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蒂亞・森簡介
阿馬蒂亞・森阿馬蒂亞・森的學術研究歷程及成就貢獻
阿馬蒂亞・森1953年大學畢業後，隨即去了劍橋大學，這使他有機會接觸不少著名經濟學大師。他常與這些著名經濟學家討論問題，並從中獲得了很大教益。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羅・斯拉伐（Piero Sraffa）曾作過他的老師。他亦與丹尼斯・羅伯遜（Dennis Robertson）有不少交往。在劍橋大學的第二年，阿馬蒂・森即開始在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夫人指導下寫作論文。他曾與多布一起討論過阿羅（K.Arrow）的名著《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通過與多布的討論，他發現了一些具有挑戰的問題，並學會了對這些問題作深入研究的方法。
1955年在劍橋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曾一度回到印度並於1956-1958年擔任加爾各答傑得弗帕（Jadavpur）大學教授。不久即回到英國，並於1959年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主要探討經濟發展中的技術選擇問題，即探討了資本貧乏的國家在何種條件下可以採用資本密集型技術的問題。該博士論文次年以《技術選擇》（1960年）為題正式出版，這是他所發表的第一本著作。阿馬蒂亞・森還從1957年起擔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士直至1963年。1963年起又回到印度，擔任德里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至1971年。期間先後以客座身份擔任麻省工理學院助理教授（1960―1961年）和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1964―1965年）。在這一時期，他先後發表了有關農業發展中勞動力剩餘、機械化與農場規模生產之間關係的論文；兩篇有關農民居民戶經濟行為的重要論文“合作性企業的勞動力配置”（1966）和“有無剩餘勞動力的農民與二元性（1966）。兩篇同樣重要的有關外部性與集體儲蓄決策方面的論文―“論最佳化儲蓄率”（1961）和“不保險、保險與社會折扣率”（1967）也先後得以發表。時他開始發表有關社會選擇理論與福利經濟學方面的論文，諸如“分配、轉移與利特爾（Little）福利準則”（1963年）、“偏好、投票與多數決策的轉移”（1964）、“多數決策的不可能性”（(1966年)、“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年）等論文。有關社會選擇理論與福利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在《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1970年）這一代表性著作中達到了最高峰。此外，他還在《哲學》與《哲學季刊》等刊物上發表了有關社會與道德哲學方面的論文。
1971年回到了英國，於1971―1977年擔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這一時期的主要貢獻包括，1972年曾與達斯格普塔（P.Dasgupta）和馬格林（S.Marglin）合作出版了《項目評價指南》一書，該書後來成為發展項目評估方法的標準範本。這一時期的其他貢獻與他對福利經濟學、倫理學和哲學的興趣有關，同時也包括他對不平等及貧困測度的統計理論等方面的貢獻，其思想反映在他於1973年所出版的《論經濟不平等》一書中。這一時期森對他早期有關技術選擇與發展的貢獻賦予了新的內容，尤其對不同工作組織方式之間的差異（如雇用勞動與家庭生產）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並於1975年出版了《就業、技術與發展》一書。阿馬蒂亞・森認為，不同的工作組織方式產生不同的勞動的主觀價值，雇用勞動的成本高於家庭勞動的成本。他據此解釋了發展中國小型家庭農場採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的原因。因此他指出，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僅僅從投入與產出的角度我們無法確定什麼是最有效率的技術，而必須考慮不同的生產安排中的要素投入的比例或規模，考慮不同工作組織方式中勞動負效用的差異。儘管這一時期森繼續對發展問題予以關注，但在整個70年代，阿馬蒂亞・森對福利與社會選擇理論給予了更多的注意。這一時期，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不平等與貧困測度方面的論文。他提出了低於貧困與窮人排序基礎上的測度問題。這一測度方法與測度不平等的基尼（Gini）係數密切相關，並進一步促進了這一領域技術性較高的著作的出版。同時他還出版了有關資本理論與聚集理論、倫理與道德哲學方面的論文。1976年他被印度授予馬哈拉諾比斯獎（MahalanobisPrize）。
從1977年起，阿馬蒂亞・森擔任了牛津大學萬靈學院德拉蒙德（Drummond）政治經濟學教授。這一教授職位此前只有西尼爾（N.Senior）、希克斯（J.Hicks）、埃奇沃思（F.Edgeworth）等傑出經濟學家擔任過。這一職位可以反映出他在牛津大學經濟學團體中的領導地位。這一時期他發表了有關福利經濟學與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性著作。他在擔任這職位期間，熱心地投入到飢餓、貧困以及其他發展問題的研究，包括性別分工與不平等等問題，有關貧困與飢餓方面的論文先後發表於《經濟與政治周刊》與《劍橋經濟學雜誌》等刊物中，同時他對哲學與倫理學問題有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對人性假設的新古典模式進行了批判。因為傳統模式只注重物質利益而忽視人的價值、權利與動機之間的關係。
阿馬蒂亞・森擔任過的團體職位
隨著阿馬蒂亞・森學術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後推舉擔任一些重要經濟學學術團體職位。其中包括：
當選為1982年美國經濟學協會外籍榮譽院士
擔任1984屆經濟計量學會會長
1986―1989屆國際經濟學會會長等學術職位。
1988年起森擔任了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與哲學教授
1989年擔任了印度經濟學會會長
1994年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三一學院任院長，不過他仍為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值得一提的是，森儘管長時間在英美國家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但他仍保留了印度國籍，並經常參與印度經濟發展計畫的制訂工作。因而，他也就成為了自1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以來獲此殊榮的首例第三世界國家公民。
阿馬球蒂亞・森的主要學術貢獻
阿馬蒂亞・森阿馬蒂亞・森對公共選擇理論的四項主要貢獻之一,是解決了名為"投票悖論"的問題。這問題可以用包括三個人物和三項選擇的例子來解釋。假設人物１選擇是ａ，其次是ｂ，最後是ｃ；人物２的選擇順序是ｂ、ｃ、ａ；人物三是ｃ、ａ、ｂ。他們的選擇可以表示為：就人物１和３的組合而言，ａ的選票多餘ｂ；但在人物１和２之間，ｂ的選票多於ｃ；在人物２和３之間，ｃ的選票多餘ａ。這裡出現一種投票悖論，破壞得多數票者獲勝的規則。投票悖論對公共選擇問題顯然是一種固有的難題，所有公共選擇規則都不能避開這個問題。
阿馬蒂亞・森建議的解決方法實際上非常簡單，假設將人物１的選擇中ａ和ｂ的項目互掉如下：３－ｃａｂ，２－ｂｃａ，１－ｂａｃ。現在ｂ勝過ｃ（人物１和２），ｃ勝過ａ（人物２和３），而ｂ也勝過ａ（人物１和２），投票悖論已告消失，惟有ｂ獲得大多數票而獲勝。阿馬蒂亞・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覺，所有人物均同意ａ項並非最佳。因此，理應可將這種論證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種條件中任何一種選擇模式：（１）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種選擇不是最佳，（２）同意某一項不是次佳，或（３）同意某一項不是最差。至於有四項或四項以上的選擇情況時，每個包括三項選擇的子集合須符合這三種條件之一。這就是阿馬蒂亞•森著名的價值限制理論，它產生的結果是得大多數票者獲勝的規則總是能達成唯一的決定。
二、引入“個人選擇”
他的第二個主要貢獻，就是引入了個人選擇的概念，令公共選擇理論內容更豐富。除了社會上可供選擇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稅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個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這些元素的擁有人來評估，這種情況與社會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證明了，在尊重個人權益與做出集體決定之間，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換言之，沒有一個集體決議機制能與尊重個人並存。
三、挑戰“不可能定理”
阿馬蒂亞•森克服了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難題，在這方面充分顯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項貢獻是關於如何比較人際間的滿足水平。 以前的學術文獻主要提出了兩種處理方法，而阿馬蒂亞・森對這兩種方法均具貢獻。其中一種方法是，就阿羅所定出的四個假設（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寬，並考察放寬的後果。這些公理本身沒有什麼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們的信息內容。阿羅假設不可將不同人之間的滿足程度互相比較，但阿馬蒂亞・森卻引入滿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較性。他和其他學者證明了，如果可具備更多的信息，實在可以擴展合理的社會福利函式的範圍。一旦個人的滿足水平可視為人際間可比較的，則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種類的社會評價。
阿馬蒂亞•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術選擇》（Choiceofchniques,1960）
《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1970）
《論經濟不公平》（OnEconomicIneguality,1973）
《就業、技術與發展》（EmploymentTechnologyandDevelopment,1975）
《貧困的水平》（1980年）
《貧窮和饑荒》（PovertyandFamines,1981）
《選擇、福利和量度》（ChoiceWelfareandMeasurement,1982）
《資源、價值和發展》（ResourcesValueandDevelopment,1984）
《商品與能力》（1985年）
《倫理學與經濟學》（1987年）
《飢餓與公共行為》（與讓•德雷茲合作著，1989年）
《生活標準》（1987年）
《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年）等
他的兩本論文集：
《選擇、福利和測度》（1982年）
《資源、價值和發展》（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