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狄仁傑故事集”系列，是我國較早引進的偵探小說系列，包括以下6冊單行本：斷指記
四漆屏
黑狐狸
柳園圖
御珠案
鐵釘案
其中有些（或者全部）不止一個故事
高羅佩的《狄公案》中不僅有著西方式的推理風格，塑造的狄仁傑如同西方的大偵探們經常親臨犯罪現場，進行調查取證。而且他還將西方人的一些獨特思想融於他的作品裡了。如在《鐵釘案》里：
“郭掌柜，我無權對你的亡妻再提出訟訴，也不忍在她死後再去折騰她不安的靈魂，且她似乎從未告訴過你，她是如何殺死前夫的，我更不敢再冒風險去開棺驗屍。我想這事就到此算了，你須得備辦上好的衣衾棺槨將她盛殮，廣延高僧為她建九九八十一天水陸道場，超度她有罪的靈魂。屆時切莫忘了告我一聲，我要親自來參加她的閉殮安葬儀典。因為……因為她作為一個典獄，將州衙女牢管理得井井有序。”
這些語句的敘述，很明顯從中可以感受到高羅佩筆下的狄仁傑是一個講人道，重法制，有親情的人，顯然這與傳統的中國古代公案小說故事裡的人物，無論是包拯還是海瑞，都有很大不同，因為後者的形象過於臉譜化，將一種特有的定式映入了人心。
而狄仁傑，則更有幾分平易近人的感覺，這也比較符合西方人的特點，或者說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在情、理、法上與東方人的一些差異。
作者介紹
寫狄仁傑的荷蘭人---名士高羅佩●他是名士派頭藝術家、收藏家，代中國人發展國粹的公案小說家，業餘勝過專業的重要漢學家。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西方對傳播中國文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恐怕要算荷蘭人高羅佩（RobertHans van Gulik，1910——1982年）。他的英文偵探小說《狄公案》系列小說（Judge Dee Mysteries）發行100多萬冊，並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影響遠超過任何中國研究著作。非學術圈子裡的西方人了解的中國，往往來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說在西方雅俗共賞，影響不限於唯讀通俗小說的大眾——伯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長貝林教授研究中國法制史，就是從狄公小說入手的。高羅佩在中國文化、藝術、法律及社會等方面淵博的知識在他的小說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斷指記》便是其中一例。在1964年春荷蘭的“書籍周”上，該書曾被選為免費贈送給買書人的著作；他的另一本《黃金案》被荷蘭貝爾納親王翻譯成西班牙文出版。他因成功地把唐朝官員狄仁傑塑造成了“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形象而使自己大紅大紫，在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高羅佩，原名羅伯特?漢斯?范?古利克（高羅佩是他到中國後起的名字）。1910年出生於荷蘭祖芬，父親是荷屬東印度的軍醫。所以幼時曾隨父親在荷屬東印度住了9年，五歲起到雅加達上國小，小時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對中文產生興趣。1923年回到荷蘭，讀高中時開始學習梵文，十六歲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一位學農業的中國留學生教他中文。1929年，他進入當時荷蘭的漢學中心萊頓大學學習中文與法律，同時系統地學習中文。1933年進入烏得勒支大學攻讀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東方歷史文化，加上以後學的總共“通”十五種語言。上大學前，他已經參加編輯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文字詞典，學士論文是《如何改良荷屬東印度有關華僑的法律》，這個問題至今未能解決，可見才20歲的高羅佩眼光之遠，也看出他對中國人的同情由來已久；他的碩士論文是米芾《硯石》英譯，25歲以中日印藏諸民族的“拜馬教”考證，獲得博士學位。高羅佩之博學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興趣太廣泛這“毛病”也早就顯明。
1935年高羅佩畢業後，入荷蘭外交界供職，主要任職於遠東各國，1943-1952年在荷蘭駐華使館工作。他自己說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職業，工作卻只有暫時意義；漢學是終身事業，學術有永久價值；寫小說是業餘愛好，是消遣。我個人覺得高羅佩的外交官生涯並無特色，在東南亞不斷調任，他自己也深以為苦。唯一覺得日子過得有意思，是1943~1945為荷蘭流亡政府任住重慶使館一秘時。當時重慶中外文化人云集，他如魚得水。此後他兩度使日，正合他收集中國文物的目的，也是高興日子。高羅佩雖然1967年57歲英年早逝，但是一生事業著作極豐，興趣愛好更是三頭六臂：他是名士派頭藝術家、收藏家，代中國人發展國粹的公案小說家，業餘勝過專業的重要漢學家。
先說高羅佩的藝術愛好：他琴棋書畫無不擅長。二十歲開始練書法，終生不輟。他的“高體”字獨有一格，風姿高邁，中日專家均能識別；他曾從葉詩夢學古琴，並在重慶與于右任、馮玉祥等組織“天風琴社”，有英文專著《琴道》；追蹤中國古琴流傳日本的歷史，他發現了將曹洞宗帶到日本的禪宗大師東皋心越的大量資料，1944年在重慶出版《東皋禪師集刊》，為近世佛學史補缺之著；曾學圍棋，只是不知最終達到的段位；曾學中國畫，譯陸時化《書畫說鈐》；曾考證中國文獻中的猿（gibbon），並親自養猿觀察，作《長臂猿考》；能寫中國舊體詩詞，曾與郭沫若、徐悲鴻等唱和，齊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畫也常有他的上款；曾學治印，歷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譜，齊白石題名；一如中國名士，雅號、筆名奇多，換一個就刻章；中國文物書籍收藏頗豐，並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五百多頁的巨著《書畫鑑賞彙編》教洋人如何辨別真贗中國文物，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說明什麼是假貨，很有自知之明。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經君子求淑女：抗戰時期在重慶任荷使館一秘時，與時任使館秘書的水世芳女士戀愛，水為張之洞外孫女，名門之後，齊魯大學畢業。在重慶舉行一西一中兩次婚禮，賀客盈門，多為中西文士。他和學路相近的李約瑟多年友情，就是從重慶婚禮席上開始的。
高羅佩在重慶時，讀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驚奇地發現中國讀者耽讀西方三流偵探小說的三流翻譯，卻沒有看到自己的歷史上有出色得多的偵探小說。他把《四大奇案》翻譯成英文後，就襲用其主人公狄仁傑，用英文寫了本《銅鐘案》，原擬用英文作為稿本，再寫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其時1949年，中國出版界顧不上狄仁傑，日本出版商認為此書把幾個和尚寫成壞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險，危及戰後敏感的社會關係。因此此書最後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後大獲成功，一發不可收，高羅佩只能再寫四本，《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等，合成一組，此為初期《狄公案》。高羅佩本準備就此歇筆，此後也好幾次宣布封筆，卻因廣受讀書界歡迎，出版社不斷施壓（這是高羅佩一生唯一賺錢的一套書，其餘均是賠本），只能再接再厲，共寫了十三本狄公小說，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欲罷不能了。
這些小說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鬼鬼祟祟的私家偵探福爾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結合：幽默開朗，時有俊語；智慧機敏卻不矯飾；清廉剛正卻不拘泥古板；喜歡女人卻不失度；而且文武雙全，緊要時還能挺劍格鬥幾個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顢頇，只求升官，不問民間疾苦。而地方上的獄吏捕快則腐敗墮落，與犯罪集團沆瀣一氣，魚肉鄉民。狄仁傑在這一片混沌黑暗的陰謀暴行中堅持正義，對抗罪惡，卻並不擺出一付怨天尤人、唯我獨醒、欲挽狂瀾於既倒的海瑞架式。如果中國歷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中國政治恐怕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這些小說生動有趣，但其中說到中國的典獄，刑律，習俗卻是於史有據，並非信口開河。高羅佩對明代中國情有獨鍾（他的書齋易名多次，曾稱“尊明閣”），書中社會習俗與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問題卻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銅鐘案》中的和尚不規，勾結京官干預朝政，的確是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羅佩譯註過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陰比事》，但他還從大量中國文獻（包括俗文學）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宮案》中就用了嚴世蕃用筆殺人故事，《龍圖公案》中的拆畫軸故事，《今古奇觀》中的滕大尹故事。書中的迷宮設計來自《香印圖考》，而其中女同性戀情節則借自李漁“賢妻選妾”劇本《連香伴》，並且加上高羅佩本人對中國多妻制社會中女子性生活的研究。光這一本小說，就有那么多講究，讓人不敢小覷似為通俗小說的《狄公案》了。
作為漢學家，高羅佩更以收集中國春宮畫、房中術書籍、研究性學而享盛名。中國性學如今已是東西方共同的“顯學”，高羅佩遠遠開風氣之先，成為研究者無法繞過的出發點。在五六十年代的漢學界，的確只有高羅佩這樣的名士派，才有此膽識。
高羅佩的性學研究實際源自小說。他的《迷宮案》於1950年準備出日文版時，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畫為封面（當時日本時尚）。高羅佩斷然拒絕，說這絕非中國傳統。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國幾十家古董商，訊問有無明代木刻裸體畫像，結果上海商號說他們的顧客有，可供臨摹，京都的古董店卻有明代木刻冊頁的原本刻版，即一套二十四幅的彩印《花營錦陣》。他這才明白晚明的藝術風氣。由此他開始研究中國春宮，收集為《秘戲圖考：中國彩印春宮版畫》一書。1961年高羅佩出版《中國古代房內考》，是系統整理中國房中書籍的全世界第一人，後書有1990年上海版譯本。
不過高羅佩的學術研究的確帶著感情色彩：親華色彩。比如他認為在中國春宮畫及房中術中，“看不見西洋人種種暴虐詭異的反自然病態”，因此中華民族身心健康，兩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國民族與文化持續不衰，最大原因是他們兩千年以來不斷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藝術”。至於中國春宮畫，“證明以為中國古代畫家拙於描畫人體，完全是西方偏見”。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令人感動，但是這兩點結論，未免對我們這個民族過於恭維。
值得一提的是，狄公小說中的插圖都是高羅佩自己畫的，仿明版《列女傳》和《列仙全傳》風格，但時有裸女形象來自中國春宮。他用半透明紙描下圖形，組合而成，筆調稚拙，別有風味，與小說行文之輕快爽利互為映襯。
狄公小說在西方流行已久，已譯成十多種文字，包括瑞典語、芬蘭語、克羅地亞語等小語種，有好幾次拍成電影。
按高羅佩的原意，中文版應當是標準本。可惜此套小說中文版八十年代前一直沒有機會出現。七十年代末，著名漢學家趙毅衡勸友人陳來元（現任中國住辛巴威大使）與胡明（現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胡適研究專家）以中國元明通俗小說的語言翻譯這套書，以歸本還源，因為這原是高羅佩寫此套書的范型。結果他們做得非常成功，幾可亂真，證明高羅佩的確是把白話小說讀通了。其實當時內地競相翻譯《狄公案》的有多人，但陳與胡的擬元明口語譯本竟成定本，也是後來電視劇中對話的所據本。他們譯出來的《狄公案全集》有一百三十多萬字。二十多年來，翻印、盜印本不知幾許，電視劇改編也有多次，卻從無人能重譯。本文引用《狄公案》各書的標題，也是陳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譯。這是三位朋友談起時不免得意的話頭。
不料最近趙毅衡考得：1952年高羅佩從日本調任印度，在新德里時曾把《迷宮案》從英文譯成中文，題為《狄仁傑奇案》，在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原來這就是高羅佩一再說“中文為定本”的原意：他真的寫了中文本！全書前還加了楔子一首：
運轉鴻鈞包萬有，日星河嶽胎鮮。人間萬物本天然，恢恢天網秘，報應總無偏；
在位古稱民父母，才華萬口爭傳。古今多少聖和賢，稽天行大道，為世雪奇冤。
我們知道高羅佩能作舊體詩，對仗尤其工整，真是下過功夫的，不然何以為名士？但是讀來終究是“做出來的”，難以像中國的舊體詩大師如魯迅、郁達夫，揮灑如意而自然天成。但是這首“西江月”卻真正嚇人一跳：如此合轍上調的“白話”唱詞，不拿文人腔，不掉書袋子（這反而容易做到），完全民間藝人口吻，活龍活現。如果高羅佩能把《狄公案》全寫成這樣的中文，就是千古一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