翅膀
對中國電影史的研究來說，1966年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之前，中國電影曾經的輝煌尚有據可查，這一年之後，歷史便只能在想像中進行了。這年7月，一場針對《中國電影發展史》的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浩劫。陳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說：（當時，）被誣指為大毒草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紙型被毀掉，所有已經印好並已發行的書要收繳、追回，打成紙漿，全部銷毀；緊接著，作者經過十多年蒐集起來的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也被用數輛卡車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車上，應該裝著1913年的《莊子試妻》，1920年的《春香鬧學》，說不定還有1905年的《定軍山》；應該有18集的《火燒紅蓮寺》，13集的《荒江女俠》，6集的《啼笑因緣》；應該有更多的張石川，更多的張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雲珠……那些車裡胡亂堆著的電影畫刊上，中國電影正在自顧自地熱鬧著…… 那才是程季華、李少白們的寶貝，和這兩卷本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比起來，這些寶貝是活著的歷史，是隨時可以說話的歷史，是他們辛苦十數年的真正成就。對於長期困擾於路線之爭的中國電影來說，後世因為它們有了重新評價的可能。它們的失落，意味著中國電影史的失落。
現在我們只能透過《中國電影發展史》附錄的影片目錄來想像歷史。這目錄已經足夠驚心動魄，任何一個人，只要能為1905年以來的中國電影保留這樣一份完整的目錄便已是功德無量了。面對這樣一個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龐大電影目錄，任何研究者無法不嘆為觀止。
僅僅按照這個目錄上所列，從1905年到1937年，中國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證的電影（只包含故事片、戲曲片、卡通片，不含新聞片、紀錄片、科教片）。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間拍攝的。也就是說，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產量約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間，中國每年的故事片產量達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營公司的產品。在1925年前後，中國有175家影業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於50家。即使和當今中國比起來，民營電影在當時的興盛也是驚人的。
因為這個目錄，我們得以重新理解程季華、李少白們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經過一次紛繁蕪雜的拼圖遊戲，一具繡像終於在背景上隱現，透過《中國電影發展史》具有時代特色的言說方式，目錄提醒我們，歷史的輪廓依然清晰。但是也僅僅是輪廓而已。因為失落了那些在卡車上自顧自熱鬧著的圖景，歷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徑。我們的想像在輪廓上滑過，重新跌入無法起飛的泥底。 程季華：為《中國電影發展史》披掛“罪名” 遠見卓識的一 自1950年起，我著手收集中國電影史料，開展電影歷史的研究，這個動議最早是由陳波兒提出的，她創辦了培養演員的表演藝術研究所（北京電影學院前身），並提出應該開設有關中國電影歷史的課程，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來教，她決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來整理和收集電影資料。其中還有一個插曲，1950年前蘇聯的《大百科全書》（第二版）需要“中國電影”的條目，宣傳部把這個任務交給陳波兒，我協助她收集並初步整理相關史料，大約一萬多字。後來該書出版後，發現這個“中國電影”的條目被刪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錯誤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這篇文章其實是第一篇關於中國電影歷史的論文。 “寫作大綱”出爐 收集資料是以文化部電影局的名義，發信給各地的文化局的，於是有關電影的各種資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後打包集中寄到我們這裡。四間大屋子裡全是書架排滿資料，甚至有些還有副本，當時有條件寫《中國電影發展史》，與資料齊全有很大關係。除了這些書面資料以外，我們還開始嘗試做一些類似於現在“口述歷史”的採訪工作，找了許多當時還在世的中國電影早期的演員，派記者記述他們過去的情況，《中國電影》雜誌（《電影藝術》前身）專門有一個欄目叫“昨日銀幕”刊登這些採訪。另外，還約田漢、歐陽予倩、梅蘭芳等早期電影藝術家寫回憶錄，後來也以單行本的方式出版，以豐富電影史料方面的內容。 到了1955年左右，覺得有必要進行一下總結，於是起草了一份“中國電影史寫作大綱”，後來在當時羊市大街的“影協”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和“影協”主席蔡楚生聽取了我的口頭匯報。他們給予肯定，於是這份“大綱”就成了《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分期和章節的雛形。 電影的主題是描繪中國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革命鬥爭，反映解放後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民族建構。其次，藝術家們也非常有必要找到拍攝電影的綜合性方法。
它能夠融合進口的西方手段與本土的中國藝術傳統（中國的傳統繪畫、文學、詩歌、地方戲劇、民間藝術）。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尋找新的電影審美原則的奮鬥之路遠非坦途。眾所周知，黨內機構的不同派別與電影界之內充滿了激烈的爭論和衝突，最終導致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整肅運動。
在一個同質的民族認同的形成中，電影敘述的製造神話的功能和合法化的功能可以通過縮小國內各民族間的文化差異而獲得。國家與民族的統一是新政權關注的重要問題。20世紀50年代後期與60年代出現了一個重要的電影類型："少數民族電影".通過將少數民族浪漫化和他者化，這種類型實際上鞏固了漢族的中心地位。不論這種電影是反映了"民族和諧與團結"或是表達了漢族把少數民族從奴隸制、封建主義與愚昧無知中解放出來，它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合法性都是至關重要的。自我的證實需要某種形式的他者的在場，將邊緣占為己有也是出於中心的意圖。消除種族、民族、階級、性別與地區之間的的真實差異和緊張狀態，目的是為了建構一個想像的、同質的國家認同。
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國新電影中出現了一股新的製片浪潮。最為顯著的就是80年代的"第五代電影"（主要由1982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導演所拍攝）。此期間知識界發起了一場廣泛的、全國範圍的"文化反思"與"歷史反思"，而這些電影藝術家是這場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積極的開拓者。大約與此同時，在台灣興起新電影、香港湧起新浪潮。他們的任務也是深刻地反思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歷史和社會中的種種固有的模式。此刻，面對中國的過去，藝術家們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是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的猛烈抨擊，與此同時，另一方面是對賦予中華文明生命力的深厚根基的回歸與尋覓。
世界電影發展史
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館”第一次用自己發明的放映攝影兼用機放映了《火車到站》影片，標誌電影的正式誕生。 世界上第一部電影的產生 1872年的一天，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個酒店裡，斯坦福與科恩發生了激烈的爭執：馬奔跑時蹄子是否都著地？斯坦福認為奔跑的馬在躍起的瞬間四蹄是騰空的；科恩卻認為，馬奔跑時始終有一蹄著地。爭執的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就採取了美國人慣用的方式打賭來解決。他們請來一位馴馬好手來做裁決，然而，這位裁判員也難以斷定誰是誰非。這很正常，因為單憑人的眼睛確實難以看清快速奔跑的馬蹄是如何運動的。 裁判的好友———英國攝影師麥布里奇知道了這件事後，表示可由他來試一試。他在跑道的一邊安置了24架照相機，排成一行，相機鏡頭都對準跑道；在跑道的另一邊，他打了24個木樁，每根木樁上都繫上一根細繩，這些細繩橫穿跑道，分別繫到對面每架照相機的快門上。一切準備就緒後，麥布里奇牽來了一匹漂亮的駿馬，讓它從跑道一端飛奔到另一端。當跑馬經過這一區域時，依次把24根引線絆斷，24架照相機的快門也就依次被拉動而拍下了24張照片。麥布里奇把這些照片按先後順序剪接起來。每相鄰的兩張照片動作差別很小，它們組成了一條連貫的照片帶。裁判根據這組照片，終於看出馬在奔跑時總有一蹄著地，不會四蹄騰空，從而判定科恩贏了。 按理說，故事到此就應結束了，但這場打賭及其判定的奇特方法卻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麥布里奇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出示那條錄有奔馬形象的照片帶。一次，有人無意識地快速牽動那條照片帶，結果眼前出現了一幕奇異的景象：各張照片中那些靜止的馬疊成一匹運動的馬，它竟然“活”起來了！ 生物學家馬萊從這裡得到啟迪。他試圖用照片來研究動物的動作形態。當然，首先得解決連續攝影的方法問題，因為麥布里奇的那種攝影方式太麻煩了，不夠實用。馬萊是個聰明人，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後，終於在1888年製造出一種輕便的“固定底片連續攝影機”，這就是現代攝影機的鼻祖了。從此之後，許多發明家將眼光投向了電影攝影機的研製上。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館”第一次用自己發明的放映攝影兼用機放映了《火車到站》影片，標誌電影的正式誕生。 當然，19世紀末電影的誕生從根本上說是科學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綜合產物，在電影誕生之前，許多發明家已經為電影的誕生做過艱苦的工作和基礎性的貢獻。除上面所提到的科學發明家外，還有許多，如美國的大發明家愛迪生等。而斯坦福與科恩的打賭事件如同使這些科學技術糅合在一起發生巨變的催化劑，迅速導致了電影綜合技術的出現和產生，使電影這門偉大的藝術叩響了20世紀的大門。
美國無聲電影
1893年，T.A.愛迪生髮明電影視鏡並創建“囚車”攝影場，被視為美國電影史的開端。1896年，維太放映機的推出開始了美國電影的民眾性放映。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城市工業發展和中下層居民迅速增多，電影成為適應城市平民需要的一種大眾娛樂。它起先在歌舞遊樂場內，隨後進人小劇場，在劇目演出之後放映。
1905年在匹茲堡出現的鎳幣影院(入場券為5美分鎳幣)很快遍及美國所有城鎮，到1910年每周的電影觀眾多達3600萬人次。當時影片都是單本一部的，產量每月400部，主要製片基地在紐約，如愛迪生公司、比沃格拉夫公司和維太格拉夫公司。1903年E．S．鮑特的《一個美國消防員的生活》和《火車大劫案》，使電影從一種新奇的玩藝兒發展為一門藝術。影片中使用了剪輯技巧，鮑特成為用交叉剪輯手法造成戲劇效果的第一位導演。
電影收益高，競爭激烈。1897年，愛迪生即為爭奪專利進行訴訟，到1908年，成立了由愛迪生控制的電影專利公司，公司擁有16項專利權。到1910年，電影專利公司壟斷了美國電影的製作、發行和放映。獨立製片商為擺脫專利公司的壟斷，相繼到遠離紐約和芝加哥的洛杉機郊外小鎮好萊塢去拍片，那裡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又臨近墨西哥邊境，一旦專利公司提出訴訟便可逃離。D．W．格里菲斯1907年加入比沃格拉夫公司，次年導演了第一部影片《陶麗歷險記》。至1912年已為該公司攝製了近400部影片,把拍片重心逐漸移向好萊塢，並發現和培養了許多後來的名演員，如M.塞納特、M.壁克馥和吉許姐妹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鎳幣影院逐漸被一些條件較好的電影院所代替；電影專利公司的壟斷權勢逐漸消失，終於在1915年正式解體。此時以格里菲斯為代表的一批新的電影藝術家已經出現。製片中心也從東海岸移到好萊塢。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程度地破壞和損害了歐洲各國的電影業，卻促成了美國電影的勃興。美國電影源源不斷地涌人歐洲市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經建立起在歐洲的霸權地位。
導演格里菲斯、T.H．英斯和塞納特對美國早期電影的發展作出了貢獻。C.卓別林於1914年拍攝了第一部影片《謀生》，立即吸引了全世界觀眾。1919年，卓別林、D.范朋克、壁克馥3位著名演員和格里菲斯一道創辦了聯美公司，以發行他們獨立製作的影片。20年代，美國影片生產的結構從以導演為中心逐步轉化為以製片人為中心的體制。“製片人中心”模式形成了20年代的“明星制度”，各大公司均擁有一批明星。除卓別林、范朋克和璧克馥外，先後成名的還有R.“胖子”亞布克爾、T.巴拉、J.和L.巴里摩爾兄弟、L.查尼、吉許姐妹、M.馬許、T.米克斯、G.史璜遜、J.基爾伯特、G.嘉寶、B.基登、N.希拉、H.勞埃德和早逝的R.范倫鐵諾。
“好萊塢”此時己成為“美國電影”的同義語。由於在明星制度鼎盛時期有些明星的行為不檢點招致公眾的抨擊，美國電影業成立了“美國製片人與發行人協會”，在W.H.海斯的主持下這一組織制訂了“倫理法典”，以便在審查影片時剔除其中不合乎美國公眾道德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情節、對話和場面。這就是著名的海斯法典，它對美國電影的約束一直延續到1966年。
嚴格的審查制度使美國無聲電影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喜劇片、西部片和歷史片3個方面。喜劇片的佳作首推卓別林的《尋子遇仙記》(1921)、《淘金記》(1925)和《馬戲團》(1928)，基登的《航海者》(1924)和《將軍》(1926)，H.勞埃德的《大學新生》(1925)；西部片主要有《篷車》(1923)、《鐵騎》(1924)和《小馬快郵》(1925)等；歷史片有C.B.地密爾的《十誡》(1923)和《萬王之王》(1927)，格里菲斯的《暴風雨中的孤兒們》(1922)，R.英格蘭姆的《啟示錄四騎士》(1921)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少歐洲導演陸續來到好萊塢，他們的才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製片公司的抑制和扼殺。他們和美國導演一道，拍攝出無聲電影的最後一批重要影片，如F.鮑沙其的《七重天》(1927)、C.勃朗的《肉與魔》(1927)、H.金的《史泰拉恨史》(1925)和K.維多的《大檢閱》(1925)等。R.J.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1922)則為紀錄電影奠定了基礎。
20年代中期，豪華的電影院已基本上取代了鎳幣影院。20年代末期，好萊塢電影為戰勝商業無線電廣播這樣的競爭對手，在音響方面進行了一次革命，產生了有聲電影。
美國早期有聲電影
1926年，華納兄弟影業公司拍攝了用唱片來配唱的由J.巴里摩爾主演的歌劇片《唐璜》(A.克羅斯蘭導演)。
1927年10月6日又首映了由A.克羅斯蘭導演、A.喬生主演的有歌唱、對白、聲響的《爵士歌手》，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聲故事片。
1928年7月6日華納公司又推出了“百分之百的有聲片”《紐約之光》。自此，有聲電影全面推開。至1930年，除卓別林繼續拍攝了幾部無聲片外，全部故事片均為有聲片。
在導演中間最先適應有聲片製作並拍攝出富於創造性影片的有：R.馬莫里安的《喝彩》(1929)和使用了主觀鏡頭的《化身博士》(1932)，L.邁爾斯東的《西線無戰事》(1930)和《頭版新聞》(1931)、劉別謙的《愛情的檢閱》(1929)和《微笑的中尉》(1931)，K.維多的《哈利路亞》(1930)。卓別林也拍攝了他的第一部有聲片《城市之光》(1931)。
好萊塢的製片公司是1912年開始相繼建立的。隨著1928年雷電華影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組建，形成了美國電影業的8家大公司。它們包括5家較大的影片公司，即派拉蒙(組建於1914)、20世紀福斯(始建於1915，合併於1935)、米高梅(合併於1924)、華納兄弟(1923)和雷電華(1928)；3家較小的公司，即環球(1912)、哥倫比亞(1924)和聯美(1919)。
美國電影黃金時代
美國電影中的特殊現象——類型影片，在30年代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最初的類型片是無聲電影時代的喜劇片、鬧劇片和西部片，到30年代初期，歌舞片、盜匪片、偵探片、恐怖片等類型相繼出現並得到繁榮發展。類型電影是美國經濟、社會和文化需要的直接產物，它們中成為經典作品的有歌舞片《四十二街》 (1933)、《掘金女郎》(1933)、《大禮帽》(1935)、《風月無邊》 (1936)和《齊格飛大歌舞》(1936)；盜匪片《小愷撒》(1931)、《公敵》 (1931)、《疤面人》(1932)和《嚇呆了的森林》(1936)；恐怖片《吸血鬼》(1931)和《弗蘭肯斯坦》(1931)等。
除上述類型影片外，30年代還產生了大量成為美國電影史中代表作的影片，如F.卡普拉的《一夜風流》(1934)、《第茲先生進城》(1936)和《斯密斯先生到華盛頓》(1939)；卓別林的《摩登時代》 (1936)；J.克倫威爾的《人類枷鎖》(1934)；G．顧柯的《八時餐會》 (1933)和《小婦人》(1933)；M．柯蒂斯的《新新監獄兩萬年》(1933)、 《黑色的憤怒》(1935)和《俠盜羅賓漢》(1938)；V.弗萊明的《勇敢船長》(1937)、《綠野仙蹤》(1939)和《亂世佳人》(1939)；J.福特的《告密者》(1935)、《青年林肯》(1939)、《關山飛渡》(1939)、《怒火之花》 (1940)和《青山翠谷》(1941)；E.戈爾汀的《大飯店》(1932)；A.希區 柯克在美國導演的第一部影片《蝴蝶夢》(1940)；F.朗格的《狂怒》 (1936)；M.李洛埃的《我是越獄犯》(1932)；劉別謙的《風流寡婦》 (1934)；J.von斯登堡的《摩洛哥》(1930)和《上海快車》(1932＞；W.惠勒的《紅衫淚痕》(1938)和《呼嘯山莊》(1939)等。此外，H.霍克斯、H.金、R.馬莫里安、R.華爾許等亦拍攝了多部質量優秀的影片。
當時對美國電影發展作出貢獻的還有眾多的表演藝術家，其 中包括F.亞斯坦、H.鮑嘉、C.鮑育、G.古柏、J.克勞藻、B.戴維斯、 O.德.哈維蘭、H.方達、C.蓋博、C.格蘭特、K.赫本、E.G．魯賓遜、 J.史都華和R.泰勒等。優秀的電影家中還包括攝影師G.托蘭和黃宗沾。此外，童星S.鄧波兒等主演的影片對於鼓舞30年代的美國民眾起了特殊的作用。
從20年代末開始，W.迪斯尼創造了米老鼠、唐者鴨等一系列家喻戶曉的動畫形像；從1938年的《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開始，創造了《木偶奇遇記》(1940)、《幻想曲》(1940)、《小鹿班比》 (1942)等膾炙人口的動畫長片，使美國卡通片的影響遍及世界。
好萊塢在30年代發展為美國一個文化中心，眾多的作家、音樂家及其他人士相繼來到這一電影都城。他們之間相互影響，拍攝出一批社會意識較強的影片，如上述《斯密斯先生到華盛頓》、 《新新監獄兩萬年》、《黑色的憤怒》、《告密者》、《怒火之花》、《青山 翠谷》、《狂怒》、《我是越獄犯》以及《巴斯德傳》(1935)、《左拉傳》 (1937)；《華萊士傳》(1939)、《他們不會忘記》(1937)、《黑色軍團》 (1936)和《窮巷之冬》(1936)。年輕的O.威爾斯1941年導演的《公 民凱恩》吸取了經典美國電影的精華，導演了這部從敘事結構到鏡 頭結構均有重大創新的影片，把美國電影推向一個新的高點。威 爾斯的《公民凱恩》和《安倍遜大族》(1942)對以後電影的結構、攝 影和電影理論的影響十分深遠。
美國的紀錄片在30年代中期，在英國的J.格里爾遜和荷蘭的 J.伊文思的影響下再次受到重視，拍攝了《開墾平原的犁》(1936)、 《河流》(1937)和《城市》(1939)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除為軍方攝製了大批軍事訓練片和戰爭紀錄片外，還攝製了數量相當 可觀的堪稱經典之作的紀錄片，如J.福特的《中途島戰役》(1942)， J.休斯登的《來自阿留申群島的報告》(1943)、《聖被得羅之役》 (1945)，W.惠勒的《孟菲斯美女》(1944)，L.德.羅歇蒙的《戰時女朗》(1944)等。卡普拉率領他的分隊自1942年起用資料片和繳獲 的敵方影片製作出《我們為何而戰》的系列片。 G.卡寧和英國的 C.里德合作導演的《真正的光榮》(1945)被譽為長紀錄片的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