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八年，寶忠充國史館纂修。十一年至十四
十七年，寶忠充會典館纂修，在南書房行走。二十年，升侍講學士。在此前後，參與在昭仁殿、武英殿、景陽宮等處檢查整理書籍、字畫，得見諸多珍品，憂存藏條件不良，召對時建言，罕世珍本書籍宜收入大內，分架安置。光緒皇帝儘管“稱美者再”，但並不令移藏，仍存原處。後來庚子之變，許多宮中藏書付諸劫灰，寶忠深為嘆惜，並以當年未錄副目私藏為憾。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時局艱危，寶忠對此深表憂慮，有言，“自甲申更換樞臣，十餘年來（朝中）專以恆舞酣歌為事，強鄰虎視，主人翁熟寐不知”，而與日本開釁後“倉卒徵兵，漫無節制”，認為“欲挽救艱危，非急召親賢不可” 。遂聯絡同道，策動時任禮部右侍郎的李文田領銜上奏，並與張百熙、張仁黼、曹鴻勛、高慶恩等人列名，請求讓恭親王奕欣復出。寶忠獨蒙光緒帝召對，所諭寶忠有“不敢縷記”之說，可見事涉隱秘。寶忠在臨出時光緒帝特囑：“吾今日掬心告汝，汝其好為之。” 不日，奕欣被召見，著管理總理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防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旋為軍機大臣。 但此間寶忠慮京師被兵，遣眷屬出避易州，曾為御史安維峻奏參。
二十二年，寶忠先後遷詹事府詹事，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銜。或謂其“數月三遷，至於卿貳”，“益兢兢自惕” 。二十三年秋，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旋簡放浙江學政，未赴任，母親病卒，遂去職丁憂。其間仍關注時勢，憂慮時局朝政，有言：“外患內憂，相逼而來，瓜分豆剖之局成矣”；“時事至此，（朝廷）尚不知收拾人心，泯滿漢之見，為之痛哭”！ 二十五年十二月寶忠服闋，其時自勵：“時局雖艱，人心雖壞，自有應盡之職，不矯激以沽名，亦斷不可淟涊以負國，中立不倚，不植黨援”，“惟事事持正，不可威惕，不可利疚” 。寶忠詣闕，仍在南書房行走。
二十六年春，寶忠復得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義和團事熾，八國聯軍侵華，戰亂之中寶忠避難出京，聞慈禧太后和光緒帝流亡擬追隨未果，旋行在電傳上諭，寶忠補授兵部右侍郎，又命視學順天。二十七至三十一年間，寶忠往返京都與畿輔諸多府縣之間，並曾兩度赴河南開封，按臨學務或闈事，每謂“馳驅王事，惡敢言勞” 。寶忠認為“科舉敝陋已深，非實行教育不足以開民智”，所到之處，“諄諄以提倡學堂為先” 。
及至詔停科舉，寶忠因勢利導，借鑑外國特別是日本的相關情況，上疏建策：設立文部，並責成學政總理各省學務，一以事權；變通學堂獎勵之法，畢業者不再予以舉人、進士功名或各等官銜，而改授學士、博士名號，使“以學茂名高為美，不以能薄官顯為榮”；各省廣設師範傳習所，對自行研習熟諳教法而考驗合格者亦準充當教習，以廣儲師資；糾正“各省中學堂每偏重洋文”之弊，做到國文亦兼併重，責成學官切實督查；注重實業教育，多設實業學堂，“務使通國學人於實業占其多數”；為求教育普及，除“官立”學堂外，亦倡“公立”，私塾有師範文憑之人充當教員和能改良教法者，也允其並存；凡七歲以上不入學者罪其父兄家長，如此等等。 該年（三十一年）十二月，寶忠得授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十二年，寶忠署禮部尚書。慮日俄戰後形勢，條陳東三省宜速舉行諸項“要政”，以與在華“各爭其利益，各擴其勢力”的日俄兩國對抗。 該年九月，清廷頒布各部院新政官制，寶忠為都察院都御史。三十三年，奏請“嚴禁黨援，廣開言路” 。 又奏應維持舊例，各省督撫不能率行奏調科道人員，言官如有願投效外省及赴各衙門當差者，應開去底缺，以符定製，而肅台規言路。所議被納。 又奏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基礎，而符立憲政體。 得旨交會議政務處議奏，該處復奏都察院為獨立衙門，不可輕議更張。 寶忠此議未被採納。或視其人素能直正建言，稱道他 “立朝謇謇諤諤，持大體，遇事敢言，無少隱諱” 。
寶忠有吸食鴉片積習，朝命嚴飭戒斷，三十四年正月他陳明戒菸淨盡。 旋於四月二十九日（5月28日）病卒，諡文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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