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里寧

陳里寧

1963年4月,陳里寧一吐為快,將自己對劉少奇的懷疑寫成一份材料,交給湘潭市委秘書長李力。 陳里寧後來說,從1957年開始,他就懷疑上了劉少奇。 此次“二進宮”,醫生髮現陳里寧的病更為嚴重了。

陳里寧

(1933— )1960年代擔任湖南省湘潭縣委辦公室的資料員,曾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圖)陳里寧陳里寧

患病之前的陳里寧,可以算得上那個年代特有的“積極分子”。他生於1935年,湖南湘潭人,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學歷也只有國中畢業,但他思想純正,追求進步,很快入了黨,還多次獲得“勞動模範”或“優秀黨員”稱號。這個年輕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好學深思,尤其喜好鑽研政治問題,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擅長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他政治覺悟高,理論水平也不低,據說口才和文采也相當不錯。應該說陳里寧是一個有些前途的青年,所以,到了60年代初,他能坐進辦公室,做了湘潭市人委辦公室里的資料員。

陳里寧患精神病

陳里寧何時患上了精神病,已不可考。大約在坐進湘潭市人委辦公室後不久,他的精神業已不行了。

(圖)陳里寧陳里寧

1962年,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經修訂後重新出版,陳里寧盯住了這本書,先是將新舊版本進行對照,“發現修改本把恩格斯、史達林的名字勾掉了,並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導”,繼而沿此線索,“帶著劉少奇的問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竟然發現該書存在50多個問題(陳里寧在紅衛醫院控訴劉鄧反動路線大會上的發言,1967年1月10日)一個人能這樣乾,精神也就出問題了。也就是說,1962年的陳里寧已經不怎么正常了。1963年4月,陳里寧一吐為快,將自己對劉少奇的懷疑寫成一份材料,交給湘潭市委秘書長李力。李力看了材料,覺得是滿紙荒唐言,正常人斷然寫不出,很輕易就認定陳患上了精神病,並且派人將他送進湖南省精神病醫院。送進精神病醫院的這一天,陳里寧在日記里說:“在別人把我推上吉普車時,我向xx同志說了一遍,我是故意說的:我要給xxx一粒象徵性的子彈,表明我將以毛澤東思想來打擊敵人,作為一顆子彈一樣。”(見《狂人日記》,天津勞一半(勞動局第一半工半讀學校)八一八紅衛兵印製)話確實不像是正常人的話,醫院的檢查也認定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陳里寧狂人日記

陳里寧後來說,從1957年開始,他就懷疑上了劉少奇。1956年9月,在“八大”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宣布中國基本上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陳里寧說:“我把這個論點與列寧、毛主席著作對照,察覺到劉少奇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陳里寧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教工召開的“控訴劉鄧反革命專政大會”上的發言,1967年1月30日)耐人尋味的是陳里寧懷疑上劉少奇的時間,彼時“反右”運動正在展開,6月19日,經毛澤東親手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已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其中有一段後加的話,大意稱“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像陳里寧這樣好學深思的革命青年,發現劉少奇有問題,並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所以,不能輕易下結論說,1957年時的陳里寧已然有了精神問題。可以想像這個大發現對陳里寧的刺激程度,也可以說這個大發現改變了陳里寧的人生。往後的日子便是緊盯劉少奇的日子,緊張,驚恐,復又交雜著巨大的興奮,精神脆弱者怕是難以承受了。1959年9月,從批判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下來,劉少奇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一個時候的、範圍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飛機駕駛員“一個時候左一下,一個時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又聲稱,“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現在我還要搞(毛主席的‘個人崇拜’),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該講話《劉少奇選集》不載,見《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年6月—1967年卷,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1967年9月)。陳里寧抓住了這兩句話,用心琢磨一段時間後,對劉少奇就“更懷疑了”。

(圖)陳里寧陳里寧

間歇性狀態

經過兩個月的治療,陳里寧出院了,仍舊送回原機關。回到機關後的陳里寧,精神時好時壞,呈間歇性狀態。劉少奇的問題,他仍然沒有放鬆,並且愈益強烈地害怕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按他後來在一個報告會上的說法:“我認識到,不揭發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我們革命者是有罪的。如果劉少奇的陰謀得逞,就會使黨和毛主席以及無數革命前輩、革命先烈打下的無產階級江山付之東流!想到這裡,我就坐立不安、通宵不眠。”(陳里寧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教工召開的“控訴劉鄧反革命專政大會”上的發言)讓毛主席知曉自己的驚人發現,業已顯得非常必要,而且十萬火急,陳里寧決定給毛主席寫信。1963年11月,長達萬字的信寫成了,陳里寧交給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托他轉呈毛主席。這次的結果同樣不理想,不僅信被扣下,自己也再次被送進精神病院。

(圖)陳里寧陳里寧

此次“二進宮”,醫生髮現陳里寧的病更為嚴重了。此間的一份病歷,記下了病人對劉少奇的十多個懷疑,主要有: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論黨內鬥爭》違背了《矛盾論》和《實踐論》;劉與普列漢諾夫親如一家、親密擁抱;劉帶領愛人出國游馬路,遊山玩水;劉當權以來,不是過左,就是過右,像開汽車一樣,一左一右;懷疑劉的愛人是特務;劉發表的反修文章觀點不對,很勉強;劉工作不深入基層;劉訪問越南後多了一個“萬歲”,“劉主席萬歲”。(見《狂人日記》)

幾個月的治療後,陳里寧又回到了機關。可沒過多久,又舊病復發。1964年7月,陳里寧向機關黨支部宣傳委員王某傾訴自己對劉少奇的懷疑,王某立即寫了檢舉信,機關黨支部遂召開大會,勒令陳檢討反劉少奇的罪行。到了這一年10月,陳里寧的病情日趨惡化,反劉言論也就更為密集,更為狠毒。10月1日,陳里寧對人說,劉少奇“有妻室兒女,丟了不要”,找了個女學生,“轉山游馬路,帶了出國,喚做夫人,還拍成電影,真是當了婊子還要起牌坊”,劉是“大騙子,大流氓”。10月2日,陳又說到《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有50餘個問題,聲稱“要和他進行辯論”,“我就不擁護劉少奇,就是要反對他”,“要殺,你們就殺,我只有一隻筆”。那些天,陳經常說:“我姓陳,是東邊掛鋤頭,他鋤禾苗,我要鋤毒草。”他為自己起了一個別名,叫做“陳劍鳴”,並就此演義說,要讓自己“變成毛主席手中的寶劍”。陳還在劉少奇“八大”政治報告上胡劃亂批,有一處批曰:“此處貓屁不通”。又說三年自然災害,“哪裡是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都是他(劉少奇)搞的不好帶來的”;安源煤礦大罷工,“寫成是他個人的功勞,實際上,工人們的死傷很大”(見對陳里寧的揭發材料,共三份,所署日期均是1964年10月4日)。

60年代初,家鄉政府不顧劉少奇的勸阻,修建了他在寧鄉縣花明樓的故居。陳里寧聞知此事,又盯上了這個花明樓故居。1964年9月14日,陳的日記記有:“韶山,花明樓,兩者真有天壤之別。毛主席愛的是山,氣勢磅礴;這個人愛搞什麼樓,真是與毛主席唱對台戲!”(見《狂人日記》)10月6日,陳給某機械廠黨委寫信,揭發劉少奇“搞什麼花明樓,架子大,氣勢洶洶,硬拿強要馬達、水泵、鋼材之類”,要求他們予以追查。10月9日,陳還以“特急信”致當地政府,抗議劉少奇“以皇帝的派頭,大建什麼豬樓”,“侵占工人階級創造的財產,實際上就是對勞動人民犯下了罪行”。

據陳里寧回憶

據陳里寧回憶,1964年10月間,他連續作戰,寫了30多封信,力圖把自己的聲音發出去,並且一定要讓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央首長聽到自己的聲音。單是毛主席,陳就寫過三封信,其他還有信分别致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中央首長。《狂人日記》里收有陳致林彪的信,信寫於10月13日,主要是為了揭穿劉少奇的一個“陰謀”。陳說他讀了《解放戰爭回憶錄》里的一篇文章,知道在毛主席去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把南方的一些部隊調駐北方,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而被敵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陳對劉少奇的決定大不以為然,斷定是“犯罪行為”。他說:“我仔細想過此問題,認為與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實質是與蔣介石遙相呼應,摧殘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圍剿,使偉大的工農紅軍集結一處,便於在半路攔擊,暴露我游擊隊目標。”陳建議“林彪元帥同志”,“派人專題調查研究一下這些事件的真相”。

從陳里寧致林彪的這一段信看來,他思想上固已走火入魔,但行文上卻是文從字順,不見病態。這個人真是讓醫院和他的機關犯了難,醫院的診斷總是“精神分裂症”,卻也加上了這樣的鑑定文字:“生活上一直表現尚正常,儀態整潔,表情自然,意識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斷力、記憶力,相當好。”陳所在機關的同事也檢舉說,他的反動言行,“不能作為是瘋子的表現,陳並不怎么瘋”。對這個生活上“不怎么瘋”、政治上卻是“瘋話連篇”的病人,機關所能做的,只能是先批判其反動思想,批完之後,再將其送往精神病院。

1964年11月,陳里寧第三次送進精神病院。醫生的診斷是:精神病復發,仍為精神分裂症。又不忘加上一句:“其所以出現反動言論,乃是原來反動思想在精神病症狀上的反映。”

陳里寧事件

1963年到1964年間三次進出精神病院,據說是因為“害怕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用毛澤東思想打擊敵人(所在機關負責人)”,診斷為“精神狂想症狀”。1964年出院後給《湖南日報》投寄兩封信,不指名地批評《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用封建主義的一套道德標準來毒害黨員”;並給毛澤東、林彪寫信,說劉少奇是“修正主義者”。即被公安部門立案偵查,並作為反革命要案從湖南移送公安部繼續審查,被轉北京秦城監獄。在監獄的言行被記入檔案,成為“監守日記”。1965年公安部懷疑他患有精神病,遂將其從監獄轉到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病醫院,文革初改名為紅衛醫院)鑑定、治療。醫院對他的鑑定有分歧。其間他寫的日記,詳細列舉了劉少奇的反動觀點;給中央文革小組多次寫信,條理、通順程度均有明顯提高。
1966年底醫院造反派醫生金弘敏向清華大學串聯的紅衛兵提供陳情況,說他是被走資派迫害的持不同意見者;這一情況很快通過林傑送達中央文革。經調看有關40次審訊記錄和檔案材料,中央文革成員王力、戚本禹與醫院紅旗戰鬥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醫院“8.18”等組織,親到醫院把陳從監護中解放了出來,安排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歷史研究所,恢復了工資級別和黨籍。1967年1月17日《首都紅衛兵》報以《狂人日記》為題、用4版報導了陳的故事,和他的批劉言論。他於是被邀到處作批劉報告。天津市話劇團創作、演出了話劇《新時代的狂人》,同一題材的戲劇還在鄭州、杭州、重慶等地上演。同年8月包圍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火線就多次演出了這幕戲劇。公安部為其出具了“無罪釋放”和“平反”手續。
陳的批劉講演總是表態支持邀請方,引起了不同觀點派別的反對、爭執,因陳在毛澤東著作上隨意批改,被反對一方上綱上線,造成一些麻煩糾纏。於是被送到農村以記者身份做調查。後來王、關、戚倒台時,此事就成為了罪狀之一。陳再次被逮捕、監治,結論是“假反劉少奇,真反毛主席”。[注]
1979年以後公安部對陳的問題進行了複查,最後確認:確實患有“精神分裂症,喪失責任能力”,不應追究刑事責任,改正原來的錯誤結論,恢復黨籍,恢復工作和原工資待遇。因病情很重,長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療、休養。
類似的情況,當年還有後來從北京安定醫院又放出來的王景瑞(北京市職工),在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竟當上了委員。
有人評論說,從陳走過了“反革命——精神病——反劉少奇英雄——反革命——精神病”的曲折、變幻歷程,出於政治需要利用精神病人,可以看出“陳里寧事件”既是文革的一個縮影,同時文革更是一次大規模的“陳里寧事件”。在陳里寧由反劉少奇“英雄”變成“反革命”後,1968年初陶德堅也由造反派變成清華大學惟一的“516”分子,並被懷疑為海外派來的特務,一直關押到1969年9月。批林批孔運動中,又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直至文革結束。1982年她由清華大學調至武漢華中工學院,問題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注]典型地反映出當時對精神病的態度:一種是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防止階級敵人漏網,有點兒"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意思;一種是把有不同意見的人當作精神病,這樣做極端霸道兇殘和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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