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胡適散文精選(名師解讀釋疑·學生版)》精選胡適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編輯而成，從中不僅可領略胡適的散文風格，還能充分認識胡適為人為文的精神，讓人看到這位新文化大師的風貌。全書共分五個部分，“隨筆雜談”選取的是各個時期胡適弘揚新文化，反思傳統文化的文章；“心靈自述”是胡適的自述文字，從中可窺見胡適的心路歷程，便於讀者了解胡適的人生經歷，以及如何舉起“新文化”大旗，在“新文化”的道路上前進的坎坷與曲折；“人物隨想”是胡適對朋友的回憶文章，從中不僅可見所敘人物之風采，也可見胡適對朋友之摯情，由於敘事緊緊與時代相聯結，令人感嘆人生與世事之多艱；“文學小品”選取的多為遊記，是胡適散文中最具文學性的文字，也是胡適豐富的人生閱歷的一個縮影，其中融入了作者對人生、對社會的深刻思考，有一種厚重的歷史滄桑之感；“講演錄”記錄的是各時期的演講，是胡適自“五四”以來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發出的屬於自己的聲音。實際上，這五個部分，除了人物隨想之類的懷舊念故的敘述散文之外，其他的散文作品，似乎可將其稱為“學術小品”，頗有點今天流行的所謂“學者散文”的意思。
作者簡介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中國現代學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1910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康奈爾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J.杜威，深受其影響。1917年獲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參加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編輯部，提出白話文與文學革命。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極大地衝擊了中國的傳統文學觀念。1932年創辦《獨立評論》。1938—1942年出任駐美國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赴美定居。1957年出任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1958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1962年去世。一生著述豐富，在學術界影響極大。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戴東原的哲學》《白話文學史》《淮南王書》《中國古代思想小史》《說儒》《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等。
圖書目錄
導論
隨筆雜談
文學改良芻議
歸國雜感
易卜生主義
貞操問題
不朽——我的宗教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新思潮的意義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名教
人權與約法
信心與反省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讀經平議
心靈自述
我的歧路
九年的家鄉教育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我的信仰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人物隨想
中國愛國女傑王昭君傳
許怡蓀傳
李超傳
追想胡明復
追悼志摩
記辜鴻銘
丁在君這個人
高夢旦先生小傳
文學小品
一個問題
差不多先生傳
漫遊的感想
廬山遊記（節選）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南遊雜憶
平綏路旅行小記
講演錄
自由主義
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
少年中國之精神
五四運動紀念
科學的人生觀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胡適年表（1891—1962）
文摘
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卻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並非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回了三年；我現在忍著心腸來談政治，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與“變節而又遲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一九一五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著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勛復辟的訊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勛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只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餘的文字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里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的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周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了。
《每周評論》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這兩年零八個月之中，忙於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來做輿論的事業。我心裡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格外重要，實在捨不得丟了我的舊戀來巴結我的新歡。況且幾年不談政治的人，實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心裡總想國內有人起來幹這種事業，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柯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確然也還談談，因為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美調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麼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屈伏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
我等候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套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於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餘的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費一天在《努力周報》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評，遠不如做一萬字《李覯學說》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政論態度，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占這個周報。以後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餘六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燕生的責備，但我不能承認他責備的理由。他說：
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
他下文又說“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這些話我不大懂得。燕生決不會承認現在的思想文藝已到了山頂，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古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這也是我在這歧路上遲回瞻顧的一個原因了。
十一，六，十六
（原載於《努力周報》第7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
P134-138
序言
劉素敏
胡適（1891—1962），原名洪驛，字適之，安徽績溪縣人，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學者，中國自由主義先驅之一。胡適是“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大師級人物，學貫中西，一生曾獲得三十幾個博士頭銜。他早年接觸新學，信奉進化論。1910年官費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並畢生深受其學說影響。在留學美國期間，胡適有感於中西文化在近現代文明進程中的不同表現，立下了“再造文明”的宏願，主張針對具體的問題，以積累漸進的方式推動中國文化的解放和改造，並為實現這個目標奮鬥了一生。1917年初，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主張文學革命。同年7月，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與編輯《新青年》雜誌，成為當時新文化和文學革命的主要倡導者之一。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主張改良主義，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歷史研究方法，引發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1922年離開《新青年》，創辦《努力周報》，宣揚“好人政府”，並成為爆發於20年代的“玄學與科學”大論戰中“科學派”的領袖人物，積極提倡“科學的人生觀”。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隨後發起聲勢浩大的“人權運動”，抨擊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積極倡導自由主義思想。“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創辦《獨立評論》，標榜“獨立”精神，繼續宣揚自由主義思想。1938年任駐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中國台灣逝世。
胡適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在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有過重大的影響。在“五四”運動前後，胡適是開先河的一代宗師，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作出了開拓性貢獻。這些貢獻主要包括：首先提出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創作了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創作了第一部白話散文劇本《終身大事》；撰寫了第一部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哲學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開創了新《紅樓夢》研究學派；出版了第一部用白話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集《短篇小說》；最早提出並使用標點符號……
胡適是20世紀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發展過程中的承傳者、啟蒙者。“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評價，較為形象地體現了這一點。
胡適不僅是理論家，也是實幹家。胡適的散文創作，在中國現代散文發展史上可謂獨樹一幟，自成一家，其成就超過了他的戲劇、小說乃至新詩創作。胡適的散文是其思想的利器，他通過散文，傳播其關於文學革命，關於自由主義的思想，關於“再造文明”的理想。胡適的散文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以思想性、學識性見長，而在語言上則形成了平實清新、曉暢明白的創作風格。但也正因為此，胡適的散文中最具分量的文化學術性散文，有時難免出現過於直露、粗疏膚淺、考據煩瑣的弊病。
周作人在評價胡適的散文時曾說：“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如像西瓜之有口皆甜。”應該說。這個評價還是客觀公允的。
胡適的散文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徵：
一、以學識性見長，處處可見思想之光熠熠生輝。胡適是學貫中西的大師，強聞博記，學識淵博，自小就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功底。留學美國之後，廣泛接觸西方文化，並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不僅開闊了眼界，也對西方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加上處於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個人命運往往與時代命運不可分割，在時代潮流的激盪下，胡適參與了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幾乎所有思想文化界的活動。胡適豐富的人生閱歷和一些得天獨厚的因素，在其散文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胡適的散文從古今中外浩瀚的學海中汲取養分，擷取素材，不僅使作品豐富充實，而且有力地表達了富於時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見解和新方法。在作品中，胡適或抨擊封建倫理道德，如《貞操問題》；或讚頌新文化運動，如《新思潮的意義》、《五四運動紀念》、《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思並與近代西方文明進行對比，如《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漫遊的感想》、《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或諷刺軍閥的專制與保守，如《人權與約法》、《南遊雜憶》；或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與不合理，如《李超傳》；或針砭國民性的弱點，如《差不多先生傳》；或提倡民主、自由、科學，大力宣揚自由主義思想，如《科學的人生觀》、《自由主義》；或關心愛護青年，對青年寄予厚望，如《少年中國之精神》、《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作品中均滲透著其實驗主義哲學觀和自由主義精神，具有反封建、弘揚民主自由的積極意義，給人以思想上的啟發。
二、文風明白曉暢、自然清新。胡適的散文從來不故弄玄虛，而是自然而然地有感而發，說的都是平平常常的話語，不假雕飾，去除了華麗辭藻的堆砌，讀來令人頓生親切自然之感。胡適的散文沒有陳詞濫調，也不故作高深，對問題的揭示往往直截了當，暢快平易，使人很容易就能把握住文章的精神。胡適的散文看似平淡，但認真閱讀卻能讓人再三咀嚼，滿口余香。如《差不多先生傳》，雖然有著諷刺國民劣根性的深刻用意，卻字字用平常語，處處顯平常心，並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為佐證來敘寫人物，生動形象，將“差不多先生”刻畫得入木三分，也將國人凡事“差不多”就行的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使人覺得這“差不多先生”雖然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但卻又分明是每一個中國人。
為了做到明白曉暢，胡適的散文常採取從事實入手或直接用事實說話的寫法。如其《歸國雜感》、《貞操問題》、《漫遊的感想》等文章，均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司空見慣的現象，表達自己的思想或進行批判。胡適的散文善於選取典型事例，不僅使作品具有說服力，通俗易懂，而且顯得生動、形象、鮮明。
作為白話文的提倡者，胡適一直堅持用白話文寫作，並儘量使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語言進行表達。在胡適看來，古文是一種已死的語言，不能有效傳達思想，只有白話文才順應時代，符合大眾所需。胡適堅持白話散文並推動了白話散文的發展，從而奠定了他在現代散文發展史上的地位。胡適於1922年3月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曾專門提到“五四”以來散文創作的成就：“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作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的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散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其實，不僅僅是胡適提到的周作人、林語堂等人所提倡的閒適沖淡的“小品散文”促進了白話散文的進步，魯迅的散文創作，胡適自己的散文創作，都為白話散文的發展與成熟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本書精選胡適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編輯而成，從中不僅可領略胡適的散文風格，還能充分認識胡適為人為文的精神，讓人看到這位新文化大師的風貌。全書共分五個部分，“隨筆雜談”選取的是各個時期胡適弘揚新文化，反思傳統文化的文章；“心靈自述”是胡適的自述文字，從中可窺見胡適的心路歷程，便於讀者了解胡適的人生經歷，以及如何舉起“新文化”大旗，在“新文化”的道路上前進的坎坷與曲折；“人物隨想”是胡適對朋友的回憶文章，從中不僅可見所敘人物之風采，也可見胡適對朋友之摯情，由於敘事緊緊與時代相聯結，令人感嘆人生與世事之多艱；“文學小品”選取的多為遊記，是胡適散文中最具文學性的文字，也是胡適豐富的人生閱歷的一個縮影，其中融入了作者對人生、對社會的深刻思考，有一種厚重的歷史滄桑之感；“講演錄”記錄的是各時期的演講，是胡適自“五四”以來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發出的屬於自己的聲音。實際上，這五個部分，除了人物隨想之類的懷舊念故的敘述散文之外，其他的散文作品，似乎可將其稱為“學術小品”，頗有點今天流行的所謂“學者散文”的意思。
本書在每篇文章後面都附有較為詳細的注釋，並有簡短的導讀，希望能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並理解胡適的散文。當然，讀者心目中都會有自己的胡適，我們這些“附驥”式的文字聊供參考而已，還是進入胡適的散文世界細細體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