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是對中國古代藝術的復古傾向的專題討論，濤於作者2003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期間，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舉辦的專題講座。在作者看來，中國藝術史的研究，有兩個問題他最感興趣，一個是中國藝術中的外來影響，另一個是中國藝術中的復古傾向。"復古"問題貫穿於兩千年中國藝術傳統發展，在這裡，作者試著用考古發現來解皙復古藝術的審美趣味，看看它在哪些方面是依託古代，哪些方面是背離古代，哪些方面是創造古代，其審美的標準，法古的成分有多大，作古的成分有多大，以及人們怎樣接受和認可這些標準。作者的見解精闢獨到，可為藝術史研究提供頗具啟發性的參考。
李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專門研究中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獻。今秋來港，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考古和藝術史。李教授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事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鑽研殷周銅器之學，亦曾參與陝西省田野發掘的工作。近年著作包括《郭店楚簡校讀記》（2002年）、《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2002年）、《入山與出塞》（2003年）等。
“復古”問題貫穿著二千年來中國藝術傳統的發展，《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旨在利用考古發現來解析復古藝術的審美趣味。
編輯推薦
《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中以三類文物古蹟為標本，即：王莽時期的文物古蹟、宋代金石學、宋以後的文人藝術(以篆刻為例)，意在說明復古藝術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失而復得，斷而復續；二是以古為雅，以今為俗。很多復古都只是表面上的仿古，其實總是包含著變古，有些甚至完全是出於想像，出於借屍還魂的目的，是要突出新意。
如果進一步引申，復古問題在藝術史上是如此，思想史上又何嘗不是這樣呢？作者借這樣一個具體案例，說明的卻是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復古”問題貫穿著二千年來中國藝術傳統的發展，《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旨在利用考古發現來解析復古藝術的審美趣味。《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是對中國古代藝術中的復古傾向的專題討論，源於作者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期間，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舉辦的專題講座。書中以三類文物古蹟為標本，即：王莽時期的文物古蹟、宋代金石學、宋以後的文人藝術(以篆刻為例)。
作者簡介
李零，祖籍山西武鄉縣。1948年6月12日生於河北邢台市，在北京長大。中學畢業後，曾在山西和內蒙古插隊7年。1977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師從張政烺先生做殷周銅器研究。1982年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2年－198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事考古發掘。1983年－198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今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北大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簡帛文獻與學術源流、中國方術、中國古代文明史、海外漢學、古代兵法等。
目錄
序言
自序
簡體版前言
一 序說：復古藝術的概念
二 古蹟的憑弔和想像：真古蹟、翻修重建的古蹟和假古蹟
三 早期的“古董”：發現、收藏與仿製
四 標本之一：王莽時期的文物古蹟
五 標本之二：宋代金石學
六 標本之三：宋以來的文人藝術（以篆刻為例）
七 總結：復古藝術的審美矛盾
後記
文摘
中國知識分子的倒霉是倒霉於近代，並且從近代以來每況愈下，有許多“誠可痛哭流涕長太息”的演變。從前的痛苦，由於知識分子群的分化和社會痛苦的壓倒一切，好像並不是知識分子本身或知識分子整體的事情。但是現在他們卻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識：比過去，他們有“腦體倒掛”的憤慨；比國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別是他們還常常把自身處境的惡劣歸咎於不能“實現知識分子的現代化”，或曰“同國外的知識分子看齊”（即時下所謂各種“接軌”中的一種）。他們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欲實現其“現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國一類國家的“現代化”，則必歷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鉤（“學而優”不一定要“仕”），二是納入工薪族（成為“僱傭勞動者”或曰“工人階級的一員”），三是失去對公眾的影響力（讓位於商業性的通俗文化）。然後才能龜縮於校園，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既不跟富商巨賈政客者流慪氣，也不與商業流俗文化的星腕爭輝，養一房一車，安當其“藍領的白領”（一位美國學者如是說）。這樣的巨變仍是近代歷史的繼續，現在雖未“進行到底”，但傳統士人理想的“大勢已去”則早成定局。
近些年，與上述變局有關，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三次浪潮。最初，由於知識分子終於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而且科學技術也成了“生產力”，我們曾經幻想就連國家也應由知識分子來管理。後來，這樣的迷夢被打破，我們又有“下海”的熱潮。記得若干年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剛火那陣兒，我們的一位校長曾與一位領導人爭論。校長說：“你說讓知識分子自謀出路，我們怎么謀？難道我們的化學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領導說：“這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現在“大勢”已經“趨”了很多年，舊營壘中雖然確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脫貧，但更多的人卻“窮且益酸”，依舊罵罵咧咧，自哀自憐，無可奈何地當他們的工薪族，好像並沒有什麼款爺出面，“解斯民於倒懸”。特別是那些不能沾“科學”之光，將文化也拔升為“生產力”的人文學者，牢騷尤盛。於是最後，當“急於用世，拙於謀生”的老毛病（李敖語）暴露無遺，我們只好承認，國家嘛，還是交給專業的行政管理人員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員的事情——這些按嚴格的“知識分子”定義（當然是西方的定義），本來就水是咱們知識分子的事。咱們知識分子，觀近代國學大師可知，其職任端在“人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