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里寧
（1933— ）1960年代擔任湖南省湘潭縣委辦公室的資料員，曾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陳里寧患病之前的陳里寧，可以算得上那個年代特有的“積極分子”。他生於1935年，湖南湘潭人，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學歷也只有國中畢業，但他思想純正，追求進步，很快入了黨，還多次獲得“勞動模範”或“優秀黨員”稱號。這個年輕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好學深思，尤其喜好鑽研政治問題，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擅長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他政治覺悟高，理論水平也不低，據說口才和文采也相當不錯。應該說陳里寧是一個有些前途的青年，所以，到了60年代初，他能坐進辦公室，做了湘潭市人委辦公室里的資料員。
陳里寧患精神病
陳里寧何時患上了精神病，已不可考。大約在坐進湘潭市人委辦公室後不久，他的精神業已不行了。
陳里寧1962年，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經修訂後重新出版，陳里寧盯住了這本書，先是將新舊版本進行對照，“發現修改本把恩格斯、史達林的名字勾掉了，並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導”，繼而沿此線索，“帶著劉少奇的問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竟然發現該書存在50多個問題（陳里寧在紅衛醫院控訴劉鄧反動路線大會上的發言，1967年1月10日）一個人能這樣乾，精神也就出問題了。也就是說，1962年的陳里寧已經不怎么正常了。1963年4月，陳里寧一吐為快，將自己對劉少奇的懷疑寫成一份材料，交給湘潭市委秘書長李力。李力看了材料，覺得是滿紙荒唐言，正常人斷然寫不出，很輕易就認定陳患上了精神病，並且派人將他送進湖南省精神病醫院。送進精神病醫院的這一天，陳里寧在日記里說：“在別人把我推上吉普車時，我向xx同志說了一遍，我是故意說的：我要給xxx一粒象徵性的子彈，表明我將以毛澤東思想來打擊敵人，作為一顆子彈一樣。”（見《狂人日記》，天津勞一半（勞動局第一半工半讀學校）八一八紅衛兵印製）話確實不像是正常人的話，醫院的檢查也認定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陳里寧狂人日記
陳里寧後來說，從1957年開始，他就懷疑上了劉少奇。1956年9月，在“八大”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宣布中國基本上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陳里寧說：“我把這個論點與列寧、毛主席著作對照，察覺到劉少奇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陳里寧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教工召開的“控訴劉鄧反革命專政大會”上的發言，1967年1月30日）耐人尋味的是陳里寧懷疑上劉少奇的時間，彼時“反右”運動正在展開，6月19日，經毛澤東親手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已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其中有一段後加的話，大意稱“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像陳里寧這樣好學深思的革命青年，發現劉少奇有問題，並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所以，不能輕易下結論說，1957年時的陳里寧已然有了精神問題。可以想像這個大發現對陳里寧的刺激程度，也可以說這個大發現改變了陳里寧的人生。往後的日子便是緊盯劉少奇的日子，緊張，驚恐，復又交雜著巨大的興奮，精神脆弱者怕是難以承受了。1959年9月，從批判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下來，劉少奇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一個時候的、範圍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飛機駕駛員“一個時候左一下，一個時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又聲稱，“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現在我還要搞（毛主席的‘個人崇拜’），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該講話《劉少奇選集》不載，見《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年6月—1967年卷，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1967年9月）。陳里寧抓住了這兩句話，用心琢磨一段時間後，對劉少奇就“更懷疑了”。
陳里寧間歇性狀態
經過兩個月的治療，陳里寧出院了，仍舊送回原機關。回到機關後的陳里寧，精神時好時壞，呈間歇性狀態。劉少奇的問題，他仍然沒有放鬆，並且愈益強烈地害怕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按他後來在一個報告會上的說法：“我認識到，不揭發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我們革命者是有罪的。如果劉少奇的陰謀得逞，就會使黨和毛主席以及無數革命前輩、革命先烈打下的無產階級江山付之東流！想到這裡，我就坐立不安、通宵不眠。”（陳里寧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教工召開的“控訴劉鄧反革命專政大會”上的發言）讓毛主席知曉自己的驚人發現，業已顯得非常必要，而且十萬火急，陳里寧決定給毛主席寫信。1963年11月，長達萬字的信寫成了，陳里寧交給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托他轉呈毛主席。這次的結果同樣不理想，不僅信被扣下，自己也再次被送進精神病院。
陳里寧此次“二進宮”，醫生髮現陳里寧的病更為嚴重了。此間的一份病歷，記下了病人對劉少奇的十多個懷疑，主要有：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論黨內鬥爭》違背了《矛盾論》和《實踐論》；劉與普列漢諾夫親如一家、親密擁抱；劉帶領愛人出國游馬路，遊山玩水；劉當權以來，不是過左，就是過右，像開汽車一樣，一左一右；懷疑劉的愛人是特務；劉發表的反修文章觀點不對，很勉強；劉工作不深入基層；劉訪問越南後多了一個“萬歲”，“劉主席萬歲”。（見《狂人日記》）
幾個月的治療後，陳里寧又回到了機關。可沒過多久，又舊病復發。1964年7月，陳里寧向機關黨支部宣傳委員王某傾訴自己對劉少奇的懷疑，王某立即寫了檢舉信，機關黨支部遂召開大會，勒令陳檢討反劉少奇的罪行。到了這一年10月，陳里寧的病情日趨惡化，反劉言論也就更為密集，更為狠毒。10月1日，陳里寧對人說，劉少奇“有妻室兒女，丟了不要”，找了個女學生，“轉山游馬路，帶了出國，喚做夫人，還拍成電影，真是當了婊子還要起牌坊”，劉是“大騙子，大流氓”。10月2日，陳又說到《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有50餘個問題，聲稱“要和他進行辯論”，“我就不擁護劉少奇，就是要反對他”，“要殺，你們就殺，我只有一隻筆”。那些天，陳經常說：“我姓陳，是東邊掛鋤頭，他鋤禾苗，我要鋤毒草。”他為自己起了一個別名，叫做“陳劍鳴”，並就此演義說，要讓自己“變成毛主席手中的寶劍”。陳還在劉少奇“八大”政治報告上胡劃亂批，有一處批曰：“此處貓屁不通”。又說三年自然災害，“哪裡是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都是他（劉少奇）搞的不好帶來的”；安源煤礦大罷工，“寫成是他個人的功勞，實際上，工人們的死傷很大”（見對陳里寧的揭發材料，共三份，所署日期均是1964年10月4日）。
60年代初，家鄉政府不顧劉少奇的勸阻，修建了他在寧鄉縣花明樓的故居。陳里寧聞知此事，又盯上了這個花明樓故居。1964年9月14日，陳的日記記有：“韶山，花明樓，兩者真有天壤之別。毛主席愛的是山，氣勢磅礴；這個人愛搞什麼樓，真是與毛主席唱對台戲！”（見《狂人日記》）10月6日，陳給某機械廠黨委寫信，揭發劉少奇“搞什麼花明樓，架子大，氣勢洶洶，硬拿強要馬達、水泵、鋼材之類”，要求他們予以追查。10月9日，陳還以“特急信”致當地政府，抗議劉少奇“以皇帝的派頭，大建什麼豬樓”，“侵占工人階級創造的財產，實際上就是對勞動人民犯下了罪行”。
據陳里寧回憶
據陳里寧回憶，1964年10月間，他連續作戰，寫了30多封信，力圖把自己的聲音發出去，並且一定要讓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央首長聽到自己的聲音。單是毛主席，陳就寫過三封信，其他還有信分别致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中央首長。《狂人日記》里收有陳致林彪的信，信寫於10月13日，主要是為了揭穿劉少奇的一個“陰謀”。陳說他讀了《解放戰爭回憶錄》里的一篇文章，知道在毛主席去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把南方的一些部隊調駐北方，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而被敵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陳對劉少奇的決定大不以為然，斷定是“犯罪行為”。他說：“我仔細想過此問題，認為與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實質是與蔣介石遙相呼應，摧殘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圍剿，使偉大的工農紅軍集結一處，便於在半路攔擊，暴露我游擊隊目標。”陳建議“林彪元帥同志”，“派人專題調查研究一下這些事件的真相”。
從陳里寧致林彪的這一段信看來，他思想上固已走火入魔，但行文上卻是文從字順，不見病態。這個人真是讓醫院和他的機關犯了難，醫院的診斷總是“精神分裂症”，卻也加上了這樣的鑑定文字：“生活上一直表現尚正常，儀態整潔，表情自然，意識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斷力、記憶力，相當好。”陳所在機關的同事也檢舉說，他的反動言行，“不能作為是瘋子的表現，陳並不怎么瘋”。對這個生活上“不怎么瘋”、政治上卻是“瘋話連篇”的病人，機關所能做的，只能是先批判其反動思想，批完之後，再將其送往精神病院。
1964年11月，陳里寧第三次送進精神病院。醫生的診斷是：精神病復發，仍為精神分裂症。又不忘加上一句：“其所以出現反動言論，乃是原來反動思想在精神病症狀上的反映。”
陳里寧事件
1963年到1964年間三次進出精神病院，據說是因為“害怕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用毛澤東思想打擊敵人（所在機關負責人）”，診斷為“精神狂想症狀”。1964年出院後給《湖南日報》投寄兩封信，不指名地批評《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用封建主義的一套道德標準來毒害黨員”；並給毛澤東、林彪寫信，說劉少奇是“修正主義者”。即被公安部門立案偵查，並作為反革命要案從湖南移送公安部繼續審查，被轉北京秦城監獄。在監獄的言行被記入檔案，成為“監守日記”。1965年公安部懷疑他患有精神病，遂將其從監獄轉到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病醫院，文革初改名為紅衛醫院）鑑定、治療。醫院對他的鑑定有分歧。其間他寫的日記，詳細列舉了劉少奇的反動觀點；給中央文革小組多次寫信，條理、通順程度均有明顯提高。
1966年底醫院造反派醫生金弘敏向清華大學串聯的紅衛兵提供陳情況，說他是被走資派迫害的持不同意見者；這一情況很快通過林傑送達中央文革。經調看有關40次審訊記錄和檔案材料，中央文革成員王力、戚本禹與醫院紅旗戰鬥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醫院“8.18”等組織，親到醫院把陳從監護中解放了出來，安排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歷史研究所，恢復了工資級別和黨籍。1967年1月17日《首都紅衛兵》報以《狂人日記》為題、用4版報導了陳的故事，和他的批劉言論。他於是被邀到處作批劉報告。天津市話劇團創作、演出了話劇《新時代的狂人》，同一題材的戲劇還在鄭州、杭州、重慶等地上演。同年8月包圍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火線就多次演出了這幕戲劇。公安部為其出具了“無罪釋放”和“平反”手續。
陳的批劉講演總是表態支持邀請方，引起了不同觀點派別的反對、爭執，因陳在毛澤東著作上隨意批改，被反對一方上綱上線，造成一些麻煩糾纏。於是被送到農村以記者身份做調查。後來王、關、戚倒台時，此事就成為了罪狀之一。陳再次被逮捕、監治，結論是“假反劉少奇，真反毛主席”。[注]
1979年以後公安部對陳的問題進行了複查，最後確認：確實患有“精神分裂症，喪失責任能力”，不應追究刑事責任，改正原來的錯誤結論，恢復黨籍，恢復工作和原工資待遇。因病情很重，長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療、休養。
類似的情況，當年還有後來從北京安定醫院又放出來的王景瑞（北京市職工），在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竟當上了委員。
有人評論說，從陳走過了“反革命——精神病——反劉少奇英雄——反革命——精神病”的曲折、變幻歷程，出於政治需要利用精神病人，可以看出“陳里寧事件”既是文革的一個縮影，同時文革更是一次大規模的“陳里寧事件”。在陳里寧由反劉少奇“英雄”變成“反革命”後，1968年初陶德堅也由造反派變成清華大學惟一的“516”分子，並被懷疑為海外派來的特務，一直關押到1969年9月。批林批孔運動中，又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直至文革結束。1982年她由清華大學調至武漢華中工學院，問題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注]典型地反映出當時對精神病的態度：一種是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防止階級敵人漏網，有點兒"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意思；一種是把有不同意見的人當作精神病，這樣做極端霸道兇殘和玩世不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