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贛鄱地區雀方
吳城文化是長江以南商代已知的唯一文明中心，考古證據顯示有政權存在，從分布範圍及城邑規模來看，不是蕞爾小國，甲骨卜辭中應該有相關記錄。許多學者早已關注到這一點，並進行了諸多研究。在吳城文化所屬青銅器上，發現很多醒目的虎形象，基於此特點，贛鄱地區虎方說被提了出來。[1] 然而對於虎方，學界至今有很大爭議。吳城文化遺存中的鳥形象雖然沒有虎形象多，但同樣引起人們的關注。1989年李家和等幾位先生對吳城文化的鳥形象進行了探討，提出吳城是商王派駐到南方的“雀”之都邑。[2] 2001年李昆、黃水根兩位先生對吳城和三星堆進行比較後，認為吳城是“雀”征服“虎”後建立的商王朝方國。[3] 台灣的鐘柏生先生曾明確指出，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中有“雀方”記錄，即《丙》171“戊戌卜內乎雀方□一牛”。[4]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贛鄱地區雀方說進行了進一步探討。
一、贛鄱地區雀方存在的推論
徐義華先生對商代政治制度進行研究後，指出商人已經建立了分封制度[5]，商王朝不是方國聯盟，已是一個集權國家。[6] 韓江蘇先生梳理商代的小臣記錄後證實：“小臣有鎮守邊境的外服性職官，包括同姓貴族和商王任用的某些方國首領，他們被分封在邊境地區，與商王朝敵對的方國犬牙交錯。”[7] 沈建華先生探討商代冊封制度時指出：“甲骨文中有“四封方”（《合集》36528、《屯南》2510）、“三封方”（《合集》36529、36531）、“二封方”（《合集》36243）、“東封”（《合集》33068）、“南封方”（《合集》20576），均指被封的疆域。”[8] 沈先生所說“南封方”，即武丁時期卜辭：“戊午卜弜克貝雀南封方”（《合集》20576）。……1976年李學勤先生對記載此卜辭的小屯卜骨上面的所有卜辭進行過分析，認為是商王在長江中游活動，並命雀出使南邦方事跡的記錄。[9] 2001年李雪山先生對商代的封國進行研究後提出：“從雀侯與南土同版這一記載來看，足見雀曾被封於南土。[10]
商之南土陳夢家先生曾認為似在今商丘以南的淮水一代。[11] 但《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有載：“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高誘注曰：“漢南，漢水之南。”隨著湖北盤龍城等商文化遺址的確認，可知商王朝的南土確實在早期已達長江中游，《呂氏春秋》所記非虛。李學勤先生在探討商朝的南土時，提到商朝王族氏的活動在商代晚期，已經越過長江，到了洞庭以南，並認為長江中游可能還不是商朝南土的界限。[12] 張秉權先生在論述商朝疆域時，明確提出商的南土已達湖北湖南之荊楚與江西贛江流域。[13] 近年來湖南確立了銅鼓山類型商文化，時代相當於早商二里崗時期[14] ，證明商人的足跡的確跨過了長江。
王暉先生據氣候環境的變化指出：商代後期隨著全新世大暖期的結束，氣候出現了乾旱化，黃河下游的商王朝也尋求向南方發展。[15] 根據文獻的記載我們知道晚商武丁時期曾經對南土進行過征伐。《詩經·商頌·殷武》中“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就是對武丁征伐南土功績的頌揚。但林小安先生研究武丁時的征伐卜辭後發現：“東至畫、桑，西至羌、龍，東南至人方……北至土方，無不見武丁軍隊之雄姿。”[16] 獨不言文獻記錄中征伐過的南土。陳夢家先生的研究也發現武丁時期記錄南土、南邦方者，《合集》20576是僅見之例。[17] 由此推論卜辭中當前僅見的武丁南征後南土是穩定的。這種穩定從當前的考古遺存看，武丁時期商人應是沿著早期征伐的路線來到南土，為了更好的控制南土，沒有續建已式微的盤龍城，而是在南土封方，派重臣直接駐守在資源所在地，從甲骨卜辭來看能征慣戰的雀氏便是其中南來之一。這個策略真正安定了南土，故武丁時期不見針對南土的屢次征討卜辭記錄。
吳城文化富有地方特色，眾多的虎形象表示了其構成族群的某種屬性。但給人印象更深的是其濃厚的商文化色彩，其青銅禮器具有鮮明的商文化特徵。而且從吳城遺址的模印文字看，其筆畫之端正，鐫刻之精工，顯示出高超的工藝水平，其風格與甲骨卜辭、鐘鼎銘文等官方文字相一致。[18] 大洋洲遺址出土的青銅伏鳥雙尾虎（圖一），彭明翰老師稱之為神物，鳥騎在虎背上，威不可犯，虎匍匐在下，表明虎氏出於被支配地位。[19] 鳥之所以敢立於猛虎背上，不單純是藝術誇張，而是中原商族和其隸屬方國關係的真實反應。[20] 我們認為虎背上的短尾小鳥是“伏鳥雙尾虎”鑄造時吳城文化統治者的象徵。殷墟1001號大墓出土的鹿角器上刻有“亞雀”，即《甲》3942，摹寫見圖二 [21]。在吳城遺址通往祭祀廣場的路邊曾出土特大號釉陶紡輪（75T214：151），上有徽記，李家和等先生判為雀，以之為雀氏存在證據[22]，摹寫見圖三[23]。河南鶴壁曾出土西周早期的“亞雀父己卣”[24]，其銘文有帶亞框的雀（圖四、圖五），是雀氏的族徽。[25] 可見雀氏形象確是短尾小鳥。迄今為止，學界傾向認為，商周青銅器上的“族徽”文字是“古代國族之名號”，一種族徽代表一個國族[26]。吳城文化晚期政權應系商王朝分封的贛鄱地區雀方。
二、雀的身份及其主要活動
當前所見關於雀的卜辭武丁時期最多；廩辛、庚丁時期卜辭里有“五鬯雀…弜…”（《補編》10379）；武乙、文丁時期可見“…貞…雀男…受…”《合集》3452）。……綜上所述可知雀是商王的親族，候國，參與過祭祀、征伐等商王朝的重要活動，曾有雀氏族長為武丁早期重臣[27]，有亞雀的尊稱。
三、贛鄱地區雀方的建立
商王朝對南土的經營有兩個高潮階段。商代早期是其第一個高潮。根據對聚落形態和地區資源分布的分析，人口擴張和核心地區政治中心在周邊建立的據點或城池，真正體現了對重要資源的追逐和控制，盤龍城正是在這種目的下建立起來。[28] 盤龍城遺址的年代，經過湖北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工作，已基本確定為從商代早期開始，以商代中期為主，遺址終止的年代為殷墟一期或稍晚。[29] 商代中期是個政治動盪的時期，一般認為這個時期伴隨著多次遷都事件。[30] 但從盤龍城遺存以商代中期為主來看，商王朝在政治動盪時期並沒有放棄南土。
張光直先生認為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屢遷，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對三代歷史上的主要政治資本亦即銅礦與錫礦的追求”。盤庚遷殷後為獲得穩定的銅、錫供應，武丁時期對南土的經營出現了第二次高潮。贛鄱地區雀方就是此時武丁經營南土的產物。……贛鄱地區除了豐富的銅礦資源外，還有鉛礦和錫礦。……據檢測商代的青銅鑄造相當普遍地使用了一種高放射性成因的鉛料，目前還找不到可對應的礦山數據，雲南有些低比值的鉛礦，但和商代青銅器上的有很大不同。當前對這種情況有一種看法，以為商代低比值青銅器的礦源有可能來自江西、湖南等地區的淺成多金屬鈾礦床，由於規模不大，經大量的開採和冶煉後或已耗盡，或經長期的變遷而破壞，致使當今的人們難以發現，而異常礦石鉛的特徵恰賦存於商代青銅器中。[31]
我國的錫礦分布高度集中，僅雲南、廣西、廣東、湖南、內蒙古、江西6個省區就占了全國總保有儲量的97.7%。全國可分為9個錫礦床成礦帶，分布狀況見圖四。中原沒有錫礦床成礦帶，上世紀80年代曾有學者號召中原找錫，但無結果。距離商統治中心較近的都是一些零散的小型錫礦，江西的大型錫礦帶和北方的錫礦帶相比，距離中原更近。相對於長江流域分布較多的銅礦，我們認為贛北的錫礦是武丁在南土封建雀方的更主要原因。而且對殷墟銅器的檢測發現，至少在殷墟一期，已能掌握冶煉三元合金的技術，殷墟三期樣品全部為銅-錫-鉛三元合金，殷墟四期樣品銅-錫-鉛三元合金和銅-錫兩元合金各占50%，從殷墟一期到三期，青銅器中錫含量逐漸降低，至四期反而升高。[32] 這一方面說明當時人們已在有意識的控制青銅合金的配比，另一方面也說明商代晚期錫料的供應充足。
在江西所屬江南台隆錫礦床成礦帶中，贛北德安曾加壟礦床為主要礦床，絕大部分以錫石形態產出，錫石含錫一般可達總量的90%以上。這個礦床中的德安彭山錫礦帶尤其值得關注，廖蘇平先生曾從其分布、儲量、品位，以及易開採，又鄰近銅嶺商周礦區，加之優越的地理交通位置上推測其可能和瑞昌銅礦一樣，是中國青銅文明的又一個重要物質基地。[33] 新乾銅器群的材質據檢測就為高錫、鉛三元合金，雜質極少。由於遺存的消失以及缺乏深入的考察，我們不知道德安錫礦開採的起始時間。但《禹貢》有貢錫的記載：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錫貢……。荊及衡陽惟荊州……九江納錫大龜……。彭蠡和鄱陽湖雖非完全一致，但有相承關係，九江的地望則有爭論，支持就在江西九江地區附近的是多數。《禹貢》有載“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孔傳》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宋代蔡沈《書經集傳》言敷淺原即德安縣。可見德安的錫礦資源很早就已經成為中央政府攫取的目標。
四、贛鄱地區雀方與中原之間
贛鄱地區雀方北面的方國據譚其驤先生主編商代地圖，可查的有“六”、“英”、“攸”、“虎方”、“群舒”等。……贛鄱地區雀方東北方面沿江方國可查的有“巢”和……贛鄱地區雀方西北方向，除已廢棄的盤龍城外，可查方國…...“曾”等（《合集》5504、6667、20579）。……由此可見贛鄱地區雀方並非孤懸南土，它與江漢、江淮間商控制區域能互相相連，和中原的交通是通暢的。其境內錫、銅等資源北運路線，從陸路經“子央（英山）”跨過大別山，再經“黃（潢川）”、“息（羅山）”等越過淮河，即可到達黃河流域。從水路或逆長江而上經漢水後北上，或如《禹貢》所說“沿江而行，達於淮、泗”也完全可行。
五、贛鄱地區雀方的崇虎族群
雀氏是吳城文化的最高統治者，來自商王朝，但其治下民眾並非全是南下商人……牛城地區的居民或以崇虎族群為主，他們的存在是吳城文化和中原商文化有差異的直接內因。
六、文獻中的贛鄱地區雀方
……吳城文化遺址的發現為“陽鳥”釋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上古時代的“陽鳥”所指是吳城文化的族群，古代族邦不分，陽鳥族亦即陽鳥國，即是以短尾小鳥為形象的雀方。 《禹貢》中類似族邦名還有織皮、析支、渠搜、嵎夷、淮夷、和夷、三苗、西戎、島夷等。
七、贛鄱地區雀方的消逝
……筆者認為是西周初期的周公南征毀滅了吳城文化。贛鄱地區雀方雖遠在南土，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隨著殷商中央政權的滅亡，商王朝的地方勢力也遭到新興西周政權的沉重打擊。……隨著雀方政權的滅亡，贛鄱地區的文化遭到了沉重打擊，中國長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門檻的贛鄱地區從此進入了低潮，吳城文化也變成了失落的文明。
八、結語
根據當前對吳城文化的研究，可以確定商代贛鄱地區出現了地方政權，但存世的歷史文獻中對這個政權沒有明確的記載，而且學界對吳城文化性質一直有土著和商人南下兩種主要看法。隨著新的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的釋解，許多淹沒在歷史中的商代方國浮出了水平，雖然不可能復原當時的歷史，但透過新的考古發現，我們能對其中的一些方國有所認識。本文正是建立在前輩學者對吳城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對贛鄱地區雀方政權進行了相關探討。但歷史真相併非簡單的由此及彼，雀方建立前，贛鄱地區崇虎族群的組織已經存在，是否屬於虎方爭議猶存。 商代贛鄱地區政治形態的進一步揭示，還有賴於考古工作的新發現。（因受位元組限制有刪節,詳見《江漢考古》2009年第4期）
[1]張長壽：《記新乾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國文物報》1991年1月27日；孫華：《銅臥虎的聯想》，《中國文物報》1993年11月28日；彭明翰：《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李家和、楊巨源、劉詩中：《亞雀考》，《中國文物報》1989年12月29日第3版；白堅、源中根：《說雀》，《江漢考古》1989年第1期。
[3]李昆、黃水根：《吳城與三星堆》，《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4]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台灣藝文印書館，民國七十八年初版，第186頁。《丙》171即《合集》6572，但大陸胡厚宣和姚效遂先生所編釋文皆沒有“方”字。蒙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劉源先生網上告知：《小屯殷墟文字丙編》是張秉權先生綴合《小屯殷墟文字乙編》的成果，原骨主要是127坑之物，現在台灣。本文引用著錄甲骨文字數目及其簡稱如下：《丙》，即《小屯殷墟文字丙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57-1972。《合集》，即胡厚宣等編《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78-1982。《屯南》，即《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0。《補編》，即彭邦炯等編《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5]學界對商代有無分封制度有爭議。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島邦南《殷墟卜辭研究》、楊升南《卜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等認為有；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黃中業《商代分封說質疑》等認為無；近年來李雪山2004年《卜辭所見商代晚期封國分布考》、徐義華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博士論文《商代政治制度研究》等的研究都認為商代晚期已經出現分封制度。
[6]徐義華：《商代國家性質申論》，《殷都學刊》2007年第1期。
[7]韓江蘇：《商代邊境的“小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3期。
[8]沈建華：《商代冊封制度初探》，《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第1版，第175頁。
[9]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見《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0]李雪山：《商代封國方國及其制度研究》，鄭州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第57頁，中國知網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2002-01-14。
[11]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1版，第289頁。
[12]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見《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3]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79年9月版(1988)，第513頁。
[14] 向桃初：《湖南商周考古和青銅器研究的新進展》，《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5]王暉：《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第1版，第319頁。
[16]林小安：《殷武丁臣屬征伐與行祭考》，見胡厚宣編《甲骨文與殷商史》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80頁。
[17]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1版，第 289頁。
[18]周廣明等：《清江吳城遺址第六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2期。
[19]彭明翰：《吳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33頁。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考古的世紀回顧與思考》，《考古》2000年第12期。
[21]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四冊第93頁。
[22]李家和、楊巨源、劉詩中：《亞雀考》，《中國文物報》1989年12月29日第3版；白堅、源中根：《說雀》，《江漢考古》1989年第1期。
[2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編著：《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33頁。
[24]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卷第83頁。
[25]王長豐：《殷周金文族徽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72頁，中國知網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2006-10-10。
[26]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4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3—22頁。
[27]林小安：《武丁晚期卜辭考證》，《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28]劉莉、陳星燦：《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東南文化》2000年，第3期。
[29]後德俊：《商王朝勢力的南下與江南古銅礦》，《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30]唐際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學報》1999年，第4期。
[31]彭子成、劉詩中等：《贛鄂豫地區商代青銅器和部分銅鉛礦料來源的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241—249頁，1999年第3期。
[32]趙春燕：《安陽殷墟出土銅器的化學組成再研究》，《21史記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38頁。
[33]廖蘇平：《試論中國青銅時代錫礦的來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lcsx 於 2010-2-12 20:16 編輯，何吉平加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