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創作年代：現代作者：阿納托利·納烏莫維奇·雷巴科夫作品體裁：小說
內容概要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通過對莫斯科阿爾巴特街區一些青年男女主人公命運的描寫，來反映前蘇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社會歷史現實。小說有兩條線索，一條是寫莫斯科阿爾巴特街上的青年男女薩沙等人的命運，另一條線索是描寫前蘇聯上層人物的矛盾和鬥爭，主要寫史達林大權獨攬後對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懷疑、猜忌和迫害。在阿爾巴特街上，住著這么一些青年，薩沙·潘克位托夫，交通學院的學生，學校的團支部書記。他誕生在一個工程師家庭，父母很早離異；父親每隔一段時間來看望他們母子一次，母親是一位受過教育的知識婦女；他從小自尊自愛，能獨立思考，加之受到良好的親職教育，因此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出色。薩沙所在的交通學院有一位叫克里沃魯奇科的副院長，他一生戎馬生涯，早年曾是奧爾忠尼啟則的部下，“學院裡盛傳他聞名於世的戎馬生活，他至今還穿著軍服、馬褲和皮靴”，他嚴謹耿直，不苟言笑，“學生們都對他俱伯三分”。有一次，他負責學院宿舍的建設工程，因建築材料缺乏而讓宿舍建設下馬。此舉被學院的黨委書記包林、研究生洛茲加切夫等人視為把柄，企圖利用這一事件來陷害克里沃魯奇科，並揪出總後台奧爾忠尼啟則。於是，他們召開了黨委會，並叫來薩沙在會上發言，揭露克里沃魯奇科。沒想到，耿直的薩沙非但沒有與他們共執一詞，相反，卻竭力替克里沃魯奇科辯護，使包林等人弄巧成拙，在黨委會上出盡洋相。學院裡還有一個叫阿齊江的講師，在薩沙他們班教社會主義核算原理，但他“一不講核算，二不講原理，只講歪曲這些原理的人”。薩沙為此向他提過意見，因而遭到阿齊江的懷恨。機會終於來了。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日的壁報上，薩沙隨手寫了一首諷刺班長科瓦廖夫的打油詩，而被包林、洛茲加切夫、阿齊江等人污為“反黨事件的組織者”。他不僅被開除學籍，而且還被罰做苦役，蹲了幾年監獄，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與薩沙同住一樓的，還有尼娜·伊凡諾娃和她的妹妹瓦里婭。尼娜是個心慈面善的共青團員，她從不注意穿著打扮，“無論是大街上轉還是去赴宴——衣服就是這一件”。她已是一名國小教員了，而瓦里婭則是一位任性、聰明、善良的姑娘。父母去世後，她與姐姐相依為命。她一直暗戀著薩莎，甚至當薩沙遭難後，也一直與他通信，並以薩沙的未婚妻自居，與薩沙的母親一起排隊等候探監，後又乾脆搬到薩沙家，照顧薩莎母親的衣食起居。她的行為給了薩沙莫大的精神鼓舞。而蓮娜·布佳金娜則是著名外交家布佳金的女兒，她從小隨父親生活在國外，能流利地講幾國語言。她是學校里最漂亮的姑娘，但卻因心地善良而誤托終身。在那些青年中，性格最複雜的，要數尤拉·沙羅克了，他雖與薩沙他們都是中學同學，但卻遠比同伴們深謀遠慮、工於心計。他的父親老沙羅克，早先是一家時髦成衣鋪的小夥計，後來當了裁剪工、師傅，繼而成為老闆獨生女兒的丈夫。革命後，他朝思暮想的遺產——成衣店被收歸國有，他的發財夢到此告終。“他不信上帝，不能原諒上帝使他破了產，因破產的事他更不能原諒蘇維埃政權。5月1日和11月7日他常照上班。”尤拉的兄長弗拉基米爾因搶劫罪被捕，為了減免兒子的罪行，老沙羅克帶著尤拉找一位有名望的律師求情。律師家“鑲在鍍主框內的畫和玻璃書櫃裡一排排印著燙金圖案的書脊”，給了尤拉極其強烈的印象。他從此由一個父親影響下的落後青年，變成一位積極要求上進的共青團員。因為他深知，“要想當律師，必須先上大學，要想進大學，必須先入團，去工廠”。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他拚命討好蓮娜，並利用對蓮娜的占有關係，向布佳金施加影響。後來，他雖未成為律師，但憑著機智靈敏和善於察言觀色的手段，進了內務部，甚至插手處理薩沙案件。他們曾是中學同窗，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素質、所受的環境影響不同，因而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青年們的命運是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的，薩莎被捕一案的發生，絕非偶然。薩沙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大學生，但他的與眾不同處就在於他有一個身為中央候補委員、鋼鐵工業的權威的舅舅——馬爾克·亞歷山大羅維奇·梁贊諾夫；而梁贊諾夫又是中央委員、被史達林認為是“不可靠分子”的謝爾蓋·奧爾忠尼啟則的密友。他很清楚，那些人別有用心地對薩莎的諷刺詩大做文章，無非是想順藤摸瓜，揪出自己強有力的政敵而已。更何況，薩沙還敢於替奧爾忠尼啟則的親信克里沃魯奇科辯護。而包林、洛茲加切夫之流之所以敢於濫加罪名於無辜，也因為他們有穩固的政治後台。按理說，身居高位的馬爾克·亞歷山大羅維奇有機會為無辜的外甥辯解，但他只輕描淡寫地向有關方面反映了一下情況，而不是據理力爭、伸張正義，反而勸說薩沙委曲求全，承認錯誤。其中的原因，牽涉到史達林的性格秉賦、處世原則。史達林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無產階級的領袖，在前蘇聯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任何場合出現，都要引起熱烈的歡呼聲和雷鳴般經久不息的掌聲。同時，史達林又為國家的前途殫精竭慮，以頑強的毅力領導人民完成國家由農業化到工業化的轉變，使前蘇聯以巨大的步伐躋身於世界列強之林。然而，史達林在某些個人品質方面又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他出身於窮苦的鞋匠之家，母親在富裕人家洗衣幫工，他從小穿的都是破衣爛鞋，常被有錢人家的孩子嘲笑斥罵。童年的苦難，一直沒被他淡忘，甚至在他成了領袖之後，也因由卓別林扮演的《都市之光》中的流浪者身上，想起了可憐的父親朱加什維利而傷心流淚。童年的不幸，使他敏感而又自尊，凡事以自我為中心，如有人敢於持不同意見，他的眼睛“驟然間變成淡黃色，陰森森的，像老虎的眼睛一樣，閃著凶光”。作為一名領袖，史達林還十分推崇強權統治。他認為，“為了崛起成為領袖，一個君主應當消滅周圍一切慣於將他視為傀儡的人與物。”為此，他十分崇拜愷撒、拿破崙和伊凡雷帝。在他看來，“唯有愷撒大帝使用他個人專斷的政權才能戰勝敵人，唯有拿破崙皇帝能征服歐洲。最高政權應當象沙皇那樣至高無上，只有這樣的政權才會讓人民崇拜，只有這樣的政權人民才會服從，只有這樣的政權才會使人民尊敬得五體投地”。“伊凡雷帝堪稱偉大的治國豪傑，他的過失並不在於他殺了一些貴族，而是他殺得太少……誅滅自己的政敵要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斬盡殺絕，不留後患”。這些殘暴政策成了史達林執政治國的理論依據。史達林還忌賢妒能，濫殺忠良。基洛夫被刺一案雖成為歷史難解之謎，但從史達林對基洛夫所持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所有的部下中，史達林認為奠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不追求獨立地位，是較好的執行者”，安德烈耶夫、加里寧“來自基層，屬於隨大流的人”，而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科肖爾、古比雪夫、魯祖塔克則是些“靠不住的人”。尤其是基洛夫，他是個“非貴族出身的半吊子知識分子，是個蠱惑人心的人。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博得了歡呼。在紅場舉行的慶祝第十七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民眾大會上——他再次博得了歡呼。在莫斯科民眾面前本該由一位代表全黨的政治局委員講話，而不應當由代表列寧格勒州黨組織的人講話。可是，他沒有拒絕。他講話了。此人不可信任哪！”更何況，基洛夫平易近人，在列寧格勒大街上散步，帶著孩子們乘轎車兜風，還與同幢大院裡的孩子們玩“貓捉耗子”的遊戲。這一切在史達林看來，是基洛夫在炫耀自己的簡樸與平易，想強調：史達林住在克里姆林宮，處處戒備，不在街上行走，不與孩子們玩“貓捉耗子”，想以此說明“史達林害怕人民，而基洛夫不怕人民”。基洛夫於是成了史達林的眼中釘、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後快，以防他在列寧格勒搞“第二首都”。科達茨基、丘多夫、科馬洛夫等人被認為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他們是史達林整治的對象，而基洛夫卻出面保護他們。科達茨基“在列寧格勒的工人們要求將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時，沒表現出什麼熱情”，用史達林的話說：“在這種問題上動搖了！”當時，基洛夫建議解除他的莫斯科——納爾沃區黨委書記的職務，安排他在國民經濟委員會工作，而後來又升他為列寧格勒市的蘇維埃主席。在史達林看來，基洛夫不把這些劣根鏟掉，而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是想搞“第二首都”。基洛夫在十七大的發言，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他說：“在列寧格勒，只有彼得堡工人的光榮革命傳統是舊的，而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新的……”由此觀之，基洛夫被刺一案，根本不是什麼“工人階級的敵人派遣的刺客”所為，倒很可能與史達林本人有關。全書以基洛夫被刺結尾，將這一迷案留給歷史與後人。
作品賞析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一書之所以引起轟動，被譽為“不打啞謎的歷史畫卷”，“成功地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空白點”，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揭示了彼歪曲的歷史真相，打破了30年來的沉默局面”。作品深刻反映了1934年前蘇聯發生的重大事件：大規模的肅反和鎮壓給前蘇聯人民蒙上了陰影，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蘇共十七次黨代會後，史達林獨攬大權，個人崇拜逐漸蔓延；史達林對他所認為具有潛在威脅的領導層，如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洛未納澤，以及國家高級官員布佳金，一些反對派成員雷日科夫、畢亞達科夫等採取種種殘酷的鎮壓手段；秘密警察不受法律約束，製造了一樁又一樁草菅人命的冤假錯案；史達林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擔任列寧格勒市委書記的基洛夫為心腹之患，他們的衝突最終以這位忠於黨的事業、在民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的被謀殺而告終……這都是些敏感的，甚至是觸犯禁忌的問題。但作家卻勇敢地觸及了這些問題。雷巴科夫認為，歷史上曾有過偉大的創舉，也有過悲劇；有些令人驕傲，也有些時期令人覺得羞恥。但是必須回顧，必須反省；而回顧和反省的目的是為了不重複過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人們變得什麼都怕”，不敢獨立思考，一切等著“上面”怎么說，人們失去了主動精神和尊嚴感。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停滯現象並非從天而降，而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某些現象產生的心理狀態的延續。而那種“千萬別出什麼事”的恐懼心理到後來仍然存在，對人們的事業危害極大。作家還認為，在真理中成長的人們追求真理，而在虛偽中成長的人只會按固定的標準思考，而且常常懷疑真理和事實的可靠性。因此，必須用真理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他們沒有經過那種黑暗的年代，所以更應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了解歷史的真相，因為青年是歷史的繼承者、開拓者和創造者。雷巴科夫曾說：“這是一部沉重的小說，沉痛的年代……要把當時發生的事都寫出來是很複雜的，心理上很複雜，但是必須用全部精力去完成它，已經講了真話，就需要講到底……”由此可見，對歷史進行反思，讓人們記住歷史的教訓，並從中悟出真理，更穩健地沿著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前進，這是作家重要的創作意圖。小說引起轟動的第二個原因，是作家對史達林形象的全新塑造。雷巴科夫在1988年6月會見合眾社記者時，談到了該書的創作構思：“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本不打算寫一本關於史達林的小說，而是要寫一本關於薩沙·潘克拉托夫，我們一代人的命運，我所居住的莫斯科阿爾巴特街和當時社會情況的小說。對我國人民來說，三十年代（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一個悲劇年代。因此我要想表現這個時代，當然，史達林必須是書中的一個角色，因為沒有史達林所有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正如現實生活一樣，史達林開始膨脹，並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由於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前有些作家筆下的史達林形象往往是經過粉飾的，完美無暇的，又有些作家在塑造史達林形象時，過分強烈的個人主觀感情占據了大部分的創作空間，使他們不能客觀地、公正地評價史達林。而雷巴科夫避免了這兩種極端，因此，即使是在猛烈抨擊、深刻揭露史達林身上某些個人品質及作風的同時，亦能持公允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就是為什麼讀者心目中史達林的偶像雖被砸碎，但他們仍然不得不理智地接受這一痛苦現實的根本原因。
作者簡介
阿納托利·納烏莫維奇·雷巴科夫，前蘇聯作家。1911年生於工程師家庭，1934年畢業於莫斯科運輸工程學院。早年的作品多為兒童題材和生產、道德題材。1951年，因長篇小說《司機》獲史達林文學獎金。1973年，中篇小說《無名小卒》又獲俄羅斯國家文學獎。雷巴科夫的作品致力於對歷史、道德和政治的嚴肅思考，通過行為、事件揭示人物性格，表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層次，有豐富的藝術內涵和文學魅力。雷巴科夫的其他作品還有：《短劍》、《青銅鳥》、《葉卡捷琳娜·沃羅尼娜》、《沉重的黃沙》、《阿爾巴特街的槍聲》和《克羅什歷險記》等。《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是雷巴科夫創作的三部曲的首部。另兩部是《一九三五年及其他年代》和《一九四四年》。此書在公開發表之前，手稿已在前蘇聯文學界廣泛流傳，許多作家爭相成為這部小說的第一個讀者。小說發表後，前蘇聯文學界反響強烈，認為它是一部“不打啞謎的歷史畫卷”。著名詩人葉甫圖申科稱讚它“成功地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空白點’”。小說在前蘇聯國外也引起轟動，《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塞格·施邁曼喻之為“1987年春天將引爆的一顆文學炸彈”。美國一家出版商以10萬美金從作者手中購到著作權，獨家在美國出版英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