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

閻長貴

閻長貴,男,漢族,1937年2月生,山東省聊城市人。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大學哲學系畢業,《求是》雜誌社編審。

基本信息

人物經歷

閻長貴 閻長貴

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現在的《求是》雜誌社)工作。

1963年秋進入《紅旗》雜誌社奉命組織的“哲學反修寫作小組”。

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在北京通縣參加“四清”。

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是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

1968年1月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

1975年5月被宣布釋放。

1975年5月1980年2月在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和工作。

1979年9月得到平反。

1980年3月重回《紅旗》雜誌社擔任編輯。

1983年被評為副編審。

1988年被評為編審。

閻長貴 閻長貴

閻長貴一直主要從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撰有一系列研究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論文,1997年選編輯成《閻長貴學術文集》。

1998年退休後從事文革的回憶和研究,寫了一些關於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人物成就

在理論上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分上下兩篇,上篇-社會主義革命論,下篇-社會主義建設論;關於社會主義時期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把“政治統帥論”修改為 “政治保證論”,是對政治在社會主義建設整個系統工程中的科學定位。

閻長貴與人合著《問史》,紅旗出版社 閻長貴與人合著《問史》,紅旗出版社

在關於文革的回憶和研究文章中,澄清了一些事實,提出了毛澤東和江青合作發動文革的觀點。

主席欣賞

閻長貴出生於山東聊城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祖輩輩都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種田漢子。他是閻家的第一位大學生,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專業,被《紅旗》雜誌社選中,師從《紅旗》雜誌社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關鋒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

1962年9月2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閻長貴的這篇幾乎沒費什麼功夫思考、筆底自然流露的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令閻長貴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篇文章竟被毛澤東 主席看到了。9月24日,毛主席在刊登閻長貴這篇文章的《中國青年報》的上方用他特有的書法體寫下了“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 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193頁)的批示。很快,正在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的同志也就是全體中央委員,開始學習毛主席的這一重 要批示和閻長貴那篇他大學畢業後撰寫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批判“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處世哲學的短文。

連閻長貴自己都還不知道,一夜之間,閻長貴便受到中共高層人士的羨慕和尊敬,在他們心中閻長貴猶如腳踩祥雲般升遷的新星,因為毛澤東的讚賞真是太明白無誤了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其實是閻長貴一篇極為普通的哲學思考的文章,也是他大學畢業後的處女作,沒想到的是,竟受到了毛主席的關注和讚揚,從此,他的人生之旅開始發生巨變。

1966年7月,他被調到釣魚台國賓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16號樓,後來他才聽說,調他的人是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局的領導戚本禹。也有不少人告訴他,這是青年少有的升遷機會,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不是什麼人都進得來的。

江青秘書

由於對江青的宣傳產生的影響和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地位,加上她又是“第一夫人”,寫給江青的信越來越多,有時每天多達兩千多封甚至要用麻袋裝才行, 於是成立了中央文革江青辦信組,由閻長貴擔任江青辦信組的負責人,於是他也就有了和江青的一些工作接觸。憑直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對閻長貴這段工 作是認可的。閻長貴也很賣力,他總認為,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毛主席服務,他是用對待毛主席的萬分感激之情來做好自己的工作的。

1966年年底的一天,戚本禹突然神秘地告訴閻長貴:“叫你去給江青當秘書。”年輕的閻長貴又驚又喜,連說這恐怕不行,自己出身農村,見識少,見大世面也 少,見大官更少,加上工作時間不長,辦事處事還沒多少經驗,怕辦不好事。他還說,自己是粗心的人怕勝任不了工作,交不了差,還是做些具體的事好。戚本禹 說,“誰都是邊乾邊學,你苗紅根子正,還怕學不會?不是誰都可以去給江青同志當秘書的,江青同志對你印象很好,虛心向有經驗的同志請教不就行了。”

左一為閻長貴,右五為江青 左一為閻長貴,右五為江青

一天,戚本禹急匆匆跑來十六樓,找到閻長貴:“走,去十一號樓。”閻長貴知道,江青就住在釣魚台的十一號樓,看來真的要去做江青的秘書了。閻長貴想組織決 定了,總不好不服從,他就隨戚本禹來到了十一號樓,正式成了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現在仍舊清楚地記得這一天:1967年1月9日。

給江青做秘書,戚本禹可能是一番好意,也起了關鍵作用。在這之前,閻長貴由於在中央文革小組做江青的辦信工作,和江青還是有些接觸,江青也把閻長貴做小娃 子看,還是比較客氣;加之那段工作關係,江青的女兒李納也對閻長貴印象不錯,常在江青面前提到閻長貴工作認真,為人友好,學習刻苦,也起到了一些積極影 響。因此,江青對閻長貴還是認可的。江青也親自對閻長貴說過:你小閻還有勞動人民的味道,勞動人民本色還在,因為世世代代都是窮苦農民,對無產階級感情還 在,還沒有被資產階級化掉,你還是個好苗子。江青還經常鼓勵他,你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忠於毛主席。應該說這在當時,由江青說出這些對閻長貴的評價 已是很高的評價了,也等於給了閻長貴很高的政治分。閻長貴的心裡也是感激的。

正式成為江青的秘書後,反而好長一段時間江青極少召見閻長貴,偶爾面見江青,似乎也沒有原先那樣熱情了,因此閻長貴頗為費解。20多天后,江青第一次找閻 長貴嚴肅談話:“從今往後你在這裡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要你做事都不要接受,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要嚴守紀律。”這次,江青還認真地和閻 長貴談了許多做秘書工作的要求,閻長貴很感動也很受教育。他給江青送信和檔案的時候,常聽江青說到自己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每天是星期幾都不記 得。閻長貴記在心裡,那個時候他看到江青的確很忙,於是,每次送有關檔案時,他都習慣附上一張紙條:報告首長,今天是何年何月星期幾。

客觀地講,在閻長貴眼裡江青是有些能力的,她做報告的確不要別人起草,發言稿還真是自己準備提綱。閻長貴給江青當了一年秘書,他還真的沒有給江青寫過講話 稿,包括那篇給她帶來極大聲譽的《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的確是沒有人給她寫稿子,江青只是自己擬了個提綱來講的。江青說,毛主席都講了不要秘書代勞。

1967年月,關鋒倒台。誰都知道,閻長貴是關鋒比較欣賞的學生。社會上和《紅旗》雜誌社的一些人認為:關鋒是反革命,閻長貴能不是反革命?甚至還有一些 人向中央文革小組寫信:“閻長貴在中央文革小組,革命民眾怎么能放心?閻長貴在江青同志身邊工作,我們更不放心。”閻長貴不解了,自己內心深處一直是忠於 黨和人民的,骨子裡對毛主席更是無限敬仰。他把自己的思想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倒很爽快:跟關鋒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反革命,關鋒的學生也不一定都是壞人。 閻長貴真的很受感動。江青還也沒有為此調走閻長貴。不僅如此,不久,閻長貴還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機構。別 小看組長,這在當時可是舉足輕重的要職。可惜好景不長,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一個多月,閻長貴就被免了職。

政治舞台上有時總喜歡上演點無情的玩笑,剛剛躍升為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要職不久的閻長貴,正攢足勁準備努力乾好革命工作的時候,誰知他卻被告之江青的新秘 書到任,“給你換換工作”。換就換吧,閻長貴搬出了釣魚台11號樓,“我換到了警衛連的連部,還有二個警衛看著,不久又被換到了秦城監獄接受審查。”

閻長貴依舊記得:這一天是1968年1月9日。巧的是,他是1967年1月9日升任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進了11號樓,到接受隔離審查離開11號樓,剛好整整一年。

蒙冤入獄

誰知,昨天還風風光光,躊躇滿志的閻長貴,1968年1月24日就被投進了秦城監獄,換上了黑色囚服,接受審查,從此過上了漫長的暗無天日的監獄生活。在 監獄裡,他們不準叫姓名,甚至不準打聽姓名,每個進來的人都編上一個代號以示區別。閻長貴的代號是6820,熟悉的人知道那表示是1968年第20號政治 犯。

這裡真是另一個世界:除了一日三餐,幾乎沒有人會理你,也沒有紙筆書報,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在監獄裡,閻長貴長時間地反思,自己這是怎么啦?自己到 底犯了什麼錯?不是說自己接受審查嗎?“可偏偏沒人來理你,不審問你。直到兩年後的1970年,閻長貴才第一次被提審,這對兩年多來不曾和任何人交流的閻 長貴來說簡直是一種享受。正是通過接受審問,閻長貴才慢慢知道,自己突遭橫禍可能是與那位也叫江青的女演員給江青寫信,與自己多管閒事有關。那位演員寫信 的本意可能是:自己受到衝擊,希望江青能幫幫自己免受衝擊,她還願意把自己的存款交黨費。閻長貴自以為這位演員可能和江青私人關係很好,就寫了個材料連同 這封信一同呈送江青,誰知卻惹得江青大發脾氣。閻長貴事後看見審查結論時才知道,他犯的錯是:“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中央領導當然是指第一夫 人江青了。1975年5月,閻長貴走出秦城監獄的高牆後,又流放到了遠離北京的湖南洞庭湖的農場勞動改造,等待結論。據說粉碎“四人幫”後,他本可以得到 平反,但後又因為他做過江青的機要秘書,他的審查擱了下來。

在洞庭湖某農場接受審查和改造的閻長貴,他的真實身份農場裡很少有人知道。在這裡雖也是監督,但環境比秦城監獄好多了,他在這裡幾乎學做了所有活計,餵 豬、放牛、整田插秧、種菜煮飯。他的改造態度也得到了認可,人們對這個有知識、好相處的、北京來的不明身份的漢子多了些許同情。生產勞動一年多後,閻長貴 被抽調到農場中學當上了教師,後來還當上了農場中學校長、農場宣傳部理論幹部,直到1979年9月,這位在秦城監獄關了8年,在洞庭湖接受改造4年多的知 識分子才得以平反。

1980年3月,這位在洞庭湖畔生活了五年之久的漢子終於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的第一站——《求實》雜誌社工作。二十年的人生旅程,二十年的人生苦累,終於劃下了一個沉重的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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