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軍牧師

隨軍牧師

隨軍牧師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波蘭、捷克、烏克蘭、伊朗、巴基斯坦等國軍隊中設立的職務 。現代隨軍牧師制度實際植根於中世紀的天主教 。絕大多數國家的軍隊都設定了隨軍牧師機構 ,其法律地位既為國內法律所承認,也為國際法所承認。根據1949年通過的《日內瓦公約》,軍隊神職人員不被視為戰鬥人員,即使在被俘的情況下,其地位仍保持不變,有權繼續在戰俘中從事神職工作 。

基本信息

歷史沿革

隨軍牧師 隨軍牧師

探尋隨軍牧師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悠遠的歷史深處。每當出現騷亂、危急和恐怖的時刻,人類總是寄希望於宗教和宗教人士,以獲得安慰。戰爭時期也不例外。在發生戰爭衝突的時期,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人們都會轉而求助於宗教。公眾總是期望把宗教的撫慰同樣傳遞給那些在戰場上服役的士兵們 。

“隨軍牧師”一詞產生於四世紀,當圖爾的馬京神父還是一名年青的戰士的時候,他看到一個沒有衣服穿的窮人,為幫助他禦寒,馬京神父將自己的士兵披風撕成兩半,把其中的一半給了那個窮人 。當天晚上,神父夢到了這個窮人,後者告訴神父,他是耶穌。後來,馬京神父的另一半披風在法國軍隊中成為頂禮膜拜之物。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被稱為“祈禱室”的隨軍教堂,而在其中供職的神職人員則被稱為“祈禱師” 。

早在基督教和隨軍牧師產生之前,一些國家和軍隊的統治者就表現出了對軍人精神狀態的關心。在史前軍隊中,祭司和占卜術士一同隨軍出征,鼓勵戰士們建立功勳。

隨著基督教在歐洲取得統治地位,軍隊中的祭司消失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職位一直空缺,因為教士們不能決定神職人員是否能參戰 。

公元742年,德國雷根斯堡(德國東南部古城)宗教會議首次正式規定,在軍隊中設立 隨軍牧師一職,但是禁止這些“ 上帝的僕人”攜帶武器或直接參戰。公元4世紀的一個傳說稱,一位名叫圖爾斯·馬丁的異教羅馬士兵碰到了一個凍得發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軍用斗篷的一部分分給了他。那天晚上,他夢見了身披斗篷的耶穌。於是,他轉信了基督教,並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基督教會。他死後被封為聖徒。圖爾斯·馬丁後來成了法蘭西的神聖保護人,他的斗篷也成為一件聖物,被歷代法蘭西國王帶上戰場。這件斗篷在拉丁文中被稱為披肩(cappa)。其攜帶型神龕被稱為capella。看護它的牧師叫作cappellanus。最終,所有的隨軍神職人員都被稱為capellani,法語稱為chapelains,從此便有了隨軍牧師一詞 。

斯通教士是英屬美國殖民地上 第一位 隨軍牧師。貫穿美國獨立戰爭的隨軍牧師史是一部犧牲和奉獻的歷史。殖民地牧師們常常從他們自己的教區和傳教地徵集士兵,並率領這些士兵走上戰場。他們承受著個人的痛苦,並整天和飢餓、孤獨、拘禁、挫折、傷病及死亡打交道,直到最終的勝利。1775年7月29日,大陸議會對隨軍牧師的身份給予了官方認可,還表決了有關大陸軍中各級軍官和招募人員的薪酬支付問題。備忘錄上註明的是“隨軍牧師20美元”,每月以現金支付。這是與指揮官和軍法官們相同數額的報酬,這也是美國政府首次對隨軍牧師的官方認可。於是,那一天被認為是美國隨軍牧師制度的誕生日。

美國獨立戰爭中工作過的隨軍牧師約有222~238名。牧師們的職責範圍相當廣泛,除了和士兵們一起戰鬥、行軍之外,在戰爭的考驗面前,人們還看見他們在營地傳道,訪問和關心傷病員,照料臨終者等。1777年1月2日,約翰·羅斯布魯赫牧師在第二次特倫頓會戰中不幸身亡,這是在獨立戰爭期間陣亡的第一位美軍隨軍牧師 。

編制配備

隨軍牧師 隨軍牧師

美軍隨軍牧師機構直接隸屬於美國國防部,隨軍牧師事務委員會對各類隨軍牧師分支機構實施領導,是隨軍牧師的最高領導機構。該委員會包括:各軍種首席牧師局,司令部(區域)首席牧師處,集團軍、軍、師、旅及各部隊隨軍牧師處(科),部隊牧師及分隊牧師助理。牧師事務委員會直接隸屬於分管人事的國防部副部長。該委員會由6人組成,其中3人是軍種首席牧師,他們輪流擔任委員會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隨軍牧師在編制上由所在兵團指揮官領導,在業務上由相應的牧師機構指導 。

美國是篤信宗教的國家,美軍95%以上的官兵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宗教不僅深刻影響著美軍官兵的人生觀、價值觀、戰爭觀和生活方式,而且是戰爭進程的重要催化劑。美軍認為,戰時宗教支援不僅保證政府對軍隊的政治控制和精神影響,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而且還能輔助作戰計畫的制定與實施。在戰時,美軍實行隨軍牧師制度,在戰區陸軍集團軍設牧師處,師設牧師科,營級單位編配隨軍牧師;海軍艦隊、海軍陸戰隊設牧師處,分艦隊設牧師科,大型艦艇、中隊編配隨軍牧師;空軍各戰區、航空兵設牧師科,基地、聯隊編配隨軍牧師。聯合作戰中,美軍根據作戰任務需要任命資深隨軍牧師到戰區司令部工作。目前,美軍隨軍牧師達3100多人,平均每700名官兵就有一名隨軍牧師。在近幾場信息化局部戰爭中,美軍宗教支援工作隨著戰爭、戰鬥的進程而展開:在戰爭動員階段,隨軍牧師主要從宗教意義上對戰爭性質和影響作出評估,對官兵灌輸“為上帝而戰”的思想;在部隊配置部署階段,隨軍牧師主要為軍人家屬提供宗教支援,減輕參戰官兵與其家人之間的相互擔憂,防止官兵因遭受戰鬥壓力折磨,出現所謂“戰場綜合症”,喪失戰鬥意志。戰爭期間,美軍參戰部隊在國內的軍事基地教堂全天開放,為參戰人員家屬提供各種服務,組織家屬子女給參戰親人寫慰問信、募集和郵寄慰問品等,受到了參戰官兵的歡迎。在作戰行動階段,隨軍牧師選擇恰當時機和地點,組織官兵周日禮拜,探訪受傷官兵並接受心理諮詢等。伊拉克戰爭期間,部分信奉猶太教官兵擔心被俘後受迫害,思想壓力很大,隨軍牧師多次探訪,為他們解除思想顧慮,使其“輕裝上陣”。隨軍牧師還要為陣亡者組織追思禮拜儀式,以發揮宗教慰藉的作用 。

十六至十八世紀,軍隊中的宗教機構和隨軍神職人員陸續在法律上得到國家的承認。十六世紀,英國軍隊組建了牧師團, 1690年,波蘭國會首次為步兵和騎兵設立了36名牧師 。

伊斯蘭國家領導人對宗教因素十分重視。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蘇丹、敘利亞、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巴林、阿聯、阿曼等伊斯蘭國家,軍隊教育工作由所謂的精神指導機構負責。精神指導機構不僅負責制訂對軍人開展日常工作的制度,還負責監督軍人是否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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