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陳啟鎏，1913年6月出生於陽江縣塘口鄉（現陽西縣塘口鎮）大車村。在村里讀完國小後，入奮興中學讀國中。他從小勤奮好學，對昆蟲魚類特別有興趣，課後常到田野細心觀察各種動物活動情況。1924年，他考入廣東兩陽中學讀高中，該校學生勤學鑽研的風氣很濃。陳啟鎏更是一心向學，成為班中成績最好的學生。1927年，他考入中山大學生物系。當時軍閥混戰，民生凋敝，大學畢業很難找到工作。陳啟鎏從中大畢業後，經多方周折，才在韶關當上中學教師。然而他的理想是當生物學家。因此，他一邊教書，一邊繼續備考，特別認真複習生物學。不久，他考上浙江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水生生物學。在浙江大學學習期間，陳啟鎏非常勤奮，他博覽中外生物書籍，查資料，做卡片。他的英語特別好，很多外文資料，翻譯成中文，然後摘錄，為以後科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生涯
研究成果難推廣
1945年於浙大研究生院畢業後，陳啟鎏被分配到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工作，同時在該研究所工作的還有竺可禎、彭加木等著名科學家。當時我國經濟落後，貨幣貶值，物資供不應求，科研條件很差，沒法找到實驗基地。這些有學問的熱血青年都抱負很大，夢想科學救國，乾出一翻事業來報效國家。陳啟鎏研究淡水魚的養殖和魚病防治，所里沒有試驗基地，只有到附近農村調查研究，和農民交流淡水養殖和魚病防治。他把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寫出多篇試驗報告和論文。但在那個年代，研究成果不能廣泛推廣，只能是紙上談兵。
躲避監視
1949年，淮海戰役之後，解放大軍直迫上海。國民黨對中央研究院的140多名學術精英軟硬兼施，千方百計要把他們迫去台灣，為蔣家王朝服務。這批學者看到蔣家王朝已窮途日暮，不願再為他們服務。這時中共華東地下黨組織，特別是陳毅對這批科學家十分關注，指示黨組織要千方百計把他們留下來。黨的地下組織通過各方面關係引導他們，又幫助他們用各種辦法擺脫國民黨的控制，並對準備留下的學者暗中保護。陳啟鎏早已看透國民黨的腐敗，決心留下來。他和竺可禎、彭加木等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引導和幫助下，甩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轉移躲避起來。地下黨組織還給他們送去生活必需品，並在社會上散布一些假訊息，說這些科學家已去台灣。他們終於留下來和大家一起歡慶上海解放。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
1950年，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在上海成立，陳啟鎏負責水生生物的研究工作。1954年經政務院批准，動物研究所分成幾個專業研究所，其中水生生物研究所分到武漢，所址在武昌東湖。陳啟鎏曾任該研究所魚病學研究室副主任。
研究淡水魚
隨著淡水養殖事業的蓬勃發展，淡水魚苗的人工繁殖和魚病的防治成為研究所的主要課題。特別是包括粘孢子蟲各種病原體引起的魚病普遍發生，就成了科研重點。陳啟鎏帶領課題組的部分科研人員，頂著烈日暴雨，不顧酷暑嚴寒，足跡遍及浙江、江蘇、廣東、廣西、湖北、湖南等地淡水養魚的池塘、水庫、河道及一些小型湖泊等養魚水體，進行調查研究，設立工作站，免費為漁農醫治魚病，了解與掌握魚類寄生蟲以及魚病發生、流行和防治情況，收集了大量有關標本和資料。經過五年的努力，他們對我國重要養魚區的魚病種類及其流行和危害情況有了較全面的了解。
專著貢獻
1962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根據國家科委下達的1963～1967年基本查明全國魚病和病原區系的科研任務，陳啟鎏又一次組織全國有關科研人員20餘人，以湖北省作為調查試點，全面收集包括粘孢子蟲的各種魚病和病原體大量標本、資料，加上原來的資料，通過鑑定、整理、研究，編寫成《湖北省魚病病原區系圖志》，1973年出版，多次再版重印發行。1978年獲湖北省科學大會獎。台灣曾有人將該書更改作者姓名，盜版印刷發行，陳啟鎏知道後很氣憤。後經中科院出面交涉，要求台方賠禮道歉，書作者用陳啟鎏姓名，並賠償經濟損失，維護了智慧財產權。1961 1975年間，陳啟鎏還有《中國淡水魚類養殖學》、《魚病調查手冊》（1961年第一版）、《魚病防治手冊》（1975年出版，1978年獲湖北省科學大會獎）等專著，共160多萬字，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對淡水魚養殖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革”落難
正當陳啟鎏準備攀登淡水魚養殖科研的峰顛時，來了“文革”的風暴，科研工作被迫中斷，幾十年辛勞蒐集的標本和資料，很多被視為封資修材料，付之一炬。更始料不及的是，他當年留下來不去台灣，被懷疑為潛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跟原蘇聯交換協作科研資料，也被誣為“裡通外國”。他先是靠邊站，接著挨批鬥，檢查所謂“叛國”罪行，隔離審查；最後檢查不出什麼“罪行”，又說他頑抗到底，把他關起來，長達一年之久。期間，不準看報、通信，不準見親友，每天只有半小時到監禁大院放風。陳啟鎏在逆境中，對自己仍很有信心。他捫心自問，確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堅信始終會把問題弄清楚。但他最痛惜的是白白度過了他能搞科研的大好時光。
迎來第二春
“文革”終於在粉碎四人幫後結束了，科學事業迎來了第二個春天。這時陳啟鎏已年過花甲，雖經歷了這場政治風雨的磨難，但他還志不減當年，決心把失去的時光加倍奪回來。他帶領課題組的科研人員下基層搞調查，做試驗，還擔任研究生導師。
隨著現代生物學的發展，一些分子生物學的技術已開始套用於粘孢子蟲的研究。陳啟鎏帶領課題組人員和研究生，走在科研前沿，決心攻下重要魚病原體之一的粘孢子蟲的防治、生活史及其系統進化的難題。他們套用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技術和方法，探討粘孢子蟲的免疫機理，製備了抗薩斯塔角形蟲的多克隆和單克隆抗體；套用DNA分子雜交技術，研究粘孢子蟲生活史，以期最終闡明其感染途徑和生存規律；通過DNA、蛋白質、同工酶的比較等系統科學方法，探討其系統進化規律，建立更合理的粘孢子蟲自然分類系統。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他們取得了重大突破。除台灣省外，在全國30個省（區）的池塘、湖泊、水庫及江河等不同水體採集的300多種魚中，共發現粘孢子蟲近600多種，為魚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論基礎和依據，提出了有效生物防治和藥物防治的方法，降低了魚病的發病率，促進了我國淡水魚養殖事業的蓬勃發展，為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作出了突出貢獻。
老驥伏櫪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陳啟鎏進入耄耋之年時，仍不顧年高體弱，接受主編600萬字的《中國動物志》的艱巨編寫任務。他用了近十年的時間主編這部書，除指揮成百編輯人員日夜奮戰外，自己還親自編寫水生生物部分的《粘體門粘孢子綱》。他殫精竭思，嘔心瀝血，為我國的科研事業躹躬盡瘁，直至最後患了腦萎縮症，才無可奈何地退出他戰鬥了一生的生物學研究舞台。
培養新秀
在水生生物的科研中，陳啟鎏作為帶頭人，始終忠心耿耿地對待科研事業，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一絲不苟的精神做好科研工作，1990年為該所研究員。他雖年事已高，仍站在科研前沿，深入魚區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掌握當今國際高科技情報信息，理論聯繫實際，採用國際最先進的手段，通過試驗、觀察、分析、對比，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積累了大量資料和科研數據。陳啟鎏先後發表《中國淡水魚類寄生蟲區系及魚病防治的研究》（1986年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中國淡水魚類粘孢子蟲的研究》 （2000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粘孢子蟲的研究在漁業上的經濟意義》等學術論文40多篇，專著有《魚病的調查手冊》和《魚病的防治手冊》。由他主編出版的《中國淡水魚類寄生粘孢子蟲志》，根據原生動物分類法從新提出粘孢子蟲綱的新分類系統。在進行科研編著的同時，陳啟鎏還多次接受培養研究生的任務，培養了一大批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員。
先後在國內一級刊物發表了《青鯇鱅鰱四種家魚寄生原生動物的研究》等論文，揭開了我國魚病防治的新一頁。該論文1956年獲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果四等獎。
1958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與前蘇聯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協作，進行了我國遼河魚類寄生蟲區系調查，收集了較完整的標本和資料，包括15個類群的魚類寄生蟲共302種，其中粘孢子蟲52種，寫出了多篇論文和調查報告。一些標本資料由陳啟鎏簽發，與蘇聯交換。蘇聯的科研人員不顧修正主義勢力的阻撓，也給我們寄來了很多有關珍貴資料和科研成果。
國務院特殊津貼
鑒於陳啟鎏科研成就卓著，1991年7月國務院給予他特殊津貼。2001年，他獲得全國科學成就二等獎。他曾當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中國動物學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