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img/b/a94/nBnauM3X2UzNwUDOyIjNwEDMzQTM5ETM4ITMxADMwAzMwIzLyYzL2I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
人物生平
大寨陳永貴故居前的雕像1921年，6歲，隨父從晉城遷至大寨。
1922年，7歲，為地主放牛。
1941年，26歲，與山莊頭村貧農女兒李虎妮結婚。
1942年，27歲，被推選為大寨村偽維持會代表。不久加入日偽組織“興亞會”。
1943年，28歲，長子陳明珠出生。夏，憲兵隊以通匪罪將其逮捕並關入留置場。
1944年，29歲，出獄，辭去偽代表職務。到昔陽城內的一家燒餅鋪當夥計。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財。參加民兵支援前線。1945年，30歲，日本投降，因出任偽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6年，31歲，參加賈進才組織的互助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組”。
1948年，33歲，經賈進才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37歲，被評為省級勞動模範，出席山西省農業豐產勞模代表會。冬，由賈進才推薦，接賈進才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53年，38歲，辦初級社，任社長，冬，制訂治山治水十年規劃，首戰白駝溝。
1955年12月，40歲，辦高級社，任社長。三戰狼窩掌開始。
1958年8月，43歲，倡議創建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兼大寨黨支部書記。
1959年10月，44歲，參加建國十周年大慶活動，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1960年2月，45歲，中共山西省委發出號召；向模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學習。從此陳永貴的名字經常見諸報端。
1961年，46歲，被選為中共昔陽縣委候補委員。
1963年，48歲，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號自力更生抗災奪豐收。
1964年，49歲。1月，在人民大會堂作報告。2月《人民日報》刊登長篇通訊《大寨之路》。12月，作為人大代表出席三屆一次全國民代表大會，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讚揚大寨。12月26號日，應毛澤東之邀一起吃飯合影。同年，毛澤東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1965年，50歲，喪妻。在四清運動中受氣。
1966年，51歲，與40歲的宋玉林結婚。出訪阿爾巴尼亞。
1967年，52歲，1月，作為全國著名農業勞模參加了造反派對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奪權活動，並被推選為中共山西心小組成員。2月，作為總指揮奪了昔陽的黨政大權。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了陳永貴對農村文革的五條建議。是為中發(67)339號檔案。
1968年，53歲，決定昔陽全縣向大隊核算過渡。
1969年4月，54歲，當選為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在九大作大會發言。同年，幼子陳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歲，北方地區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陳永貴介紹整“五種人”的經驗。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屆一次會議上被選為省委副書記。
1973年，58歲。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屆上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年底，辭去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職務。同年，昔陽虛報糧食產量8979萬斤。
1975年，60歲。1月，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3月，出訪墨西哥。7月，向毛澤東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向大隊核算過渡。9月，在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致開幕詞。
1976年，61歲。夏，出席北方三夏生產會和南方水稻生產合併發言，被攻擊為“唯生產力論。”10月，擁護粉碎四人幫。12月，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作題為《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
1977年，62歲。重提全國向大隊核算過渡的建議，年底，部分地區刮直過渡風。8月，在中央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三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1979年，64歲，被免去昔陽縣委書記職務。1978年，63歲。年初，出訪高棉。2月，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2月，出席十一屆三中全會。
1980年，65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決議，接受陳永貴解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
1981年，66歲，舉家遷入復興門外22號樓賦閒。
1982年，67歲。落選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開，失去政治局委員職務。
1983年，68歲。中共中央接受陳永貴的請求，分配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
1985年夏，70歲，因病住院，確診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歲，北京醫院病逝。按其遺囑，骨灰安放回大寨。
早期生活
陳永貴出身貧農，6歲時隨父遷居大寨，不久其父自縊身亡，陳寄居在一寡婦家中靠當長工為生。
陳永貴從未受過正規教育，但是他的智商不低。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人和日本人在昔陽拉鋸。陳自小性格外向膽大，能說會道。1942年日本人強迫村民建立維持會以壓制共產黨游擊隊活動，而中共游擊隊的政策是“反維持”。這個沒人敢當的位子，只能有陳永貴擔當，他象在萬丈深淵上走鋼絲，一方面巧妙地“糊弄著狗日(本人)的別殺人”，一方面又儘量小心地給八路軍乾點事幫幫忙。1943年，陳永貴終於出了岔子，日本人將他關進了“留置場”一年，幾乎丟了性命。出來後便辭了職。
日本投降之後，昔陽成了共產黨的天下，全縣掀起了反奸復仇清算血債的民眾運動。這次他又受到共產黨方面的拘留，因為沒有民憤，最後定為“一般歷史問題”。
政治生涯
![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視察](/img/5/7f6/nBnauM3XxIDM1YTM0YDO1cjMyQTM0gjNyMDNwADMwAzMxAzL2gzL1E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視察進入高層視野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災八難”年，特大洪水、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加上洪災前的一段乾旱，春播時的澇災，大寨被蹂躪得泥濘不堪，面目全非，慘不忍睹。但大寨人憑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靠著打滿補丁的雙肩和長滿老繭的鐵手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大災之年，大寨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了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當年年底，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社員們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全部搬進石窯新房。
大寨人戰勝天災的事跡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學大寨的高潮。陳永貴在省農業勞模大會上介紹了大寨的經驗。這一次。他不僅向人們介紹了大寨人戰天鬥地的過程，更向與會人員展示了他絕佳的口才。他的講話在全省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們聽了情緒激昂，紛紛傳誦。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講話後，馬上跑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辦公室說：“陶書記，我今天發現了一個人才！”陶書記問：“是誰？”“陳永貴！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後非常動情地說：“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複雜的環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珍貴照片](/img/1/132/nBnauM3XycDO2YDNxATO1cjMyQTM0gjNyMDNwADMwAzMxAzLwkzL1I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珍貴照片1964年12月，陳永貴到北京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會議剛結束，他隨著大家一起走出會場，忽然聽到周恩來在背後喊他：“永貴同志，請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來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周恩來告訴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請來。”
到了休息室，毛澤東緊緊地握住陳永貴的手說：
“永貴好啊！”席間，毛澤東見陳永貴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第二天，首都各大報紙都以顯著版面登載了毛澤東和陳永貴親切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陳永貴被請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拉著他的手問候道：“永貴好！永貴好！”在那個年代，這句問候成了領袖的最高指示。各大報紙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貴好！永貴好”，一些報紙把它套紅印在了報眉上。
當國務院副總理
隨著人們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的官職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從大寨黨支部書記，到同時兼任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
1975年1月，陳永貴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後回到醫院，通知他馬上去一趟。周恩來一見陳永貴，開口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陳永貴聽後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周恩來態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就在這次會議上，陳永貴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陳永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他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
人物事跡
第一次喝酒
馬烽（左）與陳永貴（右）他的手和話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後，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是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攝。陶魯笳回來後，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因為他此前寫過一部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好評，產生了一定影響。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
馬烽與陳永貴馬烽說：“1965年春節後的一天，孫謙告訴我，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裡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愛喝兩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時開會開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餓了，就去敲開供銷社的門，買兩瓶酒，買兩聽罐頭，和陳永貴喝酒聊天。當然是老孫掏腰包，因為陳永貴是靠勞動分紅過日子……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幹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牡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牆上安了個柵欄門……我家準備的午飯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盤熱菜以外，還有一個大火鍋。這大多是過春節的剩餘物資。我還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麼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馬烽講述了陳永貴所理解的“大寨精神”：1963年8月，大雨一連下了七天七夜。作為小山村的大寨，山洪暴發，江河橫溢，房倒屋塌。全村一百多間房和一百多孔窯洞，塌得只剩下12間房和5孔窯洞可以住人，三百多口人無處安身。災害發生時，陳永貴正在縣裡開人代會，回到村里以後，他很快激勵起鄉親們重建的信心，呼喚起蘊藏在普通農民心底的理想主義和奮鬥精神。大寨人提出了“5年恢復土地，10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園計畫。
遭災不久，一位公社領導給陳永貴打電話，說撥給了他們80元醫藥補助費。陳永貴答道：“把錢給別的兄弟隊吧，我們沒有傷病員。”過了幾天公社又來電話，說撥給他們大隊100元錢買葦席，搭些席棚當臨時住處。陳永貴又謝絕了：“我們大寨有葦地，也有錢來買席，救濟別的兄弟隊吧。”
第三次救濟來得動靜更大，一輛馬車拉著寒衣進了大寨。陳永貴和幾位幹部招待車把式吃了頓便飯，沒讓卸車，在眾目睽睽之下又讓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動地拉回去了。
陳永貴召開黨支部會議，他們分析了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研究了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最後堅定地提出“救災三不要”的口號，即國家的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絕了小額的國家救濟之後，又第四次謝絕了國家撥給的恢復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項，把這筆錢轉給了水泉大隊和孟山大隊。
陳永貴說：“我們真的傻？我們不傻。國家是我們的國家，集體是我們的集體，人民是我們自己的人民，我們自己能夠戰勝的災情，能夠辦到的事情，為什麼要依賴國家呢？不能只看到當時國家給我們那么多財富，要看到另一個問題，就是那樣下去，會不會使大寨的貧下中農社員以後遇到困難就依賴國家，躺到國家身上呢？”
大寨人在災害面前，繼提出“三不要”之後，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員口糧不少、勞動日分值不少、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
酒逢知己千杯少。馬烽的創作思路與陳永貴的精神產生了共鳴。
馬烽說：“接受任務後，我就跟著孫謙去大寨生活了一段時間，又訪問了昔陽、盂縣、平定、榆社等凡是當時學大寨學得好的地方，然後坐下來編故事，寫劇本。我們採用了大寨本身的一些素材，設計了一個叫‘亂石灘’的村子學大寨的過程，這樣就可以出現劇中人直接到大寨參觀學習的場面。用了整整一年時間，終於寫出了《千秋大業》的初稿。”
第二次喝酒
十年後，“戴著帽子”面見副總理
陳永貴從偏遠山村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到國務院副總理，後又歷盡波折，陳永貴的一生可以說大起大落。因為寫作，馬烽與陳永貴有過數次交往。他以一個作家的視角，通過三次喝酒的典型場景描繪了陳永貴由瞬間輝煌到倏忽熄滅的人生軌跡。說到陳永貴，馬烽還有一比：“陳永貴這個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時代正月十五放煙花，‘呼’的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現出五彩繽紛的景觀，倏而一下又全都熄滅了……”
馬烽說：“和陳永貴第二次喝酒，已經是10年以後的事了。我和老孫接受了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後，雖然去大寨住過，和陳永貴也有一些往來，但再沒有在一起喝過酒。
“1975年秋天牞江青來大寨了。見過江青後，我們才知道這次把我們召到大寨，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的事。“當晚我倆回到招待所，都有點兒慪心。這個劇本原來是周總理交給山西的任務，而現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親自抓這個本子！自從江青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務後，我倆都十分苦惱。劇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沒有說，要派什麼樣的人來參加修改，我們也不便追問。“從《千秋大業》到《山花》，這個電影劇本竟然成了我倆長期摘不掉的一頂愁“帽子”。
“我和孫謙兩人商量了半夜，覺得只有找陳永貴想辦法。他當時已是副總理，又是政治局委員，只要他說這部片子還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們才有可能躲過這一厄運。早飯後我倆就貿然去找他。一走進院子，就看見中間一孔窯洞的窗戶上，映出了陳永貴繫著白毛巾的那顆腦袋。撩開門帘進去，只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裡是這裡老鄉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糝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擺著一小碟老鹹菜。他穿的還是黑色的中式褲褂，老布鞋。那幾個柵欄一樣的門牙已經變成了一口白白的假牙，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沒辦法，只好拔了牙齒重新鑲的。這一變，面孔顯得好看了一點兒。他一見我們，微微笑了笑，說了句：‘來啦！’這和以前見面打招呼一樣。他三口兩口把碗底的那點兒沙粥喝完，把碗擱在窗台上。然後跳下炕來說：‘走，到客廳里去坐。’說是客廳，其實就是窯洞旁的一間大平房。房裡擺著幾件舊桌凳和櫥櫃，還有兩對簡易沙發。他一進客廳就忙著給我們泡茶，拿煙。我們不想耽誤他的時間，老孫開門見山把我們找他的目的說了。陳永貴說：‘寫電影是你們文藝人的營生，我可不插手管這事。’寫這部電影劇本，他確實沒有插手管過，儘管幾次的列印稿都送給過他，他從來也沒提過什麼意見。說著說著，他突然說：‘咱們這么乾坐著說話多沒意思。喝酒吧！’他邊說邊從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個酒杯。酒杯是椰子殼做的，外邊雕著花，裡面鑲著銀。他斟了三杯酒，這才發現沒有下酒菜，於是拉開櫥櫃端出半碟炒山藥蛋來，顯然這是昨天吃飯剩下的，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現裡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櫃裡。然後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裡面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老伴吃完早飯上地里去了，家務活兒他從來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裡。我們忙勸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罷。看到陳永貴的這種生活狀況，我頗為感慨。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會相信堂堂國務院副總理，回到家裡竟是這個樣子。”
講述到這裡，馬烽插入了不少陳永貴當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以後，生活儉樸的細節：陳永貴的菸癮很大，他抽菸有個特點，就是從進門點著第一支煙開始，就不斷火。左手指夾著的煙剛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菸頭，擠出一些菸絲後，把那半截煙接在上邊繼續抽。他做這些動作十分熟練，連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煙抽完，菸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連一個煙屁股也不見。陳永貴一天得抽兩三盒煙。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不是“熊貓”就是“中華”，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爾巴尼亞”。
馬烽說：“一個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永遠保持一個純樸農民的本性，能夠拒腐蝕永不沾，這是最令人敬重的。”
馬烽與陳永貴第一次喝酒與第二次喝酒之間，相隔了10年。10年，對每一個生命而言，都是一個不短的歷程。陳永貴在潛移默化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馬烽不知是忽略了這些變化，還是出於其善良天性，“為長者諱，為尊者諱”有意做了迴避。
第三次喝酒
他從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
烽說：“1982年的秋天。當時我和孫謙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倆合寫的一部電影劇本。那時候陳永貴已經從副總理的職位上下來了，分配到北京東郊一個農場裡當顧問，家住在北京城裡。我們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去看望他。”
馬烽說：“經過多方打聽才算找到了他家的電話號碼。陳永貴一聽說我倆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歡迎。我們知道見了面難免要喝一杯，又知道他家生活不富裕，於是就做了點準備，上街買了兩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請北影食堂趙師傅連夜做了兩隻滷鴨子。趙師傅在海淀區一帶是頗負盛名的廚師。他最拿手的菜就是滷煮鴨子。陳永貴住在復興門外高幹樓的一套公寓裡，他穿戴的還跟以前一樣，見了面還是以前那種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說了句，‘來啦？’看來他對我們的來訪也有所準備，只見桌子上擺著一瓶二鍋頭，還有一些小菜。他看到我們拿來的食品，沒有說什麼客套話，立時叫他老伴拿到廚房裡收拾去了。”
“看來陳永貴對從副總理職務上下來，並沒有什麼不滿情緒。在喝酒閒聊中，完全不是我們猜想的那樣。他覺得這樣倒好，無官一身輕。他唯一不滿意的是，讓他去京郊農場當顧問，而不讓他回大寨。他說大寨的幹部和社員，不斷有人來看他，都希望他早點兒回大寨去。可是這事兒不由他，他得聽從組織的分配。不過他遲早還是要回大寨去，他離不開那裡的土地和幹部社員們。他說如今他們受到社會上的很大壓力，一提起這事兒，陳永貴不由得就激動起來，特別是喝了幾杯酒以後，竟然對著我倆發開火了。”
馬烽說：“那天，我們三個只顧喝酒閒聊，陳永貴老伴端上來的麵條已經放涼了，誰也沒有動一筷子。我們三個人邊喝邊說，差點兒把兩瓶酒都喝光了。我的酒量沒有他倆大，早已有點兒暈天暈地了。說到酒量，陳永貴說，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鄧小平主持完政治局會議，江青提議大家一起吃頓飯為毛主席慶祝生日。服務員端上茅台酒來，‘四人幫’一方的人就起著哄要灌陳永貴，想看他出洋相。陳永貴說：你們也別灌，毛主席他老人家過生日，我心裡高興，我替每個人喝一杯酒。服務員端上滿滿一托盤亮晶晶的高腳杯來，陳永貴一口一杯，一口氣全乾了。陳永貴說，他這一輩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幫’垮台的時候。那天夜裡，他聽到這一喜訊後，興奮極了，找了瓶酒嘴對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陽出山。
馬烽講了他向陳永貴遺體告別的情形：“1986年3月間，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聽說陳永貴病了，住在北京醫院裡。我正打算去探視他，忽然收到一份訃告：陳永貴已經病逝，死於癌症，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我又是吃驚，又是遺憾，我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去和他告別，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請了假，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
這時，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華國鋒一來，大廳的門打開了，我們魚貫而入。華國鋒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
馬烽說：“當我帶著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會大廳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帶一瓶汾酒來，灑在他的遺體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識的，也應當以酒告別。可惜我事先沒想到，深感遺憾。”
抓“四人幫”：坐立不安的一天
動手抓“四人幫”的這一天，陳永貴在交道口的小院裡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政治局要開會，準備好，一來電話馬上動身。
從下午3點開始，陳永貴就在自己的屋子裡待不住了。他走出來問：“通知開會沒有？”聽說沒有，陳永貴又低著頭回了屋子。過了一會兒，他又出來問，還是沒有。陳永貴再次囑咐道：“準備好了呀，一來通知馬上就走。”直到吃晚飯的時候仍然沒有動靜。陳永貴愈發顯得不安了，還很關心地問住在西院的吳桂賢的動靜。吃過晚飯，電話鈴響了，通知陳永貴上玉泉山開會。陳永貴一下子興奮起來，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塊走！咱車在頭裡，叫她跟後頭，你們的車跟著，不能叫她單獨行動！”政治局會議開到半夜12點多才散。陳永貴和紀登奎、陳錫聯一塊回到他們住的小樓里，剛進樓道，跟在身後的警衛和秘書就見這幾個老頭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
幾天后，在沒有了張春橋的政治局會議上，陳永貴一年多來很少見地正坐在沙發上，顯得很自在。紀登奎笑問：“喲，幾年啦，這脖子能扭啦？”陳永貴笑道：“好了嘛。”散會後，陳永貴向李先念、紀登奎和陳錫聯發出邀請，陳永貴笑問：“來吃頓山西拉麵哩？”
陳永貴的語錄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有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來京看他的長子陳明珠說起了自己的去留問題。陳永貴說：“不能幹哩！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你來寫，我說。”陳永貴靠在沙發上，一條一條地慢慢說道，“就寫身體不好，沒文化，不適應工作哩！”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出什麼東西來，陳永貴說：‘就這吧！“陳明珠就照這個意思短短地寫了份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嘆道：“幹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制的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閒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係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了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辭去副總理
北京人待咱真不錯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之後，心情苦悶，又整天在家裡閒著無事可做，終日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散散心，便拉著他打撲克，玩升級。陳永貴心緒漸漸轉開了。住了幾天，陳永貴忽然又顯得不安了。他急著要搬家，找個小些的住處搬過去。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乾，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號樓上撥給了他一套12層樓上的部長級住宅。
搬到22號樓之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髮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反正他和老伴閒著沒事，自己做飯還隨便點。國管局也不堅持，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就是了。
陳永貴過不慣清閒日子。他在涼台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裡種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涼台上擺滿了一盆盆的花草，像個溫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條帚去掃樓梯，一直從12層掃下去。
陳永貴還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有一天轉到附近一個蔬菜商店，陳永貴指著櫃檯上的蔫乎乎的菜說：“要二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了。經理見了陳永貴，極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哈哈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從後邊挑了一籃子最好的菜送來，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扔下錢走了，從此便不肯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陳永貴出門買菜常扣著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臉。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場排隊買肉，陳永貴排到了，指著案子上的豬肉說：“拉，二斤。”賣肉的聽口音不對，偏頭一看：永貴大叔！他二話不說，斜著刀長長地片下一條好瘦肉來，高高地給陳永貴秤了。陳永貴也不說話，交了錢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沖人家點頭，站在捷運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哈哈地跟人家閒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1983年春，陳永貴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准。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
晚期肺癌
1985年7月，陳永貴被確診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陳永貴住進北京醫院。華國鋒聞訊，當天就趕到病房探望。這位前國務院總理安慰前副總理說，“在這裡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一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兩塊錢。現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五元是不行的。”閒聊了一會兒，華國鋒告辭。陳永貴當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紛紛也前來探望，其中有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這時候，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臨終前，陳永貴特別想回大寨。陳明珠把他回大寨的願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勛，習仲勛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囑咐陳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陳明珠道：“爹，你說甚哩？不撒，不撒。”陳永貴對來看他的大寨的書記說：“我死了你給我選個墳，400塊錢夠不夠？”陳明珠打斷了他的話：“爹，你說話也沒個分寸，兒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隊書記給你選墳？”陳永貴道：“唉，我又是錯了。別談了，我錯了，都是我錯了。”陳永貴一生嘴硬不肯認錯，臨終前卻老是認錯，什麼都是他的錯，把陳明珠聽得鼻子直酸。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最後一次睡著了。陳永貴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寶山火葬場的一間告別室里，聚集了200來位並不引人注目的人。這裡有陳永貴的親友，有東郊農場的職工，但是沒有中央領導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並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
下午2時55分，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於是人們涌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華國鋒仍不說話，流著淚慢慢地繞著陳永貴走了一圈，又一言不發地與陳永貴的親屬一一握手，一言不發地走出了告別室，上了車。
1986年4月4日清晨4點，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窩掌。最後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裡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人物評價
陳永貴故居以及他的後人二：1968年冬天，陳永貴認為新華社報導大寨不夠有力。當時新華社軍管小組領導一聽慌了神，趕緊把他請到新華社徵求意見，並請他給總社全社人員作報告。陳永貴也毫不客氣，在全社大會上趾高氣揚，大吹一氣；同時，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把記者大罵一通：說某某攝影記者拿著“鐵姑娘”隊長的照片找對象；某某記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飯不好吃，出去下飯館；某某記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罵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要求新華社總社直接組織強有力的記者組去大寨。
陳永貴官大，總社軍管小組惹不起，趕緊根據陳永貴的要求組織大寨記者組。軍管小組把這個任務落實到張廣友(《農民日報》原總編輯)的頭上，要他牽頭組成大寨報導組。一行5人，於1969年初奔赴昔陽。
昔陽縣委領導根據陳永貴的旨意，把張廣友等5人安排到縣招待所，住在一個通鋪的房間裡等待陳永貴接見。一等就是一個星期，他們天天去問，何時能見到老陳，何時能去大寨？好不容易到了第八天，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全體委員(7人)，單獨把張廣友叫去了，詢問記者組的情況，當他聽到記者組裡有兩名山西分社記者時，就說：“總社的，我們歡迎；分社的，我們不歡迎，他們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陽採訪，請他們立即回去！”
大寨門難進，領導難見，民眾不能接觸。張廣友他們每天除了看材料，就是看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大寨的人群，看陳永貴學著毛澤東的樣子檢閱紅衛兵。
他頭戴白毛巾，身穿對襟中式褂子，手拿著《毛主席語錄》邊走邊招手，在一片口號和掌聲中，連連不斷地說：“同志們好！”這些東西實在沒法宣傳。就這樣，3個人在大寨坐了兩個月的冷板凳，一篇稿子也沒有寫成，只好找了個藉口，陸續回了北京。
1979年年底，中共晉中地委發的136號檔案說：經山西省委討論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陳永貴的昔陽縣委書記職務，由劉樹崗接任縣委書記，從此揭開了昔陽問題的蓋子。
據昔陽縣有關方面統計材料記載：1967年至1979年，陳永貴掌握昔陽縣領導權的13年中，全縣共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9330處，新增改造耕地9.8萬畝，因此而死傷農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間，全縣糧食產量增長1.89倍；同時又虛報產量2.7億斤，占實際產量的26%。
陳永貴當國務院副總理時，很多公眾場合，他將一條白毛巾扎在頭上，在高層領導人中間甚是顯眼，老百姓戲謔地稱他為“永貴大叔”。
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永貴大叔”的要求，解除他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陳永貴的“烏紗”一丟，揭發大寨問題，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紛至沓來。陳永貴成了“昔日之陽”。當時，中央決定，對陳永貴的錯誤只在內部總結經驗教訓，不進行公開報導。
陳永貴這個從虎頭山上一步升天的“星”，雖然已隕落多年，但他的錯誤給中國農業帶來的損失，給中國農民帶來的災難，將來歷史學家去進一步評說的時候，恐怕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重要一章。（《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新華出版社）
後世紀念
陳永貴進入中央高層後，依然扎著牡羊肚手巾。當時走紅的是江青等“四人幫”。依陳的性格，對不喜歡的人和事，他自然不會閉嘴。但據一般說法，陳不是“四人幫”的人。因此，“四人幫”1976年倒了台，陳在1980年才去職。那時人們已不再唱“人民公社是橋樑”了。陳永貴去世後，官方承認他是“全國著名勞動模範”。而老百姓仍叫他“永貴大叔”。
陳永貴之墓的層層台階。這台階一共有228級，分為三部分組成，其中一組為8個台階，兩組72階，兩組為38階。細心的人會發現，這每組台階都有豐富的寓意：8個台階象徵著陳永貴在中央工作8年；38個台階象徵著陳永貴38年的黨齡；72個台階寓意著陳永貴終年7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