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1888年3月2日生於浙江省安吉縣曉墅鎮三社村(現名石龍村)。
1 905年到平陽縣高等學堂學習。
1906年東渡日本,進東京弘文書院日語速成班學習,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09—1913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林科學習。
1913—1915年任浙江省甲種農業學校校長。
1915—1922年任江蘇省第一農業學校林科主任。1916年發起組織中華農學會,任中華農學會第一屆會長兼總幹事長;1917年支持凌道揚等發起成立中華森林會。
1923—192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安諾德樹木園,研究樹木學,1924年獲碩士學位,接著到德國薩克遜林學院進行修一年。
1925一1952年任金陵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間1927年參加在印尼舉行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學會議;1946年9月赴台灣考察林業;1952年倡議成立中國林學會,當選為副理事長。
1952—1971年任中央林業科學研究所所長。1960年任中國林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1962年任第三屆副理事長、代理事長。
1971年1月10日逝世於北京。
詳細介紹
陳嶸,字宗一,祖籍福建漳州,1888年3月2日生於浙江安吉縣曉里鎮三社村。6歲時人私塾讀書。因為家境貧苦,常隨父親做各種農活。12歲喪父,生活更為艱難,但在親友的幫助下,仍堅持耕讀生活。16歲進入附近的致用學堂,一年後轉到平陽縣立高等學堂繼續學習。新知識擴大了他的眼界,使他逐漸認識到世界是十分廣闊的,自然科學中有無窮無盡的學問。當時溫州一帶已經有一些青年紛紛去日本留學,學習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在這種思潮影響下,陳嶸也為之所動,經多方努力,得到親友的資助,終於在1906年東渡日本求學。先進入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後來考人東京弘文書院預科,1909年考人北海道帝國大學森林科學習,1913年畢業,旋即回國,受聘於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擔任校長。1915年應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之聘,任林科主任。 陳嶸經過幾年工作實踐之後,深感學識不足,為繼續深造,於1923年初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他在哈佛大學得到樹木分類學家沙堅德、傑克、雷德和威爾遜諸教授的熱心指導,在安諾德樹木園專攻樹木學。這個樹木園收藏了豐富的中國樹木標本和大量參考文獻。陳嶸在這裡專心研究,進步很大,1924年獲得科學碩士學位,接著又到德國德累斯登的薩克遜林學院進修一年。
1925年陳嶸學成歸國,受聘擔任金陵大學森林系教授,以後兼系主任。講授中國樹木概論、造林學原論、造林學本論、造林學各論和造林學特論等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嶸繼續主持金陵大學森林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金大森林系與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森林系籌備合併建立南京林學院,由陳嶸任籌委會主任。是年秋,陳嶸被任命為林業部林業科學研究所所長,從此一直在該所工作。在此期間,他還兼任中國林學會副理事長、代理事長以及該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林業科學》主編。
林業教育
1913年,陳嶸從日本回國,就抱著培育年輕一代農林技術人才的志願,受聘於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擔任校長,這是他從事林業教育工作的開始。這所學校以前並沒有林科,陳嶸接辦以後開設了一些林業課程,並且自編講義,親自講授。為使學生學到更多的實際知識,他建立了苗圃和示範林場,供學生實習使用。他擔任校長一年多後,深感行政事務耗費時間太多,不能專心致力教學,只好辭去這一職務。
1915—1922年,陳嶸擔任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林科主任。他除了自己積極講課以外,煞費苦心地聘請了當時林學界知名人士如姚傳法、傅煥光、曾濟寬、黃希周等到校授課,還邀請當時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業專修科擔任教師的鄒秉文、錢崇澍、胡先驌、竺可楨等來校講學,使學生大受教益。當時教材內容偏重理論知識,為使理論聯繫實際,陳嶸不辭辛苦與校長一起積極創辦供教學實習用的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陳嶸治學嚴謹,作風踏實,身體力行。被譽為教書育人的好教師,深受同學們的尊敬和愛戴。
陳嶸在金陵大學任森林系教授(以後兼系主任)期間,增設了許多林學課程,標本設備日趨充實。據1929年《金陵大學農林科課題概要》刊載,森林系分設森林植物學、造林學、森林保護學、森林利用學、森林工學、理水防砂工學、森林經理學、林政學等9個學門,各個學門又為各年級開設不同課程,一共設30種課程。這在當時國內農林院校中是罕有的。其中森林植物學門開設的中國樹木分類學、中國樹木概論、中國森林植物三門課程,以及造林學門開設的造林學原論、造林學本論、造林學各論、造林學特論,幾乎都由陳嶸主講,教材也都是他親自編寫。國內農林學校也普遍採用他編寫的教材,從而結束了採用外國教材的歷史。
教學思想
陳嶸教學思想的核心是理論聯繫實際,教學與生產相結合。他對當時許多學者逐步脫離實際,深感惋惜,因而一再強調重視實際。他說“在理論上要精通,在技術上要熟練。”具體做法是既重視課堂講授,又注意現場實習,既要掌握理論,又要懂得操作,做到學以致用。他在樹木學教學中,除課堂講授儘量利用實物(包括標本、果實、種子)外,還經常讓學生自己採集樹木標本,自己解剖標本,自己鑑定標本。這使學生既練習了採集技術,又熟悉了樹木的各種特性,還提高了識別和鑑定能力。在造林課教學中,他還有計畫地帶領學生到教育林場實習。一到現場他就自己帶頭操作,有時還請現場技術工人表演,然後再讓學生自己做。他這種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的作風,培養了學生熱愛勞動的思想和實際操作的技能。他在教學中另一個特點是,抓好標本室的建設,把標本室作為課堂教學與生產實習之間的橋樑。
陳嶸對學生要求嚴格,同時也講究工作方法。有一次上課時,一位同學遲到兩分鐘,待該學生坐定之後,他把已經講過的內容,又重複一遍,然後對大家說:“那個同學遲到了,他不知我講的內容,我重複講,又耽誤大家的時間,希望你們今後都要按時上課。”從此以後,再沒有人遲到。在林場搞教學實習時,要求學生懂禮貌,守規矩,並不準損壞花草樹木。有一次在林場休息喝完水之後,有位同學沒把坐過的椅子放到原處,陳嶸對此提出嚴肅的批評。事情雖小,說明陳嶸不僅認真傳授業務知識,而且時刻關心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體現了一代師表的風範。
造林事業
陳嶸不但提倡專心讀書,而且非常重視實踐。早在1916年任江蘇第一農業學校林科主任時,就不辭辛苦尋找適宜山地作為該校林場場址,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勘測,最後選定江浦縣境老山範圍內約20萬畝荒山。陳嶸根據勘測結果,詳細地擬出一份造林計畫書。根據計畫書來經營林場,當時在國內還沒有先例,確實是一次創舉。由於林場規模較大,學校經費有限,沒有力量投資經營,經過研究,他提出了創辦教育團公有林的建議,擬請省屬各教育團體按月各撥教育經費2%,作為經營林場的費用。由參加撥款的教育團體,組成教育林董事會,以後將教育林的各項收入,用於補充省教育經費。此外,教育林還可以劃出一定範圍的林場,做為附近省立學校的實習基地。這項建議得到上級讚賞和批准。教育林成立以後,陳嶸任技務主任。在此期間,造林成績顯著,原來的一片童山禿嶺,幾年以後已被綠蔭覆蓋。根據1932年統計,歷年總計造林18.25萬畝,植樹6948萬株,另外還留養野生樹574萬株,估計總值220多萬元(當時幣值),獲得了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江蘇省教育林不但為第一農業學校林科提供了全面的實習基地,以後又成為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兩校森林系學生的實習場所,對培養造就林業新生力量發揮了重大作用。以後安徽、福建兩省也相繼創辦了省教育公有林。新中國成立後江蘇教育林改為老山林場,現已發展成江蘇省著名的林工商綜合經營企業。陳嶸在這以後創辦的公有林還有南京九華山林場、青龍山林場和江蘇省句容的下蜀林場、安徽省建平林場等。在陳嶸的教導和影響下,他的學生們也創辦了許多林場,有力地推動造林綠化事業的開展。
陳嶸除重視公有林外,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提倡國家輔導各地民眾造林。他在《中華農學會報》第四十九期(1926年1月)上發表的《推廣江蘇金陵道林業的我見》一文中作了詳細的論述。與此同時,在陳嶸的建議下,1916年還成立了浙江省雲野林業有限公司,承領安吉和長興縣境的天目山余脈(叫浮雲山)的荒山三處,合計面積75平方里,並且籌集股金8萬元,準備分年進行造林。為實行這個計畫,陳嶸提出了詳盡的施業方案,從而使該公司的荒山造林業務取得很大成績。但因以後連年戰亂,無人經營管理,樹木被盜伐損失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為國營龍山林場,又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
此外,陳嶸在家鄉安吉縣曾經創辦三社國小一所,讓農民子女免費人校學習。由於教育經費沒有固定來源,他又在1915年承領附近荒山205畝,經營學校林。經過幾年的撫育管理,插杉栽竹,荒山變成了鬱鬱蔥蔥的森林。成林後的收入用做學校基金,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修建校舍大多從學校林取材,每年經費也用林場收入作為補充,大大改善了辦學條件。
編寫巨著
樹木分類學是林業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基礎學科。本世紀30年代以前,尚無適合中國情況的樹木分類學,以致無法解決樹種混亂問題,大大影響造林等學科的進展。陳嶸從1913年起即著手採集樹木標本,專心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陸續在《中華農學會報》上發表。1923年,他還將重要標本攜往歐美有關研究所進行鑑定。陳嶸對樹木分類進行了多年的研究,參考中文書籍161種,日、英、德、法文書籍110種,終於編寫成具有權威性的巨著《中國樹木分類學》,於1937年9月出版,1953年增補再版,1957年12月又再版。
這本巨著分前編、正編、附錄及補編等部分。所記載的中國樹木有2550種(包括亞種14種,變種591種,其中不少是中國的特有種,有的就是陳嶸所發現的),分列為550屬111科。為便於查閱,對每一樹種,除列舉學名外,還列有漢名、別名、梵名、英文名等。對樹種的形態生態如根、莖、枝、樹皮、芽、葉、花序、花、果實、種子等都詳加描述,並介紹其產地、地理分布及用途,便於林業工作者套用,書內還附有插圖1165幅。
這本巨著在30年代是全國大學林學系主要教材,林業科研生產中重要參考文獻,直到80年代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內外林業名著,都爭相參考引用。
創造林學
本世紀20—30年代,國內造林學課程都採用外國教材,不切合中國的實際。陳嶸從國內林業實際出發,並以中國造林樹種為基礎,吸收並發展了國外造林營林學的理論,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造林學。他先後編寫、出版了以本國情況為背景的《造林學概要》、《造林學各論》和《造林學特論》,為中國造林學奠定了基礎。
《造林學概要》(1933年2月初版,1951年增訂6版)一書是以中國的森林地理條件和造林樹種為基礎編寫的。歐美各國當時的造林學僅涉及播種和植苗造林,而中國的造林樹種繁多,立地條件複雜,須採取有效的多種造林方法。陳嶸在此書中提出了植樹造林法、分生造林法、鹿角樁更新法等。其中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分生造林法”(包括插木造林法、分根造林法、地下莖造林法等)。這是在總結中國重要造林樹種(杉木、楊、柳、泡桐、竹類等)的民間造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造林法。這部分內容體現了中國的特色,是對當時造林學教科書的重要改進。
在造林樹種的種子和育苗方面,陳嶸在書中附有“中國林木重要性質一覽表”和“普通林木播種簡要表”,將中國主要造林樹種的開花期、採種期、種子的性質特徵及有關播種、育苗的要求都作了說明。這是過去無從查找的。
30年代,中國森林資源極度貧乏,荒山禿嶺,滿目皆是,而人工造林,又不被重視,在這種情況下,陳嶸在該書中提出“天然保育法”來恢復森林植被。這不僅是最省力而有效的方法,而且也有充足的理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廣泛開展“封山育林”以消滅荒山、恢復森林資源,應該說是“天然保育法”的具體運用。
《造林學各論》(1933年9月初版,1953年3月增訂5版)一書,廣泛蒐集了分布於中國的主要造林樹種共320種,包括針葉樹、闊葉樹、竹類和椰子類,並詳盡地闡述了各樹種形態特徵、生態習性和造林方法。在30—40年代,這部書是中國各大學林學系重要教材和開展造林綠化事業的主要參考文獻。
在《造林學特論》一書中,陳嶸精闢地論述了保全林(包括水源涵養林、保土防洪林、防風林、防沙林、海防林、護牧林等)的作用及其營造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儘管造林事業蓬勃發展,對主要樹種造林技術都有了很大改進和提高,然而,陳嶸在30年代編寫的《造林學概要》、《造林學各論》和50年代初編寫的《造林學特論》仍不失為造林工作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林業科學
陳嶸擔任林業部林業科學研究所所長近20年。任職期間,他非常強調營林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強調科研工作必須為林業建設服務。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他與所內其他領導同志、研究人員一起規劃研究機構的設定,重點課題的安排,使林業科學研究所逐步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能適應現代林業科學發展的科研體系,科學研究工作蓬勃發展,呈現一派生機。1953年2月15日,朱德副主席(在林業部長梁希陪同下)來所視察,指示儘快綠化西山,而小西山一帶尤應先行一步。陳嶸為貫徹這一指示,增設了“西山山丘地區造林方法的研究”課題,以便更快地把首都西郊綠化起來;以後又召開了山地造林技術座談會,交流造林綠化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華北地區油松、落葉松造林技術試行方案》。這一方案,不僅有助於西山綠化工作,而且對整個華北地區造林技術都有指導作用。
為有利於營林科研工作的開展,1953年,陳嶸創建了林業研究所植物標本室,在這裡,至今還保存有陳嶸採集和鑑定的一批標本,對營林科學的研究有很大參考價值。1954年,長江流域發生洪水災害,他立即組織林研所科研人員奔赴災區,深入調查樹木受淹後的生長情況,寫出了《1954年長江流域洪水後樹木耐水力強弱的調查報告》,這對洪澇地區造林樹種的選擇,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1955年,陳嶸隨林業部梁希部長赴西南各省林區進行實地考察,對雲南西雙版納自治州營造橡膠林試點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設性意見。陳嶸還積極參加了1956—1967年全國科技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與有關專家提出了林業研究方面的具體奮鬥目標,為林業科技工作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在制訂規劃時,他多次強調把營林科研工作放到首要位置。這一戰略思想,對中國林業建設以營林為基礎的方針產生了巨大影響。
晚年,他傾注全力著書立說,將30年代出版的《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補充修改著成《中國森林史料》,並編著了《中國森林植物地理學》、 《竹的種類及栽培利用》等專著,共約400餘萬字。這些著作,對發展中國的林業科學,促進林業生產,培養人才,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建立學會
陳嶸在從事林業教育、科研事業的同時,還竭盡心力從事農林學會工作。1916年,他和王舜成(蘇州農業學校校長)、過探先(江蘇第一農業學校校長)等在蘇州集會,發起組織中華農學會,學術範圍包括農、林、畜牧、蠶桑、水產等。這項建議得到許多中青年農學家的回響,並於1917年1月在上海教育會堂召開成立大會,陳嶸被選為第一屆會長(1917—1922)。中華農學會最初的章程,就是由陳嶸等擬定的,它的宗旨是“研究學術,圖農業之發揮;普及知識,求農事之改進”。
建會初期,主要活動是每年召開學術年會一次和出版雜誌。1918年,梁希和陳嶸等發起編印《中華農學會報》(以下簡稱會報),最初幾年,平均每期200頁,每年出版8期左右。陳嶸從1918年創刊到1937年,基本上期期供稿,大部分是學術論文或者調查報告。當時供稿是沒有稿費的,陳嶸還要承擔編輯業務,積極性很高。陳嶸對《中華農學會報》十分珍惜,他保存的會報從第1期到190期(1948年底)一共合訂成18厚冊,據了解是國內最完整的一套。陳嶸在1932年7月的《會報》上,發表了《中華農學會成立十五周年之經過》;在1936年12月的《會報》上,發表了《中華農學會成立二十周年概況》。這些都是總結性報告,附有大量統計數據和資料,可以看出陳嶸對學會工作的關心程度。
農學會另一項主要活動是每年召開年會,進行學術交流。儘管當時軍閥割據,烽煙遍地,但是每年的年會仍正常召開。利用年會宣讀論文,交流經驗,討論會務,廣大會員感到很有收穫。
據茶葉專家吳覺農回憶,中華農學會從開始時的艱難創業,到後來的日益發展,成為國內外著名的學術團體,與陳嶸等為集體事業積極獻身的高尚品德有很大關係。特別是中華農學會的基金,從1917年創立到1937年的20年間,由原來少數積余累積到三十萬元,從而為會務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這項基金所以能累積起來,與陳嶸、梁希等苦心經營,並儘量節約一切不必要的開支有關。1930年,中華農學會在南京市雙龍巷建成三層樓永久會址,陳嶸、梁希等在集資方面也盡了很大努力。
陳嶸曾經先後擔任過會長、副會長,《中華農學會報》主編、副主編,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等職務。當時的學會是技術人員自願組織的民眾性團體,既不是機關,也不算事業單位,無權無勢,沒有掛靠單位,也沒有脫產幹部,經費來源主要靠會費和會員捐助,並且依靠會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開展各項工作,難度比較大。陳嶸從1917年創辦農學會起愛會如家,盡心竭力做了大量工作,不計報酬。許多老會員回憶起當年的艱苦創業情況,無不欽佩陳嶸這種獻身精神。
1917年金陵大學林科主任凌道揚發起組織中華森林會,陳嶸熱烈支持,成立以後陳嶸曾擔任歷屆理事。1921年,中華森林會出版《森林》雜誌,在3月的創刊號中陳嶸發表了《雜草對於樹木生長之害》的論文。1928年中華森林會改名為中華林學會,1929年底出版《林學》雜誌創刊號,陳嶸以《發展首都(南京)附近各縣林業意見書》為題,深刻地闡述他發展林業的觀點。
1952年2月在全國林業工作會議召開期間,陳嶸、沈鵬飛、殷良弼等倡議,恢復林學會組織,以團結全國林業科技人員,促進林業建設工作的發展。這一倡議得到與會代表一致贊同,並於2月26日召開中國林學會成立大會,選舉梁希擔任理事長,陳嶸被選為副理事長,以後又連任第二、三屆副理事長和第三屆代理事長,並一直擔任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林業科學》的主編。
在他擔任學會副理事長、代理事長期間,重視學會的學術活動和學報工作。他認為開好學術會議,對提高林業科學水平有很大作用,而且主張學術會議要認真貫徹“雙百”方針,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學術繁榮與進步。他對學會舉辦的學術活動特別有關營林方面的學術活動總是積極參加,並且積極發言,闡述自己的學術見解。他也很關心學報刊登的內容,經常對編輯同志們說:學報要選擇質量高一點的文章,要注意發表生產上需要的科研成果,也要注意刊載理論方面的研究論文。他還經常向學報推薦稿件,但總是申明,我推薦的稿件也要送審,應該以審稿人的意見為準,這種作風頗為從事編輯工作的同志所稱頌。
勤儉節約
陳嶸自幼家貧,養成了終生儉樸的習慣。青年時在金陵大學任教,全校大部分教師都是西服革履,而陳嶸總是一身布衣一雙布鞋。但對別人的困難總是慷慨相助,在青年時代,他就資助家鄉辦起三社國小,鼓勵並支持有志青年繼續深造。在金陵大學期間,他設法為生活困難的學生找到勤工儉學的工作,或直接給予金錢和書籍,以期能繼續學習。他對有培養前途的大學生,也設法為其尋找出國深造機會,並在經濟上給予資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嶸依然是布衣粗食,保持儉樸的本色,他外出調查,經常一頓飯只是麵包一個,開水一杯。平時,他看到自來水用後沒關好,就去關緊,房間裡燈泡稍亮一點,就要換小的,文具紙張都是多次使用,從不鋪張浪費。他對家屬子女要求嚴格,從不特殊化。他曾引用兩句古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勉勵他們要做正直的人。但他卻將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近8萬元人民幣於逝世前全部捐贈給中國林學會作為獎學基金。同時還將多年珍藏的3萬多冊林業圖書,獻給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圖書館。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無限敬佩。
科學救國
陳嶸是一位愛國主義者。青年時期,目睹清廷的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即抱定科學救國的願望,東渡日本學習林業。這期間結識了不少進步人士,接受了孫中山的救國主張,參加了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夕,他受命與黃炎培等5人潛回天津,策動直隸新軍,回響共和革命。武昌起義後,又到南京參加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慶典,表現了極大的愛國主義熱忱。
陳嶸熱愛科學,也熱愛人民。1937年,日寇侵華,滬寧告急,金陵大學決定西遷,但大量貴重的教學儀器設備和標本無法搬遷,校方決定由陳嶸等5人留下保護校產,陳嶸臨難受命留下,而讓妻子兒女去逃難。日寇攻占南京後,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時,陳嶸心急如焚,不顧個人安危,與同事設法利用校園收容近3萬名老弱婦孺,免遭凌辱和屠殺。後來為解決留校職工生活出路,又利用金陵中學校舍開辦私立同倫中學,自任校長。這使一部分失學青年既得以繼續學習,也維持了生計。這種一心為人民的品德也深為後人敬仰。抗戰勝利後,金陵大學由成都遷回南京時,師生們看到留下的所有校產,特別是儀器、圖書和標本(有不少是國內稀有的珍貴孤本)完好無損,無不為之感動。
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參加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學習,思想認識有很大提高。1953年參加了九三學社,並被選為九三學社中央科技文教委員。1960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委員。
紀念陳嶸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嶸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不久病倒,經醫治無效,於1971年1月10日上午9時溘然長逝,終年83歲。1978年11月14日,由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主持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表達了同志們對這位一代宗師的敬仰與懷念。還有一部分骨灰,遵照陳嶸家鄉民眾的要求,安葬在他家鄉三社村樹木園內。在園中修建了陳嶸陳列館和陳嶸墓,墓前豎有陳嶸半身塑像,供後人瞻仰。
1988年是陳嶸誕辰100周年,在北京科學會堂,由林業部、九三學社、中國林學會、中國農學會、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南京林業大學和浙江省安吉縣政協聯合舉行了紀念會,會後中國林學會出版了陳嶸紀念冊。
主要論著
1 陳嶸.中國樹木志略.中華農學會叢刊第1集:1—12;第3集:1—11;第4集:1—11;第5集:10—10,1918年12月—1919年10月連載.
2 陳嶸.中國樹木志略.中華農學會報,第6集:16—27;第7集:7—18;第9集:1—11;第10集:49—52,1920年3月(101,102)
3 陳嶸.女貞(冬青)應盡本月內播種.農林新報,1933,10(1):6.
4 陳嶸.造林學概要.中華農學會發行,1933;第6版1952
5 陳嶸.造林學各論.中華農學會發行,1933;增訂5版.1953.
6 陳嶸.日本針葉樹在南京附近造林之失敗.中華農學會報,1934(120):1—9.
7 陳嶸.森林與造紙事業農林新報,1934,11(25):507—509
8 陳嶸.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料.中華農學會發行,1934.
9 陳嶸.樹木開花落葉之時期與移植工作之關係.1934(129,130).
10 陳嶸.列強林業經營之成功與中國林業方案之擬議中華農學會報,1935(137):1—16.
11 陳嶸.論復興農村宜兼重林業及造林上應采之方針.農林新報,1935,12(8):193—195.
12 陳嶸.記日本林業專家之談話.農林新報,1935,12(32):787—788.
13 陳嶸.樹木對水旱抵抗力之調查.1935(142,143).
14 陳嶸.學校林經營之實例.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林推广部出版,1935年.
15 陳嶸.因植樹節回憶裴義理先生.農林新報,1936,13(8):190
16 陳嶸.造林上引用外來樹種之問題.中華農學會報,1936(153):1—12.
17 陳嶸.中華農學會成立二十周年概況.中華農學會報,1936(155):1—20
18 陳嶸.世界各國林業行政之組織.農林新報,1936,13(35)
19 陳嶸.油桐栽培改進方法之討論.中華農學會報,1937(158):1—12.
20 陳嶸.戰時之救荒植物.《農林新報,1940,17(1,2,3)
21 陳嶸.造林學特論.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南京分公司發行,1952
22 陳嶸.中國樹木分類學.中華農學會發行,1937;新一版1957.
23 陳嶸.中國森林植物地理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4月初版,1962年3月再版.
24 陳嶸.中國森林史料.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51.
25 陳嶸(石全太整理,梁泰然校閱).竹的種類及栽培利用.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4
相關資料
陳嶸(1888~1971),著名林學家、林業教育家、樹木分類學家,中國近代林業的開拓者之一。字宗一,浙江安吉梅溪鎮石龍村人。1888年農曆1月20日生,1971年1月10日去世。1906年入東京弘文學院日語班學習,1909年考入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農林部,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起義前,受同盟會派遣,曾回國,與黃炎培等人潛入天津,從事民主革命活動。1913年畢業。回國,創辦浙江省甲種農業學校,並任校長。1923年又赴美國哈佛大學專攻樹木學,同年獲碩士學位。1915年任江蘇省第一農業學校林科主任。次年,參加創辦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今老山林場前身),兼任技務主任。旋又興辦界於安吉、長興兩縣的雲野林業公司(今安吉龍山林場),安徽延平林社,南京九華山林場、青龍山林場和江蘇句容下蜀林場等。1917年發起組織中華農學會,任第一屆會長兼總幹事長。1922年,陳嶸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樹木學,次年獲理學碩士學位。1924年赴歐洲考察各國林業,並在德國薩克森大學研究一年。1925年回國,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留守金陵大學,利用校園收容難民數萬人,還為失學青年舉辦金陵補習學校和同倫大學,任校長。抗日戰爭勝利後至1951年,繼任金陵大學林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時,任南京林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不久,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所所長、一級研究員,發起創辦中國林學會,任第一至三屆副理事長,第三屆代理事長。1957年,出訪蘇聯、民主德國。是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科技文教委員會委員。通曉日、英、德、法、俄、拉丁等文字和語言,畢生致力於樹木分類學、造林學、林業史的教學與研究,是我國現代林業的開拓者之一。
陳嶸是中國近代林業科學奠基人之一,在樹木學、造林學和林業史科研和教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次深入湖北神農架、四川峨嵋山和雲貴邊境採集標本。從1916年創辦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今老山國營林場)以來,先後參與創辦了浙江雲野林業公司(現龍山林場)等7處,並親自領導植樹造林。1937年問世的《中國樹木分類學》是中國第一部樹木學專著,1933年所著《造林學概要》、《造林學各論》,是中國第一批近代造林學專著。其他著作有《中國森林史料》、《中國森林植物地理學》、《竹的種類及栽培利用》等。
1979年中國林學會常務理事會根據陳嶸的遺願,用其捐贈的稿費積蓄設立了中國林學會獎勵基金。
陳嶸墓
現在梅溪鎮石龍村雞籠山坡,面臨蜈蚣山,有一座陳嶸墓,系1987年底建成。墓地面積5畝,由紀念堂、墓道、花台、墓台、墓體等組成。墓高2.5米,墓後用石塊砌成的弧形靠壁高於墓體,上有“綠化祖國”4個白色大字。紀念室內有一陳嶸先生仿銅像,室內還陳列其傳略及部分著作、照片、信件等。墓地樹種有日本扁柏、三角楓、美國紅杉以及陳先生1944年從美國引進的優良樹種――濕地松和火炬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