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關於巴金寫給《陳范予日記》的題字坂井洋史
一
2005年10月巴金逝世後，我參加了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的告別儀式，即後去參加在巴金祖籍浙江嘉興召開的第8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此次會議在巴金逝世後不久開的，自然引起了媒體的注目，有不少記者紛紛趕來，採訪聚會一堂的全國巴金研究專家們，收集他們對於巴金文學的評價以及對於一代文豪逝世的感想。這個兩年一次堅持開下來的研討會，我從1989年上海青浦的首屆以來從未缺過席的唯一外國人。如此勤奮與會的人，不僅在外國人中找不到，在本國專家中也似乎不多（只有李存光先生一個吧？）。或許因此，我也受到了好幾個記者的採訪。我原來缺乏被採訪的經驗，也沒有充分的思想和資料準備，所以談完之後，總不免有言不盡意之慨。後來看到部分報導，說是我的談話，但我都覺得好像是別人口裡出來的話一樣。當然，這也是我自己之不善於機敏應答和中文表達能力之低所使然的，不能將責任歸諸記者。
大多數的記者想知道巴金和我之間直接交流情況如何，開口就問這個問題以開始長短不一的採訪。很遺憾，我和巴金本人的緣份薄得幾乎沒有，只會見過一次，通信也只有過一次來往，如何也不能提供記者所期待的有趣逸聞。只有一次，1997年我對巴金老友陳范予的日記手稿加以整理而出版過，那時我有幸獲得巴金專為此書揮毫的題字。這是我和巴金之間發生過的唯一“特別”的接觸，因此在採訪中也多次談到這個話題。後來我發現到，有的報導比較忠實地介紹了當時我的談話內容，令人滿意。但是報紙上的文字究竟有篇幅的限制，不能充分傳達這支小插曲前前後後的詳細情況，也是理所當然的。鑒於此，以下我想藉此機會，補充報導文字的不足，以完成這支鮮為人知的插曲。
二
在今天，陳范予這個名字，除非專門研究巴金文學的專家，幾乎都無人知曉。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教育家，1900年生於浙江諸暨，1941年卒於福建崇安。五四時期，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肄業，當年的同學中就有後來成為著名文學家的柔石、潘漠華、馮雪峰等。1921年，他們以文會友，在朱自清、葉聖陶等一師教師的熱情扶掖下組織“晨光文學社”，開展了課餘文學活動。陳自己也是喜歡新詩並寫新詩的文藝愛好青年。一師畢業後的陳范予，抱著日見惡化的肺結核，輾轉於滬江浙閩之間，始終沒有放棄過教育崗位。1930年，陳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學任校長時認識了訪問當地的巴金，結下了終生的友誼。陳范予去世後，巴金寫了出於肺腑的《悼范兄》，以真摯的感情描述他們之間的交流，還高度評價他的一生，稱他為堅強的“戰士”。
我認為，他們之間的友誼是在理想的共鳴上建立的，可稱為同志之間才有的連帶感。他們邂逅的當年，對巴金來說，是一個關鍵的時期，因為他面臨了嚴重的思想轉機：當時巴金不得不承認自己一直信奉過來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已經失去了現實基礎，因此對它的內涵重新施加解釋，竟在本土化的教育活動諸如泉州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陳洪有主持的廣東新會西江鄉村師範、20年代匡互生創辦而30年代中期陳范予也主持過的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等活動中發現了自己的理想可以維繫生命的一絲希望。閩南古城泉州就是給巴金以如此“南國的夢”的美麗土地之一。80年代中期以後，我追尋巴金當年“夢”的痕跡，幾乎每年都去泉州，採訪一些老人，收集了口述資料。
記得是1987年，已故蔣天化（剛）先生（他是平民中學畢業生，孜孜不倦地收集當年泉州教育活動的資料並表揚它的意義）送我一本題為《懷念集》的小冊子。它是由於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歷史資料和健在校友提供的回憶材料以及通信等內容而編成的。其中我驚喜地看到了葉非英和陳范予的照片。在80年代中期那階段，只看巴金的文章，連他們的真姓真名都無法知道，使人未免有點隔靴搔癢之感（巴金文本中，葉只是“耶穌”，陳只是“范兄”而已）。我看到照片後，就突然覺得他們面貌的模糊輪廓一下子就明確起來，增加現實感了。
同時，蔣老也送我一份署名“陳寶青、湯綱”的油印資料。原來這份資料是陳家配合浙江諸暨地方志的編纂而提供給當地政府的，“陳寶青”就是陳范予的長女。我讀了這篇扼要的傳記，能夠了解到陳范予一生的大概。他的一生，作為五四時期新思潮孕育的一代上下求索而奮鬥的一生，令人敬佩不已。但是，更引起我注意的是該文所引陳范予20年代的日記記載。難道陳家那裡至今還保存著這種從未發表過的珍貴第一手資料、尤其是記錄他與巴金交流事跡的或反映20年代初晨光文學社活動的資料嗎？我對於這個“發現”感到莫大的興奮（實際上，陳家保存的部分資料如馮雪峰寫給陳的書信是陳夢熊先生早已予以介紹，董校昌先生也介紹過陳范予留下來的晨光文學社的油印名單）。
經蔣老的介紹，我就跟陳寶青女士取得了聯繫。第二年即1988年初秋，我為了陳范予遺稿的全面調查，專程來到上海（那份油印資料上與陳女士聯名的是她的夫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是位明史專家）。我在復旦大學的老招待所下榻，每天到陳家，進行調查，也向陳女士了解她父親的家世以及其詳細經歷。一個星期後，我基本上掌握了遺稿的全貌。遺稿是由各種各類的資料構成的，其中五四時期的日記和大量詩稿是最有價值的。很可惜，30年代以後的資料幾乎都沒有，自然找不到巴金的影子。儘管如此，我也很滿意：一個在浙江，一個在四川，雖各處天的一方也均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洗禮的、素無謀面的兩個進步青年，到了20年代後期，在理想之光的引導下居然邂逅……為要描述兩個人交流開始之前的“前史”，我到底獲得了最個人化的、最原始的、最純粹的文本即日記和詩稿；而且，如此“前史”的描述，在某種意義上無疑是最徹底的實證性“巴金研究”。歸國後，我寫過幾篇介紹遺稿的論文，到了1991年開始了日記全文的整理和校訂工作。
三
一個外國人翻刻70多年以前中國人的日記手稿，這個工作的確極為困難的，實系冒昧的妄圖。日記是大部分用毛筆寫的，而且字也大都是較潦草的行草體，苦於判讀。如此手稿的翻刻工作，逐字判讀個別字型的時候較少，而從上下文意思的聯貫如何來判斷中間難判字的時候多；能高效率地判讀與否，關鍵並不在於習慣於手寫草體或異體字與否，而在於中文能力如何。一句話說，這絕對不是老外可以隨便插手的工作。果然我在工作的過程中，屢次遇到困難，差一步沒有放棄翻刻工作。這樣的時候，我就請求陳寶青女士的援助，徵求她的意見，一步一步地判讀下去，1995年初步完成了所有日記的翻刻工作。之後，我就去找國內某研究機關，想把這個珍貴的資料收進這個機關歷年刊行的叢刊裡面。事與願違，申請莫名其妙地沒成功，心灰意懶，不知下一步該如何著，正當茫然之際，畏友陳思和復旦大學教授幫助了我。他給我介紹上海學林出版社，我也從學校基金拿到一筆出版資助，最後於1997年得以出版了。那一年初秋，開完第四屆巴金研討會，剛從蘇州回到上海來，擔任責編的李東先生冒著大汗把一箱樣本送過來了。當天晚上，我邀請湯綱·陳寶青夫妻、陳思和夫妻、還有學林出版社的李東先生和雷群明社長，在淮海路的一家粵菜館歡聚，慶祝《陳范予日記》的問世並向他們的大力協助面謝了。如此，差不多花了10年的工作總算告了一段落，我從心裡吐了一口氣（附帶說一句，那次聚會第二年陳寶青女士突然患絕症去世，湯綱教授也在2005年仙逝）。
97年3月份，我已拿好學校基金的資助、學林也答應出版後，陳思和兄就提出了一個建議：請巴金為此書寫篇序文並題書名。當時，巴金在華東醫院病臥已經3年之久，不便也不能奢求序文之類，因此只請求《悼范兄》的再錄和題字。這些請求，都煩思和兄，我一概不知其過程。也有可能他請求巴金為此書說兩句話以代序言。此間詳細的情況，問思和兄就可以知道。本來我們都有希望將巴金的題字用於封面上，但是，很遺憾，這沒有來得及。自負一切出版經費，還說來得及來不及，也許令人覺得奇怪，但是基金會定有成書出版日期的限制，也不得已。既然巴金的題字不能用在封面上，設計者就從陳范予日記上拾集了本人筆跡湊成封面上的書名，至於巴金題的書名（即“陳范予日記”五個字和“巴金”兩個字的圖章。如此伴有圖章的巴金題字，似乎不多見。這顆圖章，從何時開始使用起來呢？誰給他刻的？），就載於圖版頁上。如果當時我們的願望得以實現，他的題字竟然能夠用在封面上，那么，晚年巴金為了半世紀以前逝世的好友，用戰抖的手握筆揮毫題字這個佳話，今天也許會有更多人知道。但是，這是無法彌補的奈何。
四
《陳范予日記》出版後不久，我聽思和兄說，巴金在病榻上說了“坂井做得好”一類的話。一般地來講，得到一代文豪的褒獎，只有這一點已經值得驕傲，在嘉興受到記者採訪時，我也如此講過。但是，老實說，聽到思和兄的話時突然襲來的感覺，與其說是感激或榮幸，不如說是悔恨和歉疚。
原來，人都在自己內心的深奧處隱藏著永遠不會讓別人知道的記憶。其中有早已忘得乾乾淨淨、無法回憶出來的記憶，有屬於個人秘密而不能告訴別人的隱私記憶，也有自以為早就忘掉、但不知如何原因忽而浮現在腦海里的記憶之片斷等等。這些記憶，也許是甜美的，也許是經過一番努力而居然能夠推到無意識領域的噩夢。有的人不能擔負起記憶的沉重，終於被此重擔壓垮；有的人僥倖把苦澀的悔恨當作精神營養，能夠過充實且豐富的人生。不管如何，這些記憶純屬個人內心的。正因此，不用贅言，別人對此根本沒有插嘴的權利。如此想來，我“做得好”的事情，也許是將自己的手粗暴地插進巴金內心深奧處而攪亂的行為也未可知。
巴金的《隨想錄》剛開始發表的時候，其現實戰鬥性比較明顯。它有時侯出於某種顧慮，不得不採取隱晦的隱喻修辭策略，但是究竟掩蓋不了其批判精神之尖銳。如此《隨想錄》，愈到後來，回憶文章所占的比率愈多起來。活了一百年坎坷不平歷史的巴金所擁有的回憶之多，恰與他的人生道路之長、閱歷之豐富成比例，肯定多得常人望塵莫及。全部挖掘堆積如山的記憶，而且談盡這些記憶，根本不可能。巴金知其難而敢為，實際上，這是非常痛苦的、年邁老衰的病人無法承受的苦行。但是，我卻猜想，巴金不僅認清回憶“量”方面的不可行性，也認清“寫作”原來就等同於“捨棄”，也就是說，他一邊衡量並確認回憶不了寫不完的記憶之重量，一邊苦苦撰寫那一系列回憶文章。這種“態度”，我想不如把它叫做一種思想覺悟更妥當。
歷史是被寫出來的。人通過被敘寫出來的即文本化的“歷史”才能夠認識歷史為何物。但是，敘寫出來的所謂歷史文本背後依然存在著無數的、終於未被敘寫出來的事實。如果只看敘寫出來的“歷史”而以為它就是“歷史”的全部，不去想像其背後的東西及其沉重，那時歷史文本就會喪失活潑的氣息，也會變成抽象代碼的堆積。我每次翻看《隨想錄》中回憶文章，總覺得巴金確實深刻認識到這一層。當時《陳范予日記》突然出現在巴金面前，不僅給他提供一些回憶的契機，也有可能激發了他的如此歷史意識和文本意識，發生了某種作用，結果就是那一句“做得好”……果然如此的話，我一直抱過來的類似悔恨和歉疚的感覺就可以淡化許多，我多么希望如此！
2006年5月2日在上海
作者介紹
陳范予(1901~1941)原名昌標，筆名范庸,范宇,萬雨,樂我,浙江諸暨江藻鎮山後村人。教育家,科學家,文化戰士。1918年畢業於諸暨縣樂安高小。秋，"五四"運動前一年，考入浙江第一師範求學，與馮雪峰、潘漠華、汪靜之，柔石等成立晨光社，開發新文化運動。畢業前後執教於滬、京、廈、泉等學校。他學問淵博，涉獵廣泛，諸如自然科學的生物學、天文學和社會科學的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等無不精通。1930年與文學家巴金結識，互為知己，翌年曾為營救同學柔石奔走呼號，惜未如願。抗日戰爭年代，抱病輾轉於福建各地，協助黎烈文創辦改進出版社，為《改進》、《現代青年》等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後因患肺病，在崇安武夷山暫寓，邊休養治病，邊撰述文章。1941年2月，病逝於武夷山。摯友巴金聞訊，撰寫《做一個戰士》、《死》、《悼范兄》三文悼念。他一生著譯甚豐，有《新宇宙觀》、《科學與人生》、《達爾文》（譯）、《科學方法精華》(譯)、《遺傳與人性》(譯)等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