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
70年前，就是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夏，曾志與丈夫陶鑄先後來到延安，開始了一段相對穩定的生活，並於1941年生下了兩人惟一的女兒陶斯亮。應該說，陶斯亮屬於命大的那種，據曾志自己回憶，在她懷孕七個月的時候，曾經被驚馬摔到地上，造成腦震盪；後在分娩的時候，由於護士缺乏經驗，孩子直接掉在了地上。但就算這樣，對生命異常執著的陶斯亮仍然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享受了幸福，也吃盡了苦楚。
1945年，陶斯亮4歲的時候，被父母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給一位經過長征考驗的二級殘廢戰士楊順卿照看。這樣做的原因是陶鑄已經被委派到東北淪陷區去組織敵後游擊隊，而曾志，由於延安的“審乾”和“整風”風波，堅持要證明自己政治的堅定和對黨的忠誠，主動要求隨丈夫北上打游擊。臨別的時候，曾志對楊順卿說，“我們把這個孩子託付給你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個孩子就是你的。”當天送行的人很多，陶鑄抱著女兒深深地親了一下，曾志則是一步一回頭。他們無法確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還可以和女兒團聚。
從照片上看，楊順卿清瘦、善良，是個極溫順的人，他對照顧陶斯亮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同時也把他性格中安詳穩重的部分給了這個“養女”。因為無論是陶鑄還是曾志，在性格上都是堅硬如鐵的人，而陶斯亮身上帶著的那種溫順顯然與楊順卿的撫養有關。從這時開始，陶斯亮就和楊叔叔相依為命。楊順卿養了只雞，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給她吃;他業餘時間還紡線，把賣線得來的錢全都給陶斯亮買了解饞的零食。第二年6月，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大舉進攻，戰火隨時可能燒到延安，於是中央決定讓所有非戰鬥單位轉移別處。這樣，七八月間，在組織的安排下，楊順卿帶著陶斯亮到東北尋找陶鑄和曾志夫婦，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危險旅程。剛從延安走出不到30里，就遇到了國民黨飛機的轟炸，陶斯亮坐在驢背上的柳條筐里，嚇得大哭起來。楊順卿趕緊拽著毛驢躲進了青紗帳，直到天黑才敢出來。估計前面還會有數不清的空襲，楊順卿決定往回走，這樣雖然繞了很遠的路，但是由於會經過很多解放區，可以減少危險。於是，他們先來到晉察冀解放區的阜平，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南下邯鄲，繼而東行山東煙臺，然後渡海至大連，再改乘海輪取道平壤，再轉回安東(今丹東)，最終到達遼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這一路，幼小的陶斯亮幾次病重難治，幾次險些走失，又幾次險象環生，但卻已長大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避開飛機的轟炸，如何在焦急的時候安慰楊叔叔。一個40多歲的殘廢軍人和一個四五歲的女孩，硬是在這戰火紛飛的年月里完成了這段傳奇的旅程。
這天,正在開會的遼吉省委書記陶鑄被衛兵告之，在省委大院門口，一個要飯的老頭帶著一個小女孩要見他，說是他的女兒。陶鑄一下子驚呆了。原來他早就知道女兒出來尋找自己了，但由於長時間杳無音信，認為一定是死在路上了，於是便將女兒的照片都掛在了牆上，當作遺像憑弔。此時的陶鑄這個高興呀，一下衝出門外，一屋子開會的人也都跟著沖了出來。他看到女兒好生生地站在眼前，一下把她抱了起來。但陶斯亮幾乎已經不記得父親了，嚇得大聲哭起來。此時的曾志正在前線工作，後來得知女兒安然到來的時候也是悲喜異常，百感交集。此後，楊順卿一直守候在陶斯亮的左右，直到解放後，陶鑄夫婦才將他安排到貴州的省委招待所當科長。走的時候，楊順卿將自己所有的積蓄都給了陶斯亮，一老一小哭得昏天黑地。“文革”以後，楊順卿從貴州到北京看過陶斯亮，陶斯亮也專程去貴州看過他，兩人親密的感情保持了一生。
少年時期
1949年3月，陶斯亮隨父母從瀋陽來到北京，後又抵武漢，陶鑄被任命為四野政治部主任，曾志被任命為中南局重工業部副部長。再後來，陶鑄又到廣西主持剿匪工作，直到1951年底，才到達廣州擔任中南局書記兼華南軍區政委。1952年，曾志被任命為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局長和黨委書記。此時的曾志正是事業上生機勃勃的時候，她不願被別人稱為“夫人”而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她總想獨立地有一番自己的作為。她覺得自己作為管工業的幹部，如果沒有經過基層的鍛鍊是搞不好工作的。於是她沒有住到廣州東山的家裡，而是將家安在西村電廠裡面，並先後將母親和其他親屬接到廠里同住，自己則將所有時間都用在調查和學習上。
陶斯亮的整個學生時代，大部分是和父親一起渡過的。這一時期，父親雖然非常忙，但是對陶斯亮的關心非常細緻。廣東天氣熱，為了怕她晚上不穿衣服睡覺著涼，父親每天都要看她是不是穿了睡衣，蚊帳是不是放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