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隨想與反省史鐵生三卷本文集·第二卷
隨想與反省
《禮拜日》代後記
都在說文學的根，說的卻未必是一回事。好比如，小麥是怎么從野草變來的是一回事，人類何以要種糧食又是一回事。
不知前者，尚可再從野草作起。不知後者，所為一概荒誕。並非說前者不重要。
“根”和“尋根”又是絕不相同的兩回事。一個僅僅是：我們從何處來以及為什麼要來。另一個還為了：我們往何處去，並且怎么去。
“尋根意識”也至少有兩種。一種是眼下活得卑微，便去找以往的驕傲。一種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誕，去為精神找一個可靠的根據，為地球上最燦爛的花朵找一片可以盛開的土地。
阿q想找一頭大於王胡所有的虱子。魯迅的意思是把阿q、王胡、乃至小d都消滅，找出真正人的萌芽。
至於魯迅倒比阿q多著痛苦，乃至人倒比猴子活得艱辛等事，另當別論。
什麼是文學的根呢？是文化？文化是什麼呢？ 上說，文化從廣義上講，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真占得全！全得像是廢話。好在《辭海》上對文化還有一種狹義的解釋：指社會的意識形態。想必文學界談論的是這後一種。又查了“意識形態”條，得這樣的解釋；亦稱“觀念形態”，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
似可對文化作如下簡明的理解：文化是人類面對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觀念。
欲望無邊，能力有限，是人類生來的困境。所以建立起諸多觀念，以使靈魂有路可走，有家可歸。
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說文化是文學的根，猶言糧食是大米的根了。譬如樹，枝與乾，有同根。文學與哲學、宗教等等之不同，是枝與枝的不同。文學的根，也當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困境。
面對困境，文學比其它所有學科都更敏感。文學不僅用著思考，更用著觀察，不僅看重可行的實際，還看重似乎不可能的願望。因此，它不同於哲學的明晰（所以它朦朧）；不同於科學的嚴謹（所以它耽於夢想）；不同於法律的現實（所以感情不承認法律，法律也不承認感情）；不同於宗教的滿足（所以叛逆常是其特色）；不同於政治和經濟的立竿見影（所以它的社會效益潛移默化）。據此，它便也不同於教育和宣傳。
要求一切都實際且明晰，豈止是在扼殺文學，那是在消滅理想和進步。
波德萊爾說：“詩不是為了‘真理’，而只是它自己。”我想這話有四個意思：一、人所面對的困境，永遠比人能總結出的真理要多。二、文學把偵察困境的艱險留給自己，把總結真理的光榮讓給別人。三、一俟真理呈現，探索早又向著新的困境了；只有在模糊不清的憂鬱和不幸之中，藝術才顯示其不屈的美。四、絕不是說，詩不通向真理。
已有的文化亦可為人類造出困境，當然也可成為文學的根。同樣，已有的文學亦可為人類造出困境，文學又成文學的根。究其為根的資格，在於困境，而不在其它；惟其造出困境，這才長出文學。
歌德說：“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我想此話有三個意思：一、人類的困境像人類一樣古老，並將隨人類一同長久。二、若不面對這困境重新思考，便不會懂得古人思考的到底是什麼。三、古人的思考遺留下的謎團，要求今人繼續思考；困境是古老的，思考應該有嶄新的。
過去的文化是過去的人類對困境所建立的觀念。今人面對困境所建立的觀念呢？當然也是文化。所以文化不等於涉古，涉古者也不都有文化。阿城說有兩種文盲，一種文字盲，一種文化盲。這樣分清真好。但能識得字的就會抄書，未必不是文化盲。
因而想到，所謂知識分子，怕也該分作兩種。《辭海》上說，知識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又說，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往往起著先鋒和橋樑作用。”前後二語，實在是兩個不宜混淆的概念。
博士和教授不願衝鋒卻樂得拆橋者，永不乏人。從而又想到學歷、文憑、職稱與文化素養的不同。想到臨摹與創作的不同。想到無數畫蝦者與齊白石的不同。
衝鋒必是向著人類的困境，架橋便是做著建立新觀念的工作。舍此而涉古，莫如去作古玩商，單知道舊貨的行情即可。無論架橋還是蓋房，當然離不開基礎。真先鋒從來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不輕看學問也不會無視傳統，與古玩商的區別在於：一個是創造，一個是典當。假如沒有創造，就只剩下典當一條活路。每見洋人把玩中國當代文學，露出考古家的興致，深感並非國人的驕傲。
某鄉村，有一懶漢，爹娘死後，遂成窮鬼。初春，縣上下來了命令：村村辦起養豬場！隊長忙不迭從集市上抱回兩頭豬娃。眾鄉親憐這懶漢謀生無計，便推他作了飼養員。秋後，懶漢把豬娃養成毫不見長大的兩具屍首。分紅時，懶漢破天荒得到一千工分的錢糧。眾鄉親先是祝賀，轉而又想；是他養了一年豬呢，抑或豬養了一年他？
老子，幾千年後被外國人看出了偉大。同一個老子，幾千年來中國人從他那兒學的是詭詐。後來中國人發現外國人發現了老子的偉大，便把老子的書抄在自己的作品上，不料這作品卻不偉大。自己久不偉大，便起了疑心，也說中國人崇洋媚外。倘有洋人也不說他偉大，便說也有不偉大的洋人。倘有不偉大的洋人說他偉大，便把這洋人的名姓一串串常說在嘴上，受用終生去了。
說某些“文學作品”沒有文化，大概是指此類文字對人類的困境壓根兒沒有覺察，更不敢用自己的腦袋作出新鮮的思索，絕不是說它沒有洋征古引。
文學不是托盤，托著一隻文化出來，撕扯在眾人的小碟子裡，自己又回去。
歷史感不是歷史本身。歷史是過去的事。歷史感必是過去與現在與未來的連線，這連線不是以時間為序的排列，而是意味著新生命的誕生。
遺精生不了孩子。避孕也生不了。近親通婚會養怪物。但要創造。
當鬥牛場四周坐滿了嚼著口香糖的看客之時，場子裡正在發生的已經不是較量，而是謀殺。拳擊還是平等的蠢行，西班牙式的鬥牛卻是合夥在殘害一個。我不明白西班牙人在欣賞什麼，是鬥牛士的卑鄙與虛榮？還是那牛的愚蠻與不屈？
對牛來說，不屈的鮮血光芒四射！
對人來說，這仿古的遊戲，卻把遠古的光榮化作了今日的悲哀。
劉易斯跑起來，讓人享受了藝術的美。這美來自那諧調動作所展示的自信力量，來自對前人的超越，來自於他勾引得我們還要希望看進一步的超越。
世界紀錄卻標出了人的局限。現在是九秒九三、二米四二、八米九O……將來便有九秒、三米、十米的成績，局限還是局限，並且定有極限。這困境屬於全人類。
當今世上便只有奧林匹克的神火能把全人類召喚在一處，齊對著命運之神唱出自己的心愿。精神在超越肉體之時，上帝不得不永遠賜我們以藝術。
我的朋友陳志偉說：“超越不是前進，不是沒邊沒沿的飛升。超越的對象是現實，現實是超越的基礎，二者一刻也不能互相脫離。超越是對現實的把握，超越是更大、更深、更廣的現實。”
我理解：所謂超越自我，並不意味著跑百米的跑出九秒九二，跳高的跳出二米四三。我理解：長壽和自殺都不能超越死亡，純樸和出世都不能超越異化，苟安和金牌都不能超越困境。我理解；把得教練員、運動員喘不過氣，似乎還不十分有說服力。外國人也不想為祖國丟臉。
關鍵是對爭光的理解不同。中國人認為進球、贏球即是爭光，所以哆哆嗦嗦、稀里糊塗地把球弄進去也是榮耀。越是看重進球，投籃和射門時心理負擔就越重，球反而不進。越是想贏，越是不敢輕易有所創造，昏昏然只記住以往進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與通途。而美國的籃球、巴西的足球，卻滿場顯示著每一個生命的力量、自由與創造精神，他們以此為榮，更願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現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進球機會。
一個是，藉助球賽讚美著生命的輝煌。
一個是，球藉助人，以便進門或進籃筐。
寫小說亦如此，越想獲獎越寫成溫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沒了創造。沒有創造幹嘛叫創作。叫創作就應與介紹、導遊、展覽、集錦等等分開。不面對困境，又何從創造呢？
中國人喜歡從古人那兒找根據，再從洋人的眼色里找判斷，於是古也一窩蜂，洋也一窩蜂。
阿城並非學古，而是從古中找到了新。也有人總在篇首引一行古詩，問題是以下的全篇都不如這一行有意思。
莫言把舊而又舊的土匪故事寫出了新意，精彩紛呈。也有人在新而又新的改革題材上重彈著濫調。
北島對外國人說：我還沒到獲諾貝爾獎的水平。也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我們不稀罕。可是某位小提琴家在資本主義國家拉著還沒有社會主義時代的曲子得了遠不如諾貝爾獎的獎時，卻被認為是為國爭光。
馬原的小說非古非洋，神奇而廣闊。李姞說他是在五維世界中創作，我有同感。精神是第五維。
說這些作家在五維世界中找中國文學的新路，莫如說他們是在找人的新路。
與世界文學對話，當然不能是人家說什麼，我們就跟著說什麼。這樣跟著便永遠是在後邊。
拿出我們自己獨特的東西來！但不能拿癲頭瘡和虱子。你有太空梭我有故宮，也不行。
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無人能與他們對話的時候，說出前無古人的話來。他們是在與命運之神對話。因此我們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學對話這件事，只想想我們跟命運之神有什麼話要講就是了。
這樣也不見得能立刻把我們弄到世界文學的前列去，不過我們不關心這一點，我們關心的僅僅是新路。倘有一天中國文學進入世界先列，我們還是不關心這一點，因為新路無盡無休尚且讓我們關心不過來。
在一次座談會上我說，中國文學正在尋找著自己的宗教。話說得亂，引得別人誤會了。現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活，來說明我的意思吧。
羅素說：“現在，人們常常把那種深入探究人類命運問題，渴望減輕人類苦難，並且懇切希望將來會實現人類美好前景的人，說成具有宗教觀點，儘管他也許並不接受傳統的基督教。”
中國文學正做著這樣的探究，越來越多了這樣的渴望。
羅素說：“一切確切的知識都屬於科學。一切涉及超乎確切知識之外的教條都屬於神學……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的就是哲學。”
科學確切嗎？站在愛因斯坦的時代看，牛頓並不夠確切。而現今又已有人發現愛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說也不夠確切。哲學呢？先承認自己不在確切之列。這樣看來，科學與哲學在任何具體的時候都不確切得像是神學了。差別在於這二者都不是教條。看來只有教條是壞宗教，不確切是宇宙的本質。所以羅素又說：“只要宗教存在於某種感覺的方式中，而不存在於一套信條中，那么科學就不能幹預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強是一個事實。因為人類面對無窮的未知和對未來懷著美好希望與幻想，是永恆的事實。只要人不能盡知窮望，宗教就不會消滅。不如說宗教精神吧，以區別於死教條的壞的宗教。教條是壞東西。不圖發展是教條。
什麼是發展呢？讓精神自由盛開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許，科學的再一次愛因斯坦式的飛躍，要從精神這兒找到生機。
一九八六年
中心思想
隨想與反省用史鐵生自己的語言表達：“文學就是了解自己，文學沒有使命，它客觀上起到了某些作用，其實就是了解自己。我主要就是自救，這些東西當然可能對別人也有用。剛開始就講使命，有小說是那樣，但我不是。我老想把文學和寫作分開。文學好像有一種定念，但寫作是一種自己的東西。”
讀後感
當一枚命運的毒針將20歲的史鐵生雙腿刺癱後，輪椅變成了他的“墳墓”一樣的制約。一段漫長的“苦熬”之後，輪椅變成了作家泅渡生命苦難的“諾亞方舟”，作家用他筆下的文字，完成著人生的新的站立與行走。史鐵生告訴人們：“欲望無邊，能力有限，是人類生來的困境。所以建立起諸多觀念，以使靈魂有路可走，有家可歸。”（史鐵生：《隨想與反省》）對困境的不斷認識和不斷超越，構成了史鐵生生命與作品中醒目的一條紅線，他在一篇以《體驗困境》為題的訪談錄中回答著人們的提問，他說：“人類永恆面對的不是可知而是不可知。可知是少部分，不可知是永遠存在的環境，是種困境。我很難把它思考清楚，但我想生命意義的很大部分就是人在這種思考與摸索中生存成長。……人活著就是不斷和困境周旋，人生的根本意義就在人間的互愛和實現生命對美的追求之中展開。”
困境，是人類朝夕相伴的一面鏡子。人類上演的每一幕大戲，都不能無視它的存在。面對著人類的狂妄與自大，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忠告著人們：認識你自己。面對著人類的隔閡與誤解，我們聽到了作家同道的喝彩與溝通：“他躺在輪椅上望著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靜思，少一些宣洩而多一些自語；他的精神聖戰沒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讓個體的生命為路標，孤軍深入，默默探測令人類永恆的純淨和輝煌。”（韓少功語）面臨著世間的種種困境，人們在困境中突圍著。
史鐵生簡介
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籍河北省涿縣，1951年出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清平灣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維持生命。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史鐵生突發腦溢血逝世。史鐵生自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而他創作的散文《我與地壇》鼓勵了無數的人。200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作家協會副主席。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