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閻陽生
1947年生於山西陽城。1982年畢業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市政系。後到
人物經歷
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建國後行30年前，北京恢復了“文革”期間中斷10年的高考；30年前的今天，北京高考考語文，作文題為《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30年後的今天，我們在刊登當年一篇傳誦一時的考生閻陽生作文的同時，也邀請當下的文友重寫當年的作文題，以此來表達我們對1977年恢復高考———這一改變成千上萬人命運的重大決策的敬意。
再也沒有比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經進入中年了。這是個女孩兒，皺著眉頭哭著。大概她也像門口的那個護士一樣，不相信這個挎著書包、滿臉胡茬兒的人就是她的父親吧。
開春的時候，一些外國的技術人員和廠商要來修理一台進口的色譜儀。這台儀器已經好幾年沒有人動它，在角落裡發著令人生畏的幽光。當它得以重見天日的時候，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日日夜夜，卻無法使它正常工作。由於在保修期，根據契約請原公司派人來修。
經過這些外國人幾天的檢修，機器正常了。而我既不知道它是怎么壞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好的。在和這些外國人的座談會上，在他們友好的外表下面，在他們彼此會意的眼神中，我感到他們無法掩飾的輕視，像針扎一樣。回家的路上，我和老陳———我們的技術員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在分手的時候，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慚愧呀！”我理解他的心情，作為祖國培養了這么多年的技術工作者，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在他的話里不僅有內疚，更感到一種力量。從這以後，我們不約而同地開始了一個鑽研學習的熱潮。我們的口號是：向“四人幫”討還時間，為祖國爭氣。而我更給自己立下了一個目標，要在一年裡拚命拿下本行的專業和外語。
學習是困難的。眼前的線路圖像蜘蛛網一樣，而單詞忘得比記得快。在深夜，當我眼睛發疼，頭腦快要脹裂的時候，我也常想，何必呢，快三十歲的人了。但我一想到那個外國人眼睛裡流露出的嘲笑，便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用冷水沖沖頭，繼續看到天色微明。半年的時間，我雖然能捧著字典看說明了，但仍無法弄懂它的原理。有時，我想：如果能在學校里系統地學習一下多好啊！但馬上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那是有門路的人去的地方，再說，誰要你這個老學生呢？
所以，你可以理解，當我知道像我這樣三十歲的人也可以有一次最後的機會考大學時，是多么的振奮了！我拿起學生時代的課本，好像看到了久違的朋友；當我用鉛筆解題的時候，就好像以往老師站在背後盯著我，心裡撲撲直跳。開始我還不好意思把中學課本拿到單位去看，但我一想到那洋人的眼神，便一下拋棄了全部包袱。年紀大，水平低，並沒有什麼可羞的，可羞的是關鍵時刻你拿不出東西來，丟祖國的臉。我很快瘦下去了。
母親，她是一個退休的教師，望著我深陷的眼睛搖著頭。但她總是在半夜給我端上一碗熱雞蛋掛麵，輕輕地說：“別累壞了，哪能十年的功課一下子……”我感到她走了，卻給我留下了難言的溫暖和鼓勵。她是支持我的，但心疼……
考試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別人在圖書館裡找到我，別說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媽住院了，我都不知道。當我衝進病房時，差點把阻攔的護士撞了個跟頭。我站在這嬰孩面前，那種驚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個第一次做父親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這疲憊的母親面前的另一種心情卻是別人沒法體會的。在這一年裡，我幹了些什麼呢？別說當個好丈夫，更不要說當個好爸爸了。我捏著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我應該乾點什麼呢？”“什麼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張開蒼白的嘴角，“你去溫書吧。”
當我回家攤開書本的時候（窗外正飄下最初的雪花），我想起了這一年。我感到儘管在家庭里我是這么不稱職，但我是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著：堅實、有力。我想，親人和這剛出世的姑娘會理解我的：不戰鬥，再年輕也已經衰老；戰鬥，再年老也會永葆青春。誰說人過三十天過午？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復甦著一股新鮮旺盛的活力。我感到自己年輕了，樸實了，振奮了。這平凡的、有時往往是枯燥的學習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談家討還青春的戰鬥嗎？編者附言
這是北京考生閻陽生1977年參加高考時作文《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的答卷，據作者介紹，閱卷時，年輕的老師只給70分，年老的要給85分。爭論之餘，全體評定，評95分，立為北京市範文。
由於評卷老師的激烈爭論，該文後來傳入社會，引起轟動，被民間稱為《不稱職的父親》。1978年5月30日《北京日報》首先全文發表，並以半版登刊作者文章《我們要珍惜有春之年》。以後海內外各報刊紛紛給予刊登和相關文章。1978年7月17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由林如、鐵成播送全文和張秉戍的評論《一篇獨具個性的好文章》。
閻陽生其他科目成績：數學94分，理化87分，後來考入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他介紹，之所以在當時沒有寫那個時代慣常的高調文章，是因為當時他認為他們這批老三屆只是陪襯，其他科目考題太簡單不足以拉開分數以填補年齡的差距，所以最終冒險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