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家來自雁盪
陳正祥(1922—2003),樂清市象陽鎮四板橋村人,曾經就讀於溫州中學,194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地理系,之後留校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考取公費留學,進入澳洲悉尼大學研究院,後又分別到英國、日本、西德等國繼續深造。曾先後獲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以及英國、西德地理學博士學位。
1948年秋 ,陳正祥擔任台灣大學教授,並創辦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該所曾屢次被國際地理學會選為在東南亞的唯一代表機構。由於他著述豐富,研究廣泛,並涉獵世界性的地理學科,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奠定了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他曾分別應邀出席各種國際學術會議30多次,在多數場合,他是亞洲唯一的參會委員。先後在英、美、法、德、日、瑞典、芬蘭、紐西蘭、澳大利亞和義大利等國舉辦過多次學術講座,並被選為聯合國農業氣象委員會、國際地理學會農業類型委員會、太平洋科學協會地理委員會、國際農業經濟協會委員,還連續四屆擔任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合作的世界農業地圖集學術委員會委員,亦是唯一連任的亞洲籍委員。此外,陳正祥還榮任國際能源委員會主任、歐洲能源會議主席兼國際研究中國委員會主席,主持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的調查和學術編審工作。
1964年,陳正祥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並移居香港,期間還兼任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5年,出版了20多種著作。他是第一位直接被任命為英制大學講座教授的中國人。1979年,他應聘出任東京大學特級教授,還先後到日本筑波、廣島等地講學,併兼任不少國際學術刊物的顧問或編委。
1992年,陳正祥在巴西主持“世界環境保護大會”後,接受聯合國委託,著述300萬字的全球《植物志》。
陳正祥的一生幾乎都在大學中度過,與保護地球、地理學研究和土地資源利用等學術深深結緣。過去舊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的中國部分均由外國學者撰寫,但它的新版卻由陳正祥執筆,這是國際上對他在地理學術上的權威地位的肯定。
天南地北描繪地圖
陳正祥所出版的著述在世界地理學界可謂最豐富、也最受歡迎。《陳正祥教授著作目錄》中收錄了他在教育和學術活動60年間的中、英、德、日等4種文字的著述624種,包括專著和專刊256種以及論文368篇,這在地理學界絕無僅有。“著作等身”對他來說,不是溢美之辭。陳正祥同時也無愧於“中國地圖第一人”的稱號。他的一生跑遍了祖國的天南地北,研究了神州大地地理,描盡了遼闊祖國的地圖。這在中國地理學界也是空前的。
上世紀40年代初,還只有20歲出頭的陳正祥就到祖國西南部調研地貌,著述了《廣西地理》。隨後又到西北調研,撰寫《甘肅地理》《甘肅之氣候》《自然與人生》《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自然與人生》等著作,這些書籍是現今祖國西南、西北開發的寶貴資料。
抗戰勝利後,陳正祥又出版了《海南島地理》。他認為台灣與海南島是祖國“東南海疆雙目”,開發海南島是祖國經濟發展和戰略地位的必然。在書中他不僅詳細記載了海南島的經濟、社會、人口、資源、民俗等,同時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等島嶼也作了詳細描述,是研究海南島和周邊群島珍貴的歷史文獻。
1948年開始,陳正祥在台灣居住了十幾年。他對這個美麗的寶島很有感情,但對那時的政治和學術氛圍卻“不適應”,後來離開台灣到香港定居。離別時,他給台灣留下了三大卷中、英文版的《台灣地誌》。此書對台灣的研究深入而廣泛,被台灣農學院前院長、溫籍教授王益滔讚譽為“輝煌之作”。1961年,為紀念鄭成功攻克台灣300周年,他撰寫了《三百年來台灣地理之變遷》的論文,充滿了愛國激情。
1984年,陳正祥應國家主席楊尚昆邀請,率團到祖國大陸考察。闊別40年後,對大西北進行了為期110天的考察,行程14000公里。爾後他潛心編著了《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結構》《自然條件的限制》《人滿為患的影響》等內容。此書一經發行,就出現5種譯本,被學術界稱為“見解精闢,為一划時代的巨著”。是學校圖書館、地理系學生、地理科教師以及欲了解現代中國的國內外人士一本必備的地理資料書。《人民日報》專此發表書評,予以高度評價。
1987年,陳正祥又應邀回國,考察了安徽省農業及巢湖污染治理問題,結合地理學撰寫了《安徽農業考察報告》和《關於巢湖污染治理意見》,他的意見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採納。
陳正祥幾乎每出一本中國地理的書,就會引起轟動,被學術界看好。如1981年日本東京出版了他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定價高達29600日元。這在日本屬於高價書,第一版竟在不到8個月內全部售完,讚揚性的書評超過40種,足以見證日本學術界對他的重視。1992年,陳正祥又編撰了超大型的《中國地誌》一書。這部巨著在世紀之交出版,向全世界發行。他曾高興地說,此書是自己晚年貢獻給祖國的一份新世紀禮物。
文化地理有機融合
“我熱愛中華大地,總想它能得到妥善利用,給因土地缺乏而生活艱困的人民安排好較好的生計。”這是陳正祥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序言中的話語。在祖國大地上,他每進行一次考察,每完成一次著述,都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懷有深深的摯愛。從他的著作之中,能瞥見他是一位很有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的學者。
抗戰期間,陳正祥還是一位20多歲的青年學者,抱有科技救國的思想。他從地理學的角度思考了國家前途,先後發表了《西南苗族與西南國防》《開發西北與抗戰前途》《從地理因素檢討抗戰的必勝》《開發西北與抗戰建國》等著述,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在這個時期,他還從中國的經濟發展地位出發,撰寫了《如何認識西南》《四川礦產的分布及今後開發的途徑》《中國不能沒有華北》《從經濟地理上檢討中國不能沒有東北》《東北之地形》《中國邊疆之土壤與植物》等書籍和學術論文,這些著述現今對祖國西北、西南的開發仍具有重要價值。
陳正祥對祖國的農業、氣候及物產特性研究非常深透,半個世紀前就出版了《浙江之氣候》《海南島之農業》《大戈壁》《西北之氣候與農墾》《中國之畜牧地帶》《四川盆地之氣候與蔗作》《甜菜之適度氣候與中國甜菜區域》《廣東的糖業》《中國的水資源及其利用》等書,成為這些地區農業開發的地理氣候資料書。
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陳正祥更加關注祖國的建設,編寫了《中國農村景觀之變遷》《中國的石油資源及其開發》等書。同時對香港和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撰寫了大量書籍,如《香港工業之地理基礎》《香港的墟市》《香港之土地利用》《澳門之土地利用》等幾十種。
陳正祥對於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雖然是地理學家,但陳述中國歷史卻如行雲流水,蘊含深情;在地理學語言上流露出文化藝術韻味,從高深學術中讓人獲得深入淺出的知識,足見其學識淵博、寫作功底深厚。如《唐代的疆域》《中國古代地圖學之發展》《詩的地理》《中國的方誌》《中國的行政區劃及變遷》等專著,讀後叫人擊節讚嘆。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國文化地理學的開拓者,讓中國的文化與地理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他在1980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地理》一書的自序中,回顧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歷程,指出鴉片戰爭對中華文化的打擊,“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為達成此項目標,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而我願以身作則。”他以地圖說話,以地圖反映歷史,以地圖這個“地理科學的特有工具,濟文字說明之窮”。他用圖反映中國文化中心的南遷、城市化的進程、交通港口的發展、人口的遷移、物產礦產的分布等,甚至將歷史上的宰相、進士分布,也用圖表來表示,以說明中國考試制度和人才的分布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