鑿空之行

西漢時,張騫通西域之行成為“鑿空之行”。

由來

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即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①。也就是說西漢初期國力不濟,國庫空虛,貨缺財乏,一片荒涼殘破的景象,皇帝想要配齊四匹一色的馬來拉車,都辦不到,而將軍和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百姓家中更是毫無積蓄。北方的匈奴則是以畜牧業為主,“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略婚宦,馳突無垣”②。到了公元二世紀,匈奴的勢力範圍很大,東至遼河,西至蔥嶺,南臨長城,北至貝加爾湖。匈奴自稱有控弦之士三十萬人隨時可以征戰,匈奴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區,肆意搶掠人畜,劫奪財物,嚴重地威脅著西漢初期的政權。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漢高祖劉邦親率三十萬大軍,決心以武力解除北方的邊患。但是,劉邦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匈奴四十萬人馬圍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後因賄賂冒頓閼氏才得以脫險,史稱白登之圍。因此,怎樣解除匈奴為禍的邊患,成了西漢政權急待解決的問題。建信侯劉敬提出和親的妥協政策,他主張與匈奴和親以換取邊境上的安寧,劉邦無奈只得接受了這一建議。漢初對待匈奴以和親的方式,贈送大量財物求得暫時的相寧,但卻沒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不斷南下入侵,掠奪和破壞。

經過文景之治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策,西漢政府國庫日益充實,到了漢武帝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③。國家強大起來,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匈奴,計畫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於是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冒頓單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由長安出發,日夜兼程西行。張騫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虜,遭到長達十餘年的軟禁。他們逃脫後歷盡艱辛又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東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在身毒(今印度次大陸)的市場上,張騫驀然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氈、大秦(古羅馬)國的海西布,尤其是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另他瞠目,由此他推斷從蜀地一定有路可通身毒。公元前126年張騫幾經周折返回長安,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僅剩張騫和堂邑父。司馬遷稱張騫的首次西行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公元前119年,張騫任中郎將第二次出使西域,歷經四年時間他和他的副使先後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陸)等國。張騫通西域,讓西漢政府對西域的地理概況,風土人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漢武帝也從開始的聯合大月氏以扼制匈奴,進而向廣地萬里,重九澤發展,威德遍於四海。為了促進西域與西漢的聯繫,漢武帝招募了大量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商人出西域後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剌激了邊貿經濟的發展,進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原地區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歷史上稱張騫出西域一行為“鑿空之行”。

影響深遠

2000多年前,張騫之西域鑿空之行,給華夏民族帶來的欣喜和變化,並不亞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給西方世界帶來的欣喜,以及隨之帶來的巨大變化。

張騫通西域後,這一地區的地方政權相繼遣使跟漢通好,漢也派使者互訪,但由於匈奴不斷騷擾、絲路沿線強盜橫行,出於安全和加強對邊陲控制的考慮,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漢在西域設定了直轄機構——西域都護府,總管西域各項事務,這進一步加強了西漢對這一地區的影響,也增進了西域與中原地區的聯繫。自此,今新疆廣闊地區直接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在政治上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絲路是陸路通往西方的必經之路,遍布絲路兩側的大小綠洲城郭,是來往商賈進行貿易活動和貿易聯絡的處所,互助的集市貿易中既能在這裡看到來自中原地區的物產,也可看到遠道而來的舶來品,商品的流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多邊貿易的增多,又推動了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繁榮。

在軍事方面,由於漢在此地屯田,首先解決了邊陲駐軍糧食問題。古代凡有軍事行動,都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漫漫古道運送糧草的艱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像,勞民傷財,興師動眾不說,光是一路的損耗也是數以千萬計,造成了很大的浪費。自屯田始自給自足後勤保障充裕,縱然西進也無需長途舟車勞頓運輸糧草,朝廷將一個個屯田地域作為一個個橋頭堡不斷向西延伸。漢班超經營西域30餘年,以戰養戰使西域50多個國家都歸附漢朝,不僅維護了漢朝邊境的穩定,也增強了邊防建設,增加了國家物資儲備,大大提高了御敵應變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國家邊防安全。

在文化方面,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在中國當今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中仍然發揮著重大的作用,人們應該很好地加以利用。

人物簡介

張騫是西漢時期外交家。漢中成固(今陝西城固)人。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為郎。武帝欲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張騫應募任使者,於建元三年出隴西,經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終秉持漢節。後逃脫,西行至大宛,經康居,抵達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依傍南山,企圖避免被匈奴發現,但仍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張騫在大夏時,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勸武帝開西南夷道,但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張騫隨衛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與李廣出右北平(今河北東北部)擊匈奴;張騫因遲誤軍期,當斬,用侯爵贖罪,得免為庶人。後張騫復勸武帝聯合烏孫(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騫為中郎將,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萬數,出使烏孫。張騫到烏孫,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國,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國也派使節回訪長安.烏孫遣使送張騫歸漢,並獻馬報謝。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還。翌年卒。他所遣副使後相繼引西域諸國使者來漢;烏孫後來終於與漢通婚,共擊破匈奴。漢能通西域,由張騫創立首功。因張騫在西域有威信,後來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張騫對開闢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有卓越貢獻,至今舉世稱道。西域諸國當時無史籍記載,張騫所報導,備載於《史記》、《漢書》中,是研究中亞史所根據的原始資料,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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