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雷燁（中）1934年時和弟弟妹妹的合影雷燁1938年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被派往晉察冀邊區任前線記者團記者。1941年11月25日，日寇在豐潤縣潘家峪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慘案，雷燁拍攝下了許多極具史料價值的照片，真實地記錄下了日寇的暴行。1942年4月20日，雷燁在平山縣曹家莊撰寫照片說明時，遭遇日寇包圍，在緊急情況下，他用手槍掩護警衛員突圍，終因寡不敵眾，在南段峪村身負重傷，他從容地砸碎了照相機和自來水筆，用最後一顆子彈自盡，壯烈殉國。
主要事跡
雷燁元春好公仗義，他在上世紀20年代為後項村（僅80餘戶）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改“經堂”為“環河國小”，自任董事長；二是捐出自家百年老樟，牽頭造了“項氏宗祠”。國小先在“經堂”後在“項氏宗祠”。故元春五個子女均能從小念書。
元春，外要辦“兩件大事”，內要養活包括祖父在內的八口之家，終於積勞成疾，盛年得重病，全身發黃，沒有力氣。（俗稱：“黃胖”，估計是急性黃膽肝炎）。家中無人陪伴，他隻身坐船到金華城裡教會醫院看病。不久死於醫院。
元春過世，一家重擔落在媽媽吳海妹身上。五個子女都還小，順金才一歲，金土最大也還在念國小。媽媽流著淚說：“賣田賣地也要讓金土讀出山！”金土果然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到金華城裡讀中學了。媽媽靠祖上留下的田地，夜以繼日操勞農事，勉強維持全家生活，含辛茹苦終至積勞成疾，一病不起。金土才讀完初二，不得不輟學回家種田。不久媽媽也依依不捨地拋下五個幼小的子女，合上雙眼，永遠“休息”了！
父母雙亡，長兄為父，剛輟學的俊文不得不挑起養家的重擔，曾去義烏埠頭等地教書，又在金華當“土地測繪員”，以其微薄的工資養活弟弟妹妹。
俊文為生活而奔波中仍注視著時事，世界法西斯的猖撅，國難的日益深重，使他心急如焚，熱血沸騰。經常教弟弟唱《國際縱隊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表達對獻身於西班牙的國際縱隊勇士們的崇敬；嚮往奮戰於冰天雪地的東北義勇軍。他在1934年給摯友許為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會於這世界上空跑一趟”。對好友嚴金明講：“我要出去闖一闖，找一個既可以讀書又可以工作的地方”。為了準備北上抗日他如饑似渴地閱讀魯迅、老舍等中外文藝著作，認真作了筆記，在讀菲力克斯·沙爾頓童話小說《班麋》的感想中寫道：……本文中又表現出奴隸制度是很壞的他們在諷剌奴隸制度，更諷刺奴隸意識。到處在謳歌著求自由的鬥爭，使我們看過的人都覺得無論如何得有仁愛，世界才會和平、才會寧靜，這確是永遠不可磨滅的真理，但這樣嚴重的事用這樣輕鬆的筆法寫出來，我們卻是少見。還有一點，本書含有極深的意思，使我們得到很多教訓，例如：生命誠然是艱險的，但無論如何他得忍受一切。我們要不斷的學習如何生存和如何謹慎的道理等等。到處都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要獨立生活，要自立，靠別人是卑鄙的我看這本書可與愛的教育相比。他“要出去闖一闖”前對弟妹一一作了安排：大妹秀英嫁到浦江完婚；二妹秀華未及婚齡也力促與嚴金明及早成婚；12歲的秀娟妹妹送人當童養媳。抗戰爆發的1937年7月，又毅然把9歲的小弟弟托嚴金明帶到杭州，進浙江省立貧兒院念書。
1937年12月24日杭城淪陷，許多機關、學校遷往金華，大批進步文化人、共產黨員聚集該地，使金華成了當時東南抗日宣傳的中心。貧兒院也逃難到金華南山里鄭村。嚴金明在金華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介紹人是從延安來的老黨員周百皆。貧兒院就成了南山地區抗日宣傳中心，地下黨聯絡據點。里鄭距後項很近，項俊文常來貧兒院。周百皆有在南山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意圖，俊文自告奮勇帶領嚴、周考察南山地區，周百皆沿途調查生產、經濟、民眾思想情況，又到義烏馮雪峰的家鄉，在馮的親戚家會見馮雪峰，由於周百皆與馮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早就相交相知，故作了長談。不久嚴金明介紹項俊文認識新從延安來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東南總隊長童超，由童介紹項俊文參加“民先”組織。1938年1月農曆年邊，俊文到貧兒院，叫院童王國梁畫了馬克思、魯迅像，讓弟弟拿著，一同回家過舊曆年。1938年春夏之交，俊文典賣家屋，得銀圓100枚作路費去延安。臨行前再次到貧兒院告別弟弟及好友許為通，許送了長長一程，作了臨別長談。俊文途經武漢曾寫信給許為通，署名“雷雨”。
項俊文到延安後改名雷燁，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因擅長文學創作和攝影，兼任各報刊特約記者和通信員，並加入共產黨。他寫的通訊《創造抗戰突擊隊員的鬥爭——抗大獻給抗戰一周年的禮物》、《抗大同學畢業上前線》及拍攝的《抗大四期畢業歡送大會上毛澤東先生致訓詞》、《參加歡送大會之學員》等照片，先後在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武漢《新華日報》發表。並配發了毛澤東的題詞：“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給抗大第四期畢業同學”、“學好本領上前線去”等題詞。
1938年8月1日，延安“抗大”第四期結業。八路軍總政治部為加強敵後新聞報導，特從“抗大”學員中選拔了一批政治素質和寫作水平兼優的共產黨員，組成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雷燁入選並被任命為記者團第一組（晉察冀組）組長。11月20日，總政治部命令第一組在雷燁帶領下從延安出發，跋山涉水，穿越敵占區，於12月下旬勝利抵達晉察冀邊區。受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接見併合影。受《抗敵報》總編鄧拓委託，雷燁寫了《談延安文藝工作的發展和現狀》，在《抗敵報》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十期連載。詳細介紹了延安文藝工作的特點、在抗戰建國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及貢獻、延安的文藝組織等等，對團結和鼓舞文化工作者以文化形式對敵人展開鬥爭，起到了良好作用。1939年5月前後，雷燁主動要求隨軍挺進冀東抗日最前線，深入到冀熱邊境長城內外，在極端困難和險惡的環境中，從事新聞採訪報導工作。這時正值我黨領導的冀東大暴動失敗之後，日寇乘我軍主力向南轉移之際，對民眾進行野蠻屠殺。雷燁目睹這種慘狀，義憤填膺，投入到民眾工作的海洋。
為了團結冀東文藝界人士，沿著魯迅指引的道路前進，雷燁發起創立了文藝團體“路社”，創辦了文藝刊物《路》、《文藝輕騎隊》、《國防最前線》等，親自擔任部分編緝工作。這些刊物對人民民眾和部隊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東地區很有影響。
1940年後，冀東敵我鬥爭更加殘酷。雷燁根據革命需要，於1941年，先後任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組織科長。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時，積極進行新聞採訪，成為冀東從事攝影採訪最早、報導成績最突出的前線記者。他隨軍轉戰在長城內外、灤河兩岸及熱南偽滿邊境，拍攝了很多戰地珍貴照片，真實地反映了冀東軍民英勇抗擊侵略者的英勇事跡，記錄了日寇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累累罪行。除寫稿拍照外，還愛好寫詩和報告文學。他的作品《灤河曲》（詩）、《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報告文學）和通訊《冀東潘家峪大慘案》、《那是，從喀喇沁趕來的牛群》、（散文詩）《新收復的鄉村為什麼擁護八路軍》等，反映了民眾呼聲，為民眾所喜聞樂見。他不是專職攝影記者，但精心拍攝的照片，是最富有感情、最激動人心的，充分體現了羅光達所說的“歡樂或者憤怒”。與專職攝影記者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日寇燒殺潘家峪》一組作品，雷燁充分表達了悲壯、深沉的藝術個性。大片的房屋只剩殘垣斷璧，空地上成堆的屍體，燒焦的屍體成團扭結似在掙扎。雷燁把自己為民眾苦難而燃起的悲痛融入人民民眾憤怒的海洋，向世界發出了悲壯的吼聲。雷燁的悲壯沒有絲毫的絕望和傷感，卻滿含著對敵人的無盡仇恨，對戰士無盡的溫情和由衷的敬意，這就是他作品的深沉之處。《熊熊的篝火》（1942）的作品裡，山林朦朧，篝火騰躍，煙霧飄蕩，以餘暉映於戰士身軀，顯示了一種柔韌的詩意美，既有溫煦的情調，又有濃郁的韻味，展露了作者的美好心靈。《塞外宿營》（1942）《山崗晚炊》（1942）也是以優美的畫面，表現了革命樂觀主義情懷，蘊含著作者的摯愛和神情。這些思想性、藝術性兼優的作品，成為深受民眾喜愛的我國抗日戰爭時期攝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為各類畫刊和展覽所採用。除《晉察冀畫報》（1943年第三期）出了專輯外，《晉察冀畫報叢刊》（1946年之一、之四）、《人民戰爭必勝》（1988年）、《冀熱遼烽火》（1991年）、《世紀的回顧》（2001年）、《晉察冀畫報影印集》和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等，都採用了雷燁攝影作品。
雷燁在冀東工作近4年間，承擔多種工作，貢獻殊多，為此被當選為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參議員。
1943年1月22日，邊區參議會結束後，雷燁把他在冀東四年來的戰地攝影資料送到駐平山縣曹家莊的晉察冀畫報社，讓報社保存使用。社長沙飛看後如獲至寶，大為讚賞，當即決定在《晉察冀畫報》第三期出版專輯，作為向畫報社成立周年的獻禮。沙飛請雷燁留下協助選定照片，編寫說明，並撰寫一長篇紀實文章，對冀東抗日戰爭作全面報導，配合照片一同發表。雷燁住在曹家莊副村長白十斤家，有時也住在該村南1華里的張家川村黨支部書記劉廉芳家，突擊進行此項工作。在此短暫的時間裡，雷燁還注意做聯繫民眾的工作。他為曹家莊婦救會親筆書寫並刻制一枚公章，至今仍由婦救會主任張美英之孫白曙光珍藏。他還為剛結婚的青抗先隊長白建雄拍“全家福”照片。“四四兒童節”那天，他和村民一起植樹一天，並拍了許多照片。通過這些活動和兩個村的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受到村民的愛戴。
4月19日深夜，雷燁剛剛完成照片選定和說明編寫，突發敵情，數百名日軍自南而北朝曹家莊方向奔襲。沙飛首先通知雷燁帶領兩個警衛員率先轉移，同時指揮畫報社人員迅速堅壁設備與資料，向敵人包抄尚未合圍、兵力相對薄弱的西北山溝突圍。但雷燁並未立即轉移，他首先去察看村民的轉移情況，巡視中他發現有幾百村民轉移到一處容易遭敵轟擊的地方，立即指揮村民轉移到另一處相對安全的地方，並向張家川黨支部書記劉廉芳交代了有關注意事項。果然不出雷燁所料，日寇瘋狂地向原來村民的轉移地點炮擊，事後村民們既後怕又感激地說：“多虧雷燁的關照，不然還不知要死多少人哩！”把村民安置好後，畫報社同志已經轉移。雷燁帶領兩個警衛員匆匆向北突圍。因天黑有霧走錯了路，至4月20日拂曉走到南段峪石堂村，與尾隨敵人遭遇，擊斃敵寇10餘名。交戰中雷燁不幸負傷，在敵人步步緊逼的生死關頭，雷燁毫不猶豫地對警衛員說：“我來掩護，你們趕快突圍！”警衛員執意不肯：“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走，要死一起死！”雷燁斬釘截鐵地說：“要死死一個，不能都死，你們快撤！不要管我！這是命令！”兩個警衛員突出重圍。雷燁孤身奮力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身負重傷，自知難免於死。於是，他從容不迫地將心愛的相機、自來水筆、望遠鏡等砸毀，用最後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年僅29歲的生命。
戰鬥結束後，警衛員返回畫報社述說了雷燁壯烈犧牲的經過。畫報社的同志和村民聞悉後，捶胸頓足，無比痛惜。在沙飛和畫報社指導員趙烈帶領下，立即趕往出事地點，在清理遺體時發現一本血染的相冊，夾著雷燁的攝影作品。沙飛摩挲著相冊，朗聲誦讀烈士在相冊上寫下的憤怒譴責日寇暴行的慷慨之詞，聲淚俱下，在場的人無不失聲痛哭。張家川村兒童團長劉樹梅揀到了雷燁砸毀的相機的一個鐵環和破鏡片收藏起來。為了緬懷烈士，他參加革命工作後，走到那裡帶到那裡，一直珍藏到1990年他去世。畫報社全體人員與當地民眾召開追悼會，將雷燁遺體入殮特製的柏木棺，安葬在其犧牲處對面山腳下。人們將一棵杏樹命名為“雷燁樹”，以示紀念。這棵“雷燁樹”至今仍在雷燁犧牲處挺拔聳立，枝繁葉茂。好象在向人們昭示：雷燁精神不死。
5月10日，《晉察冀畫報》第三期作為紀念雷燁專輯出版，發表了雷燁51幅照片。刊登了冀東軍區政委李楚離《悼雷燁同志》一文。5月18日《晉察冀日報》刊登紀念雷燁專頁，刊登了總編肖斯（鄧拓）的《慟雷燁》，副總編舒予（張致祥）的《悼燁同志》，5月20日發表《新華社晉察冀廿日電》“冀東軍分區組織科長雷燁同志抗敵殉國”。舒予文中稱：“他確是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他沒有誇誇其談，他沒有炫耀，他有的只是不聲不響的工作；有些人，在不聲不響之中，是隱藏著或表露出“孤高自賞”的驕傲的，但他決不是這樣。雷燁同志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他參加了前線記者團，與文工團等同志由延安派到敵後來的，黨的意旨是明顯的：就是要讓黨的文藝工作者，到實際工作中體驗現實的生活，報導敵後偉大的鬥爭場面，開展敵後新聞工作，並培養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巨匠。我雖然認識記者團和文工團里的同志不多，但我敢說，雷燁同志是最了解黨的意旨的，他沒有極個別同志的“欽差大臣”似的壞習慣；他不把自己看做“客人”，要別人“待以上賓”;他沒有要求給自己以特殊的環境，來整日閒散地培養靈感，從事寫作；他不是像某些文藝工作者，覺得到敵後來只是蒐集材料（走馬觀花地蒐集），而敵後環境不適合於創作，不願接受分配任何工作，待材料蒐集得差不多（？）就急於要求到延安去，預備寫成巨作，一躍成名。相反，雷燁同志是踏踏實實地，欣然接受了黨所分配的部隊宣傳工作的崗位（雷燁同志在生前任冀東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長與組織科長），並且認真的在自己工作崗位上鍛鍊自己，體驗現實，因此也就成為優秀的宣傳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
李楚離悼文稱：“雷燁同志是個模範共產黨員，具有布爾什維克的優良品質，他對民族對階級，對他負擔的工作，具有無限忠誠與熱愛。”“雷燁同志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與不迫從容就義的光明態度，使法西斯匪徒在他面前低下頭來，這種為民族全氣節，為黨爭光榮的精神在抗戰史上又寫下了光輝一頁”。
雷燁殉難至今，紀念他的文章、書刊、影視從未間斷，1986年吳群著《中國攝影發展歷程》發表“模範共產黨員，優秀攝影戰士雷燁”一文；2001年河北保定電視台報制全景記錄中國紅色攝影歷程《瞬間》第五節《血染的底片》介紹了雷燁為紅色攝影事業捐軀的事跡；2000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正義與勇氣——世界百名傑出戰地記者列傳》，匯集了20世紀世界110名傑出戰地記者，列傳中就有“血染長城腳下的雷燁”。
可是，雷燁的四個弟妹除收到1938年發自武漢，1939年前後發自河北行唐陳莊藥店署名“雷雨”的信之外，音訊全無。三個姐姐望眼欲穿，歷經艱辛，夢斷黃泉。最後離去的二姐在彌留之際還緊握我的手說：“順金，我又夢到哥哥了，你一定要找到他呀……”，在香港回歸之夜，我又找出哥哥發黃的照片寫了《給哥哥的一封信》並以此為序，把姐夫嚴金明的《懷念摯友項金土（俊文）》一文作為壓卷，自費編印了《似水年華》一書以表對哥哥的思念。突然，2001年8月16日收到石家莊高永楨關於哥哥下落的信息。欣喜若狂中立即買了機票，踏上尋兄之途。在北京、石家莊、平山、南段峪都受到親人般的接待。晉察冀日報研究會的張致祥、伊之大姐看到哥與弟妹的三人合影，熱淚盈眶說：“你們苦尋多年，我們也苦尋雷燁親屬多年，一塊石頭現在才算落地”，一定留下共進晚餐。沙飛女兒王笑利同我一樣是“保育院長大的”，一見如故地說：“我在整理沙飛紀念集中早已知道雷燁叔叔，今天總算見到雷燁叔叔的親人”。田華聞訊立即寄來珍藏59年的她和雷燁合影，信中說：“那時我才12歲，現在73歲了，時光如梭轉眼幾十年過去了，懷念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先烈們！讓我們努力工作，為先烈，為祖國貢獻我們的餘熱吧！”
《河北工人報》年輕記者袁燚組織了五篇文章介紹親人尋找雷燁的過程，於2001年9月17日發表於該報並向全國發布電子信息接著《杭州日報》、《羊城晚報》、《中華新聞》、《解放軍報》、《中國攝影報》、《金華晚報》、《石家莊日報》等10多家報紙；《名人傳記》、《黨史博採》《攝影文史》等10多家刊物相繼介紹了雷燁事跡、身世。葛文在“詩的思念，情的交融”一文中如此論述了田間對雷燁的情思：1942年初冬，田間突然約葛文去看望著名戰地記者雷燁，到了雷燁住屋，一名戰士說，雷燁一早就騎馬到戰場上去了。他倆出來默默地走在山間小道……田間深情地回憶與雷燁並肩戰鬥的往事，充滿激情地說：“雷燁詩寫的好，槍法也準，革命就需要這樣的記者、詩人，文藝工作者本來就是一名戰士，沒有什麼特殊……田間輕輕地把手放在葛文肩上，念了裴多斐的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雙眼凝視著旭日映照的巍巍太行山峰。
在決定人類命運，世界前途的偉大反法西斯戰爭中，為拯救中華，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雷燁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從報仇雪恥之鄉，奔赴慷慨悲歌的燕趙前線，又文旗隨戰鼓浩蕩入關東，以相機的“瞬間“記錄了戰士們永恆的“憤怒與歡樂”；以筆表達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體現了一名戰地記者不可缺少的品格——正義與勇氣。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才不會於這世界上空跑一趟”！
61年前深秋的一幕又出現於眼前：
太陽下沉了，蒼茫暮色從墓地四周升起……
《魯迅先生輓歌》在迴響，在擴大：
你的筆尖是槍尖，
……
啊，同志！
——你死了，
在艱苦的戰地，
你沒有死！
你活在我們心裡！
寫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