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著作
有近70篇論文發表，出版了學術專著：《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曶鼎銘文研究》和《<晉書·食貨志>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
學術成就
陳連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建國後，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一直是古史學者所重視的課題，且分歧甚多，陳連慶不盲從成說，認為西周和戰國封建說都不能圓滿地解釋中國奴隸社會發生、發展到衰亡的特點，因而表示贊成異軍突起的魏晉封建說，撰文《論漢代的社會性質》，系統地提出了對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看法，認為中國奴隸社會的發展同希臘、羅馬相比，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判定漢代的社會性質正處於奴隸社會的發展階段，東漢末期是奴隸制衰落時期，在小農不斷沒落的同時，出現了封建制的萌芽。70年代後期，因為古史分期問題的重新提出，陳連慶對西周、春秋、戰國以及魏晉南北朝的奴隸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先後發表了《西周奴隸考》、《春秋奴隸考略》、《中國古典社會中的債務奴隸問題》、《秦代的奴隸問題》、《從<周禮>中所見的奴隸》、《南朝奴隸考》等論文。這些論文密切結合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對中國奴隸社會早期、發達期以及封建社會初期奴隸的來源，工作和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問題，做出了詳實的考證。為說明中國封建制度具體發生和形成的途徑，陳連慶對自由農民農奴化和奴隸農奴化問題十分關注，而撰寫了《試論魏晉時代的奴隸農奴化問題》。陳連慶一直認為奴隸社會的階級構成是複雜的，注意克服把奴隸社會階級關係簡單化的研究傾向，因而連慶對漢代社會中的中間階層作了許多細緻的考察，而發表了《西漢時代的賓客》，文中對賓客的來源、主客關係和賓客走向都做了很好論證。對漢代的法律和軍事制度，他也作了多方面的系統研究，先後發表了《漢律的主要內容及其階級實質》、《漢代兵制述略》、《西漢新莽時期少數民族士兵》等論文，進一步從法律和軍事制度方面論證了漢代奴隸制的特徵。 陳連慶還對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土地制度問題作了多方面探索。在《漢代的國有土地及其經營》一文中，陳連慶認為，井田制瓦解後，私有土地出現，但國有土地仍大量存在，並以詳實的史料考證了漢代國有土地的特點和漢代國家對國有土地的管理體制。東漢的屯田制度，由於史料零散，前人很少問津，而陳連慶在《東漢的屯田制》這一力作中，明確提出，東漢的屯田地區分布十分廣泛，東漢一朝無時不有屯田，屯田的組織機構完善，且多為軍事性質的屯田，屯田制下的直接生產者，是一般士兵、弛刑徒及其家屬和私人的賓客等三種。三國時期各國都實行過屯田，而吳、蜀屯田，因材料缺乏而成為研究的難點。他發表了《孫吳的屯田制》，詳細地考證了孫吳屯田的分布，管理機構的特點以及屯田的興衰。晉代的占田制是重要的土地制度。但由於文獻記載的缺乏，對於占田制的實施多有分歧意見。在《占田制的形成及其存續問題》一文中，他首先分析了占田得以實施的社會背景，認為屯田地區是占田制首先推行的地域，從事占田的客戶、軍戶和官奴婢是占田制度下當然的受田者，占田面積是從屯田實踐中的可靠數據。占田制並不剝奪私人占有的土地，但不論國有土地或私有土地，都要納入占田制的體制中。占田制的實施，在西晉收到良好的效果。後趙、成漢、東晉、南朝對丁男徵收的定額地租，都是占田制的變種。長江上下游各國都認真地執行了占田制。他的這些看法，不同於流行的觀點，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新說。陳連慶研究魏晉經濟史的精闢見解，都寓於不久前問世的《<晉書·食貨志>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這部遺著中。本書名為校注，連起來實際上是一篇篇獨立成章的好論文。如對曹魏屯田的論述，對西域入貢條的注，對司馬氏在淮河流域屯田的考證，對永嘉亂後北方人口的論述，關於"衣食客""蔭客"的注，關於魏晉時期在南北朝各地所修建水利工程的考證、關於拓跋氏封建化的論述等等都有獨到見解閃爍其間。正如何茲全教授在序言中所云："連慶的注，實際上就是他的作，在《<晉書·食貨志>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中蘊含著連慶對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學問。" 此外，陳連慶對漢代的農民起義，漢代的物價以及魏晉南北朝的胡姓問題都有撰述。《兩漢之際河北農民軍雜考》、《<史記·貨殖列傳>所記的兩漢物價》、《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等，均是有獨到見解的論文。陳連慶的又一部力作《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姓氏研究》的問世填補了民族史、姓氏學研究的空白，書中所收少數民族姓氏，時間斷限上及秦漢，下至隋統一，民族則包容南北，兼及胡夷蠻越，其編排方法以姓系事，先考證姓氏及族屬源流，次引事例，頗具宏豐，反映了先生的治史功力。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陳連慶發表了《公元七世紀以前中國史上的大秦與拂菻》，對大秦、拂菻的名稱作了透闢的考證，並論及了中國和羅馬之間的經濟文化的聯繫。他發表了《漢唐之際的西域賈胡》，對這一歷史時期西域賈胡的活動狀況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填補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空白。他還撰寫了《<魏書>本紀中地望不詳的西域諸國考略》、《<魏書>本紀中所見印巴次大陸諸國考實》，確定了有關國家的地望，證明了北魏後期中國同薩珊王朝、*噠、眧武九姓諸國、印度以及拜占廷帝國的往來是十分密切的。
對南海交通的研究，陳連慶注意到為前人所忽略的孫吳時期朱應、康泰的出使扶南。先生在《孫吳時期朱應、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對朱應、康泰的出使目的、出使的路線以及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文化情況作了詳實的考證，認為他們出使扶南的活動，可以與張騫通使西域先後媲美。《<大德南海志>研究》和《<大德南海志>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是先生研究元代在《永樂大典》中發現的一些佚文。通過對這一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先生髮現，元初廣東港的商品貿易，已經具有世界規模，進口商品種類繁多，應該對元代的海外貿易做出重新估價。另外，關於日本邪馬台國的地望問題，陳連慶撰寫了《邪馬台地望考》，根據我國大量文獻的記載，指出邪馬台位置應該在日本的畿內，而不在九州。
歷史文獻學的研究。陳連慶在歷史文獻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對古文獻的辨偽、斷代、校勘、輯佚、目錄以及版本都 有很多獨到見解。他發表了《〈周禮〉成書時代的探索》，文中認為《周禮》是兼綜儒法的一家之言，全書貫穿著以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同《呂氏春秋》、雲夢《秦律》《日書》有許多相同的用語。《周禮》製作的上限不早於商鞅變法，它的下限也不會晚於河間獻王在位之時，《周禮》成書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
《〈禹貢〉研究》一文認為《禹貢》和禹的關係不大，它不是夏代，也不是殷商、西周或春秋的作品，而是地道的戰國作品。他還發表了《<列子>與佛經的因襲關係》一文，把《列子》的成書，同佛經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題名為晉嵇會著的今本《南方草本狀》，一直被認為是晉代的作品，而且被看作是我國第一部植物志。余嘉錫先生髮現了此書的作偽痕跡，在此基礎上，陳連慶寫成《今本<南方草木>研究》，對《草木狀》一書84條，證明其中有60多條均自其它古書稗販而來。今本《草木狀》不是晉人作品，它的作者也不是嵇會，而確確實實為南宋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經成書。
陳連慶於斷代、校勘、輯佚和文獻研究方面的著述宏富。《<管子·問篇>製作年代》、《<輕重>等篇所見物價及其年代》、《<通鑑>的戰國史學》、《<曹瞞傳>輯校》、《<三國志·華佗傳>研究》等，都是有參考價值的論文。
古文字學的研究。陳連慶不僅常於利用古文字來考證史實，而且對古文字的考釋，也是有很深切功力。在金文和簡牘研究方面多有著述發表。《兮甲盤考釋》、《敔簋銘文淺釋》、《晉姜鼎新釋》等。在居延漢簡的研究上，《居延漢篇札記》是陳連慶主要的研究成果。在《札記》中，他指出，漢簡中記載了歷史上最早一次海上人民起義，即所謂的"臨淮海賊"。東漢建武初年。竇融據有河西，復五銖錢事，也只見於漢簡中。依據漢簡，考證出文獻中所不見的史實，是先生治漢簡的重要特點。
社會評價
趙儷生先生序
連慶兄長我一歲，先我而去了。侄女翰寫信來，叫給文集寫篇文章。這意思我是明白的。舊籍中一位學人逝世，其墓誌碑傳，全要託付得人}而被託付者也都能“不辭而為之文”。但要我來承受這種委託，是有局限的量也就是說，有合適的部分，也有不合適的部分。論情誼，應該說是夠了，我二人同事雖僅半載，但其後神交四十年，魚雁頻通，學術見解幾乎是盡相同而無所忤。但論學問，特別是所謂舊學根底，我卻望不到連慶兄的項背，他太淵博了，根底太厚了，讓我來狀述他，怎么能配得上呢?我說這話，絲毫不帶有諛人或自貶以示謙撈的意思。有井水飲處皆知我最不富于謙撝的品性。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要把連慶兄一生晦為人知的一些底蘊留給後世。我很快也要隨連慶兄而去了，我再故作謙撝，又有什麼意思呢?
大凡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要受他所處環境的這樣那樣的誘導與獎進，也免不了要受他所處環境的這樣那樣的抑制和局限。有時，這些外力是無可超越的，自己無可選擇的，也就是說，不以自己意志為轉移的。這幾天我們從電視中看到巴格達住進指定公寓裡那些美英平民，他們能選擇嗎?同樣，六十年前日本軍閥統治東北近二十年，這對連慶兄來說，能選擇嗎?當然，個別東北人跑到重慶的也有，跑到延安的也有，但那究竟是少數，絕大多數還不是在水深火熱中忍受過來。試想，這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十五至二十年呀。在我與連慶兄的應對進退之中，我深深體會到這件無可超越的事在他身上打下的沉重的烙印。他在骨子裡更頑強；但在表面上更晦黯。這個特點，從他的全部學術上也可以體察出來。
我常說，我平生有兩位最愛談學問的朋友，一位是童書業先生(號丕繩)，一位就是連慶兄。他二位都是談起來沒有完，兩三個小時持續下去，由於興趣充沛，所以談者聽者均不感疲勞。但兩位在方法論的方向性上，卻截然反背。丕繩兄最愛談觀點，他的話往往總是這樣開始，“我又有了一個新觀點’’。你仔細聽下去，觀點，觀點，他與古往今來的某觀點有什麼差距，與另一觀點又有什麼差距，幾乎一點史料的事兒都不沾。可是等他過幾天寫出文章來時，史料全托出來了。連慶兄與此恰恰相反，他是史料，史料，一直是史料。你仔細聽下去，有很妙的體會。那就是說，他的史料不是三刀兩爪子現抓現拿來的，也不是為了說明某一結論有意組織起來的，他是從長期自如的讀書中涵泳出來的。那么自然，那么綿密，一點不沾‘強證成說’的跡象。我懂得，這樣子談學問，是很不容易的了。他一句不談觀點，但你聽過之後，經過反思，他的觀點本身，不就埋藏在談話之中么。
這兩位都是魏晉封建說的主張者。但表現又有不同，丕繩一直有懼怕什麼的心態，總是擔心會與某權威相牴觸，所以寫文章時不免把觀點變來變去，給別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最好，自己也經常說‘心不謂妥’。連慶兄有沒有懼怕心態我說不清楚，他的辦法是藏在肚子裡，不表露。他在晚年的自述里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他只發表過一篇文章；三中全會後的不到十年里，他一鼓氣發了50多篇。三中全會以前的那些悠長歲月，也就是他有受抑制感的年代，也就是他頑強而晦黯的年代。試想，80年在南湖的會議上，還有人說魏晉封建說是“托派理論"嘛，’你叫連慶兄如何不晦黯呢?
但在我看來，只有連慶兄才夠得上是魏晉封建說的盟主，只有他才是中國歷史上奴隸制的徹頭徹尾的研究者。他研究了西周奴隸制的早期性，繼之他闡述了春秋的過渡性，然後他揭示了從戰國到王莽間360年古典奴隸制在中國歷史上之降格的出現。他對債務奴隸和西漢小農破產的研究，是精湛的。再繼之，他又研究了奴隸在北朝和南朝的殘餘，作為尾聲。這樣，他對中國歷史上的奴隸身份，也就是說，人身的全強制身份，亦即經濟強制與超經濟強制加在一起的一種強制，自始至終，自淺至深，自初期到發達期到衰落轉化期，做了細緻、綿密的研究。在這方面，他和有些人是區別著的。
那些諸公們，往往是只抓住幾個條條死摳，有的摳經典文段，有的摳羅馬史，有的摳《左傳》、《史記》中的隻言片語，以及這些隻言片語關聯的若干瑣細考證。他們給人的感受是醒目的；但也是單寡的。連慶兄不是如此。。他從一種類乎“南高派"(注)的學風出發，‘慢條廝理地進行羅列。比較，分析，從更廣闊而不侷促的天地里強化自己的譴服力。這些文章都收在本集之中了，讀者可以自取。其實，外國學者凡要真正搞清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之究竟者，滿可以將本集內的一些精彩片段摘譯過去。
連慶兄並不單指研究歷史上奴隸身份的衍變，他還結合了土地所有制和兵制來綜合在一起研究，這樣不僅僅加深了對奴隸制的闡述的說服力，並且對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都有了更透闢的看法；他對占田制的種種闡釋，是精湛的。這種透闢和精湛，據我的理解，是由跨越而來。過去搞歷史的，講究摘先秦的不涉兩漢，搞兩漢的不談魏晉，這樣搞出來的學問是狹促的。連慶兄不是如此，無論講課也好，寫論文也好，總是跨越三段，這在不知不覺之中，使自己史學幅度宏闊，見解通達。那些只會拿一點竹頭榍教給學生的，雖然自己也沽沾睜喜，但到頭來只可能是三家村的學者。
陳連慶任何人都有局限，連慶兄也不能例外。譬如說，“文” “史掙、“哲"三個方面，連慶兄一生是相當地集中在“史"上了。對於“文”(文學)，他在自述里說過，他對詩詞極饒興趣。我也聽到過他談詩，那是很精妙的。但他自認缺乏“靈感”。所以一生不以辭章擅長。“哲"呢?這當我考慮連慶兄一生時，不能不是一個謎。他讀書如此淵博，不能說對孟、苟、老、莊、以及程朱陸王沒有心得體會。他為什麼不寫文章呢?這問題，在他生前我未及問他，而今己莫及了。可能這與50年代60年代的學風有關，那時講歷史最注重經濟基礎，至於社會意識和人們心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則是到80年代才被普遍關切的。但潮流是一回事，自己藏在肚子裡的又是一回事。當時潮流不提倡，我們私下裡照樣搞，這樣的經驗是很多的。那么，連慶兄為什麼不、或者很少涉入哲學呢?我這樣想並且這樣問的原因是，歷史是少不了哲學的，也就是說，少不了理性思維。理性思維能使感性史學發生驚人的變化，產生升華的認識。連慶兄不搞這些，在這一點上，我至今困惑不解。另還有一種揣測。有一位非常權威的老一輩史學家評論章學誠時曾說，“讀書少的人愛發議論"。這句話的逆反命題自然是：讀書多的人就發不出議論來了。連慶兄是否因為讀書太多就自我抑制了哲學興趣和理性思維了呢?估懸此，以待後世高明者的論定。
據說，責任編輯同志許鍩我可以秉筆馳騁，萬字不禁。但我究竟是老了，就這四千字，已經是斷續想了四天，寫了四天，只好結束。連慶兄很愛的兩句詩是：“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我認為，用“幽草”自況是不確切的，連慶兄哪裡是幽草，他是一片東北大森林，茫茫無際。“晚晴’’倒是確切的，在晚晴的光輝下，連慶兄一生嘔血之作才得以按當前的樣子托給人世，托給學術界。連慶兄有了這部文集，庶幾乎可以不朽了。
何茲全先生序
陳連慶教授的《〈晉書·食貨志〉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就要出版了，編者囑我寫序 ，這是我義不容辭的。
我常常想，為別人書作注，比自己寫書難。自己寫書，材料蒐集好，按照自己的思路，信筆書寫就是。為別人的書作注，須要跟著別人的文路、思路走。書寫到哪裡，注就要跟著走到哪裡，注者就要追古逐今，上下五千年。如果沒有博學基礎，大海撈針，你到哪裡去找，哪裡去尋？注家沒有廣博的學問為基礎，作者的每句話、每段話都會處處是攔路虎，使注家寸步難行。
自來學者都推崇裴松之《三國志》注好。陳壽《三國志》比較簡單，裴注的貢獻在“博引載籍，增廣異聞” ，“詳引諸書錯瓦之文，折衷以歸一是” 。
裴松之以前的注史者，如服虔、杜預等注《左傳》，賈逵、韋昭注《漢書》，裴松之以後的注史者，如顏師古注《漢書》，李賢注《後漢書》，重點多在文字音義、地理尋跡、名物 訓詁等方面。
這可以說是古人注書的兩大派，裴松之是一派，注以“補充事實，列舉異同，考辨真偽，發表評論”為主 。杜預、顏師古等為一派，注以文字音義、名物訓詁為主。兩種注法，都是有貢獻的。使書易讀，使讀者能懂，增廣讀者知識，都是好事，都是作者、讀者的功臣。但，作注最好是兩種方法並用。 連慶的《〈晉書·食貨志〉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就是兼用了這兩種方法的。它有文字音義，名物訓詁，又有長篇闡釋。而他的闡釋，不僅匯集了有關材料，還有考訂，有議論，而又往往有自家的獨到見解閃爍其間。這是非有博學的基礎和精到的研究做不到的。如《〈晉書·食貨志〉校注》第55-61頁關於曹操屯田的幾個注，就是一篇關於曹魏屯田的全面論述。把這幾個注(注②到注⑦）連起來就是一篇精彩的曹魏屯田論文。最後列有“曹魏屯田圖”，更使讀者對曹魏全國屯田形勢一目了然。
連慶對中西交通特有研究。《〈晉書·食貨志〉校注》第70-76頁注⑨(西域人入貢條)長達三千七百多字，對三國時期魏、吳兩國與西方和南洋的交貿關係作了歷史和現狀的全面論述，都是極見功力的。
他對於河渠、地理的考訂，更多有獨到之處。如對於司馬氏在淮河流域的屯田，魏晉時期在南北各地所修建的水利工程，皆有精密的考訂。這裏只是略舉幾個例子，精彩之注釋，隨處都是。
連慶和我都是所謂“漢魏之際封建論”的支持者。魏晉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剛剛進入封建社會的初期，《晉書》、《魏書》兩書《食貨志》中有關封建化的，注中便特別立意論述。如《〈晉書·食貨志〉校注》第115-117頁注⑤關於“私相置名”注，第119-122頁注④、⑤關於“奚官”的注，第122-123頁注⑦關於“使皆如屯田法”的注，第154-155頁注11、20關於“食食客”、“蔭客”的注，第157-159頁注①關於太康年間經濟情況的注，都是可以獨立成篇的大好論文，它詳細論述了自由人、奴隸的依附化。
這種有考證、有分析、有概括、有獨見的長篇巨“注”，在《〈魏書·食貨志〉校注》中也很引人注目。如第221-222頁注②論永嘉亂後北方人口，第229-231頁注11論徒何種條， 指出“工使巧”上脫一“百”字，《魏書·太祖紀》“三十六萬”“萬”系“署”之誤，第233-235頁注22論述拓跋氏的封建化，第243-246頁注①、③、④、⑤、⑦，論述逃戶、綾羅戶、雜營戶、手工業工匠的依附民化、封建化等等，都是多有發明，有獨立見解，長短不一的好文章。孔子曰“述而不作”。 其實古人的述，正是古人的作。以述為名，以作為實。從註疏中發揮自己的見解，這正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特點。連慶的注，實際上就是他的作，在《〈晉書·食貨志〉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中蘊含著連慶對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學問。這也是他受古人影響寓作於注的大作了。
連慶去了。他一生坎坷，又不幸早逝。我和他叨在知遇之交，有義務宣傳他的學問，但恨才短學疏，連反映他的學問的一篇序都寫不好。暫時也只好如此了。
詹子慶先生記
陳連慶教授離開我們快十年了，這部凝結著先生多年心血的《〈晉書·食貨志〉 校注〈魏書·食貨志〉校注》終於問世，以此奉獻給先生的英靈，作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祭奠。
陳先生是我的恩師，我追隨他學習歷史文獻學、先秦史，從一九六一年聽他講《尚書》始，直到八十年代末他躺在病榻上，他始終關心我學業的進步。記得一九八九年四月的某一天，病中的陳師派其小女陳翰贈我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二)，內刊登先生的大作《〈周禮〉成書年代的新探索》；另一本是轉贈朱紹侯教授的《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與階級關係》，書中還夾帶賜函一封，信中除談到贈書外，還推薦我參加淄博學術會議，現把此段內容摘抄如下：
“前幾天山東淄博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給我一封請柬，擬在齊都臨淄召開管子齊文化討論會，邀我參加。估計我的健康情況，參加還有困難。你如果有興趣，可以到山東去一趟。一是與本專業有關。二是參觀古都遺址，能解決書本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三是這次會議號稱國際會議，也可以藉機了解各方面的研究情況……
我的身體已逐漸好轉，但仍不時感冒，暫時還不敢外出。
陳連慶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
其實這時先生體內可怕的癌細胞已在轉移，完全靠堅強的事業心在支撐著他的體力，使他產生“逐漸好轉”的錯覺。病中他仍然堅持工作，審讀外校送來的學位論文，更使我難以忘懷的是病危中的恩師還想到贈書於我，並想到推薦我參加學術會議，恩師這種一生以培養學生為己任的精神始終激勵著我，每當展讀這件手書時，都要激起我心靈的震盪，使許多往事浮現在我眼前。
記得我入學不久，先生就受到政治運動狂潮的衝擊，陷入磨難中而在課堂上消失。後來我畢業留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時值經濟困難時期，政治氣候有些鬆動，系裡考慮到我們這批新留任的助教入學後一直處於“運動”中，上上下下，上課很不正規，許多基礎課都是草草收兵，為彌補我們這批剛留校的助教學業上的缺欠，教研室給我們補課，陳連慶教授講唐以前歷史文獻，張亮采教授講唐以後歷史文獻，徐喜辰教授講先秦史。他們的講授各有風格，但都那樣認真，循循善誘，我們這批學子也都如饑似渴，若久旱逢甘雨。陳師講讀《今文尚書》，用的是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本，先生逐字逐句，旁徵博引，既精於訓詁釋詞，又重點解析義理，指出各篇大致的撰成年代和反映的時代特徵，如講授《堯典》，側重講解篇中反映的氏族社會情景，講授《盤庚》，就篇中的“眾”、“小人”的身份地位加以分析。課後，為逐字逐句弄懂文意，我自不量力做了一些篇章的白話翻譯，以此作為習作交給陳師批閱，當時我自感幼稚，羞於出手，但出乎意料，卻受到陳師的鼓勵，他希望我能下此苦功夫、笨功夫，堅持下來必有成效。一九七八年當他得知我將去四川大學跟徐中舒教授進修先秦史時，他又勉勵我說：“徐老是大家，跟他學定能學到實學。”我正是按照陳師的旨意奔赴四川追隨徐老學習先秦史的。
在那撥亂反正的年代，先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那時他雖已年近古稀，但又煥發出學術青春。他的所有論著，其中包括資料積累和草稿的撰寫雖是幾十年功夫的準備，但其最後定稿都是在這十年中完成的，從中可見先生已達到高效率、大手筆的境界。先生博學多才，盡為人知，他的同輩人戲稱先生為“活字典”，教研室老師們在治學方面遇到問題都求教於他，總能得到滿意的答覆。先生治史，長於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同時他於中西交通史、敦煌學也每有獨到見解，對古文字學、歷史文獻學也多有建樹，對清乾嘉學派的學術思想也常有精闢論述。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於省吾教授稱讚陳連慶教授：“博學多識”，“好學而篤志”（一）。著名史學家趙儷生教授稱讚他：“太淵博了，根底太厚了。”（二）陳先生得到大家們的讚譽和公正確切的評價，當是受之無愧的。
因為先生治學過勤，工作繁忙，我不能常驚擾他，偶而造訪，他常停下伏案工作，與我滔滔不絕談學答疑。記得一次他興味盎然，與我談到《周禮》的內容與成書年代，對周公說、劉歆說一一駁難，先生舉出例證，認為只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成書才最為穩妥。每當此時，後學默記，惟恐不得領悟先生之卓識。
陳師一生以讀書、寫作為樂，同時他也嚮往古人那樣能“讀破萬卷書，行千里路”，他多次表達過去中原歷史遺址考察的願望，但在極“左”路線統治下，以陳先生的當時處境，這一願望幾乎不能實現，只有在撥亂反正後，先生才有機會外出參加學術會議和歷史考察。一九八三年我有幸陪先生去開封參加一次先秦史學術討論會，先生在會上精彩的發言，使與會者耳目一新，無不欽佩先生的學術和掌握歷史文獻的嫻熟工力。會後我陪先生去南陽考察歷史，那時國家處於改革之初，交通非常擁擠，食宿條件都很差，我惟恐使先生受累，但先生興致勃勃，精神振奮，不計條件，與我同乘硬座，食宿在條件很差的招待所內。到了南陽，下車伊始，就乘大客車去參觀南陽漢畫像磚博物館，先生興趣甚濃，全神貫注於每一塊畫像磚，對畫像磚上反映的經濟、宗族結構和各種人物故事多加指點，娓娓解釋，然後又去庫房，看到滿地堆放著畫像磚，他邊走邊默念著：“到處都是寶呀，可惜可惜。”此後他得知當地政府重視起這份珍貴歷史遺產，蓋了新館，先生聽到這一訊息，非常喜悅，想再赴南陽考察，可惜那時他已體力不支了。參觀畢我們踏上歸程，行駛在擁擠不堪的隴海線上，陳先生講這一路都是歷史遺蹟，若能每站下來駐足考察，豈不滿載而歸。可惜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不過是不可企及的奢望。
先生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學術淵博，未來得及把自己的學術創造全部結集，整理出來公開出版，給學術界留下了許多遺憾。今天把先生這部遺稿整理出版，也是為了彌補這份遺憾。
最後，作為知情人，我有責任把這部書的編寫緣由和整理過程簡述於下，以便大家能了解這部書稿的分量。
《歷代食貨志彙編》是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的重點科研課題。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教研室老師們就把二十四史中的《食貨志》及其補志集輯為兩冊，並加以斷句和部分校點。是書內部排印出來後，作為交流教材寄發到國內高校歷史系。後來因為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這項工作一擱就是二十多年。“文革”後，這項工作被教研室老師們重新撿起，並列入國家史學研究規則。此後，教研室進行了分工和組織工作。但後來由於人事變動和承擔人健康狀況等原因，只有少數食貨志完成了校註：一本是李洵教授的《〈明史·食貨志〉校注》，已於幾年前由中華書局出版；而另一部則是陳連慶教授的《〈晉書·食貨志〉校注和〈魏書·食貨志〉校注》，完稿後送某出版社，由於經費不足等原因，未得及時出版，直到一九九七年我校在討論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時才將本書列入出版計畫。是書交稿後，出版社組織編校力量，因為這是一部遺稿，勢必在編校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麻煩。包瑞峰同志任責編，編、校、通讀，做了大量技術性工作。接著，又請馮君實教授通讀全稿，他作為陳先生的第一代弟子和助手，雖已年邁體衰，仍承擔了繁重的校勘工作；在嚴寒的春節放假期間，他蹲圖書館，一乾就是一個月。其後，陳先生的學生張鶴泉、王彥輝也都核對部分原文，做了繁瑣的校對工作。陳先生的弟子們為了先生的遺願得以實現，都忠心耿耿，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勞”，先生在九泉之下若有知，也得以慰藉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注釋
(一)參見羅繼祖教授為陳連慶著《中國古代史研究》作的序，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二)參見趙儷生教授為陳連慶著《中國古代史研究》作的序，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