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儒[作家]](/img/f/ee8/nBnauM3XxMzN2UzN2kDOyQzM4QTM4gzNwATM0QTNwAzMwIzL5gzL3I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陳彥儒[作家]")
人物簡介
陳彥儒（1975-），原名陳鏡堂，廣東興寧人，廣東省作協會員，曾任百年老報——香港《大公報》記者，《珠江晚報》記者，曾任房地產網站主編，兼電子雜誌《珠海樓志》主編，現任中央媒體——“中國新聞社”珠海、中山支社記者，數年發表了約165萬字的短篇小說、散文、隨筆、散文詩；及425萬字新聞作品，曾獲2012年廣東新聞獎等榮譽。作者2009年出版作品集《放牧星群》,2014年底出版長篇小說《白天失蹤的女孩》。作者散文集《印象興寧》正在籌劃出版中。
作品評論
著名評論家黃自華先生為陳彥儒寫的評論文章——
“底層生活意識形態”的文學表述
讀《放牧星群》
一、 主流語境下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
我們所經歷的歷史，不僅左右著個人的生活和命運，甚至也在我們的心理定勢、潛意識和語言中顯露出來。作家是一個種族的觸角，文學作品是對種族記憶的保存。歷史一再地昭示，每當一個時代處在巨大的轉折時期，敏感的文學寫作者常常會從自身的經歷中攫取某種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的事物，作為自己宣洩和寄託內心隱秘感情和思緒的參照。二十多年來，文壇上湧現一批以打工生活為主體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也自然成為無法迴避的事情。“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實的見證之一，讓我們窺見到一個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社會群體的真實生活和心理狀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曾經用焦慮和憤懣傳達過底層真實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者，經過這些年的分化之後，一部分人現在也擠進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寫作圈內，也開始書寫一些傳統的喜慶氛圍，築構底層甜蜜愜意、詩意溫馨的作品。曾經在他們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原本十分熟悉的那個底層世界，似乎已經與他們的寫作漸行漸遠。他們的心靈，已經被一些強勁渲染了的“幸福”寓言所感化。沉浸在空前“盛世”的環境裡，遍地都是美感的鏡像，滿腦子的感激都寫不完呢，還哪裡顧得上審視底層那些苦澀的臉龐到底是什麼模樣！
主流話語的目標，就是建造一個個圍繞“和諧”、“幸福”、“盛世”的當代快感文化。準確地說，他們只在乎昔日無望無助的人群，在快感文化中如何被改變，變得如何安詳、快樂、詩意的事，而不在意建造出來的快感文化氛圍如何遮蔽、歪曲這些人真實處境的事。別爾嘉耶夫對奴役人的“個體人格”的諸多因素有過精闢的見解，其中在談到美感的誘惑與奴役時，他寫道：“宗教的唯美主義全副身心地關注宗教儀式，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人由此進入麻醉狀態；道德的唯美主義以人的美和美感代替人的具體生存和人的個體人格；哲學的唯美主義，則放棄追求真理，僅朝向審美者，僅注重人的某種激情狀態，僅關心和諧與不和諧的建構；而政治的唯美主義則擯棄正義、自由，跟哲學的唯美主義一樣，僅僅鍾愛某種激情狀態。當表層的期許得到了‘政治’的許諾，準確地說，受到了被批判者發出的神話般意識形態幻覺的轟炸。”於是，一些“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者便在溫馨怡人的氛圍中被馴化，從批判者而成為歌頌者。這一角度的轉化至關重要，因為它既肯定了底層者之所以為底層的社會學意義，同時，它的修辭策略和話語方式即便還是批判性的，那也是在主流話語範圍內並且擁有政治上的正確性。
底層是一個包容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污穢、苦難、野蠻卻又有著頑強生命力的生活空間。真正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總是能夠從漫長歲月的勞動傳統中繼承並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難、追求自由的理想的文化品格；總是能夠比較本色地表達出下層民眾，尤其是那些飄泊的都市邊緣人群和“打工者”的生活面貌和情緒世界。就是在這個深邃的底層空間，糾葛著諸多的矛盾、焦慮和困惑，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時代經驗中的一個痛點和敏感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本身具有巨大的書寫潛力。而這個寫作空間，卻長期被主流文學所遮蔽，被精英作家所鄙視。所以，在打工者群體中出了一批“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者，這樣一個現象的意義超過了目前他們作品的意義。
在當前中國文壇，儘管“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處於弱勢的地位，面臨來自文學精英階層的鄙薄和主流意識形態“快感文化”的解讀。但是“底層”正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正是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的主體。只要文學一息尚存，只要人們的心靈還需要藝術的慰藉，只要人類對美的感動和自由創造的熱情不至枯竭，底層作為維護、保存、延續和醞釀文學創造活動的必要和基本的場所、防線就永遠不會消失。
二、“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的現實指向
難能可貴的是，絕大部分“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者，依然還是頑強地堅守著“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的初衷。陳彥儒就是這類“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者中，至今仍然敢於直面人生現場和第一體驗，撞擊概念化、公式化寫作模式，以拙重質樸的意象直接叩響讀者的心扉的作家。《放牧星群》中，無論是小說、詩歌、散文和大量的時評，都記錄著社會轉型期間底層民眾沉重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並且以文學痛感的方式觸及了中國社會底層的一系列問題及其背後折射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傳達了社會底層與中層、上層之間不和諧的關係；陳彥儒還藉助工業話語、鄉土話語、動物話語、心靈話語等語言譜系，營構出一個獨特的敘事空間，形象地再現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現實掙扎與心靈窘境，有著令人信服的歷史真實感和撼動人心、引人深思的藝術感染力；陳彥儒在物質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窮困潦倒的狀態下，以自己的艱辛的寫作，建構起他在人生旅途上豐盈的精神家園和棲居異地的文化故鄉，其抵抗資本異化的救贖意義不言自明。
那么，在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卑微的個體或群體如何在歷史的邊緣和陰暗的角落書寫自己的歷史？在超強的現代性主流敘事的語境中，被排斥的底層如何介入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建構？也就是說，在眾聲喧譁的時代，底層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在這一過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體意識？底層是現代性的參與者和積極的力量還是必然的缺席者？從這個意義上看，“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既是一種寫作策略，更是一種積極的文化認同策略和話語實踐。《放牧星群》中的大多數小說，頑強地呈現了一種底層身份焦慮和覺醒的姿態。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實踐，陳彥儒以這種“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方式實現了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主體身份的建構。陳彥儒以自己的文學作品向世界表達了這樣一種權利：在以城市化為標誌的現代性進程中，卑微的個體不再渺小，不再是被邊緣化的他者，而是敘述的主體。“陳彥儒們”正在頑強地書寫著時代的宣言和自我的歷史。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就是歷史的主角，如果他們自己不說話，無法指望文學精英或者主流敘事會為他們說話。
“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的真實與力量，並非來自於來自底層的這些業餘寫作者的寫作水平與技巧有多高，而是源自於他們對生活的感同身受與熟悉。他們寫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體驗與發現，是自己的苦痛與憂傷，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放牧星群》中看到一種全新的生活與體驗和作品中人物與細節的真實。它是真正意義上的現實，是具體而具象的現實，而不是抽象、想像與寫意的現實。由於作者來自於社會生活底層，所以能夠擺脫那種被抽象化的時代情緒，看到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一面，始終與真實保持著直接的感性認識，所以陳彥儒能夠讓自己的文學作品對現實發出“呵呵！人不如狗！呵呵，人命不如狗眼值錢……”（《狗事》）的指控與挑戰。
“阿婷看到兒子跑著跑著，被工地的角鐵絆倒在地，兒子，阿婷下意識伸出手，突然她腳下一滑……阿婷就像只鳥兒一樣飛下，在漫天的驚叫聲中，她最後想到的卻是：‘拿回血汗錢，兒、子、就、能、吃、上、白、斬、雞、了……’”（《爬吊塔討債的女子》）在田園的遠逝與城市的冷漠中，在歷史的纏繞與環境的錯謬中，在積鬱滿腹的煩惱苦痛與無法表達的失語狀態中，“爬吊塔討債的女子”阿婷演繹的生存絕望的故事，並不是她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所有那些生活在都市邊緣的被忽視的人群，被拋棄的人群，被侮辱的人群，被傷害的人群，無望無告的人群的故事。對於他們來說，生活就意味著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著痛苦，生活就是掙扎。他們是生活在自己祖國的難民，他們的命運是現代化進程中最不道義的事情。造成他們傷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個人的行為或無行動，而更是整個社會的無行動。
“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是在由渣土、廢舊鐵絲和油污構成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早期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文學作品，除了粗糙的真實，就是直接的疼痛。它有著深刻的體驗，但缺乏完美的修辭；有著濃烈的情感，卻缺乏準確的表達。很長一段時間，它在寄託和承載底層群體的精神與夢想的同時，也在艱難地完成著自己的蛹蛻。雖然到目前為止，“底層生活意識形態”文學作品還沒能形成一個系統的文學形態，便已經被迫不及待地推到了台前，這源於“底層生活意識形態”文學作品接受群體的不斷擴大，他們的文學訴求得不到主流文學的傾聽和回應，更切合自身生活體驗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文學作品因此得以迅速枝繁葉茂。
三、“底層生活意識形態”的非典型性表述
再卑微也要有尊嚴，再貧賤也要自由地表達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絕那些強加於己的東西。“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是完成內心道義的自我反省與確證。來自農村而生活在都市底層的打工群體，面臨著經濟吸納和社會拒絕的悖論性生存處境，而對這種先天的社會不公，從他們進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必須無條件地表示默認，並同樣默默地遵守。他們和城市的距離感如同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反差那么遙遠，遁入自我的陰影心態使得這些打工者的邊緣地位愈來愈明顯地突兀出來。但是陰影是任何一件事物都無法掩藏的根本屬性，陰影也為“底層生活形態寫作”提供了認識時代生活的另一個特殊角度。於是陳彥儒在跨越陰影意識或者在宣洩陰影意識的同時，還更多地表現在對社會的抗爭和尋求世界的認同和理解上。
陳彥儒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基本上屬於一種文學與生活近距離甚至是無距離的原生態寫作。在他的小說作品中發生的故事，幾乎都是作者身邊，也是我們眼前經常發生並繼續延展著的故事。小說《死不瞑目的小偷》其實是一個很具新聞色彩的“法制故事”，但陳彥儒通過文學藝術的再創造，便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義和寬敞的人性探索空間。中國特有的“江湖文化”在這裡被重新放大並隆重渲染——在當底層面對的新的人生課題和危機重重的生存境遇，無法用正當手段和道德倫理解決時，人們往往會通過違法犯罪的途徑，甚至寄希望於暴力手段。小說《死不瞑目的小偷》就隱含著底層苦難同個體反抗、暴力自救的“江湖文化”的邏輯關係，在法律求助缺席的情況下，底層只有通過個體反抗、暴力自救才能保護自己，才能脫離苦海。通過這個由農民工阿丁被逼上梁山變成以惡抗惡、以暴制暴的“賊”和“綁票”嫌疑人，最後卻又為了營救落水的“票”而毅然獻出自己生命的故事。作者是在揭示人性善與惡的因果報應，還是在暗示著一種底層命運的歸宿，抑或是在指控那個罪惡的生存空間呢？當然，任何暴力行為總是敏感地牽動人類的道德神經的，脫離了道德制約的“江湖文化”式的暴力敘事，可能會具有嚴重的社會文化後果，但無可否認的是，阿丁對於不公正遭遇的反抗，也使得暴力具有道德的某種合法性和正當性。應該說，陳彥儒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是從“江湖文化”傳統中藉助到的一種對當今社會現實的自覺而艱難的回應。生活現實的複雜性決定了其作品的思考向度，這種寫作實踐的價值和意義，只有歷史前進的腳步才能作出最後的回答。
飄泊是一個滄桑的詞，這個詞常常與孤獨、卑微、惆悵、嘆息、疲倦、疼痛、麻木、迷惘、悲涼、飢餓、恥辱、吶喊、絕望這一系列具有精神質感和控訴性質的詞語相伴。翻開《放牧星群》，我們可以看到 “飄泊者”在都市生活的種種境遇。陳彥儒小說中“飄泊者”的形象是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受到冷落與歧視，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渴望真正的尊重與身份的認同的史實性的、記錄性的，反映著生活的粗糙和本真的非典型性形象。陳彥儒的小說中因為記錄了時代的聲音，因為擁有生活沉重而苦難的底色，因為體現了一種不屈和奮鬥的精神，所以能夠讓讀到它的人難以忘懷。
無病呻吟的文學作品終究是矯情的。與此相比，陳彥儒的小說中卻有著無可替代的真情實感。生活的境遇和磨難，都市的霓虹與誘惑，生存的壓抑與奔波，夢想的追逐與迷茫……這些都讓作者飽嘗了生活的百種滋味，對生活的艱辛有著切膚入里的體驗。這就為陳彥儒積攢了獨特的文學創作優勢，使他能夠以敏感的觸鬚探入生活的根系，與生活血脈相融，寫出了像《寵物生活研討會》、《死不瞑目的小偷》、《高手絕招》這樣一些生動、鮮活的“底層生活意識形態”作品。短篇小說《升官符》，則以平民的視角對官場腐敗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與辛辣的嘲諷，字裡行間滲透著作者對底層民眾生活的深切關照。
而且陳彥儒“底層生活意識形態寫作”的真正價值在於現場感受、獨特體驗和精神姿態，作者來自生活的第一現場，攜帶著對時代的切膚體驗，陳彥儒在以形象的文字書寫底層個體生存境遇的同時，也記載了中國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記載了當代中國人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過程中的精神歷程，為當代文學滲透進了鮮活的“中國經驗”。陳彥儒的小說，以短篇為主，尖銳、粗礪，像岩漿和煤，是底層被壓抑的生命激情的噴濺與爆發，它們真實而疼痛。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語境下，一個個背鄉離井的活生生的人的嫁接之痛，它可能也是個體生命在國家現代化城市化偉大進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
陳彥儒的小說因為真實，所以高貴！它讓我們讀到了自己內心的深深感動。
(本文發表在2009年10月7日的《珠海特區報》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