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罪原因
1942年，鍾枚生出生在沅江共華鎮憲北村，是洞庭湖區圍湖造田形成的村落。50年前，那裡叫赤山公社憲成大隊。
不到17歲，他已成家。後來他成為大隊的基幹民兵(基層骨幹民兵)和倉庫保管員。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大面積缺糧。鍾枚生和其他農民一樣，都在大食堂里吃飯。洞庭湖畔是湖南乃至中國的糧倉，沅江正是洞庭湖的核心地帶之一。即便是這樣的魚米之鄉，在1960年，糧食短缺問題也非常嚴重。
“男社員每天6兩米，女社員每天4兩8，一個月1兩8的油，根本吃不飽。”鍾枚生回憶。
正是這年年底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改變了鍾枚生的命運。
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個寒冷的晚上，生產隊長冷某開會回來，來到倉庫，找到他和另一個社員李某，說要轉移幾百斤糧食。
“當時，隊長讓乾什麼就得乾什麼。”鍾枚生說，他沒有任何遲疑，3個人一起挑出了幾百斤糧食。這些糧食的去向，是“草堆里，到處放”。
——在後來的判決書中，他們被認定挑出“稻穀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
儘管按照鍾枚生的說法，他“顆粒未分”。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當地又發生了一起更嚴重的事情。
上交糧食時，45戶社員利用送糧的時機，偷走糧谷1512斤。
集體盜糧，這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公社派人追查，目標鎖定了鍾枚生，因為他是保管員，他之前偷過糧，開了先例。
被抓那天，鍾枚生正在地里幹活。他說，突然來了幾個不知是民兵還是公安的人，把他押了就往大隊食堂走。
65歲的村民王克油說，他父親當時在野外打野雞，看著鍾枚生被抓走。
“要我跪，我不跪，他們中的一個人，一腳踢在我腿上，我跪倒在地，他們順勢把我雙手反著向上抬，我頭貼在地上，他們踢我。”鍾枚生說，他的右肋一到陰天就疼，就是那時落下的。
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出事，是因為牽涉到自己的感情糾紛，有人要整他。他被抓後，有人提出要判他十年徒刑，但當時公社武裝部長不同意，說他家是貧下中農，不好判，除非把“階級(成分)”提起來。
後來，他父親的階級成分由“貧下中農”變成了“地主”。
他被判了十年。
審判是在食堂舉行的，旁聽者都是社員。
鍾枚生說，當時，他還有一個辯護人，那是和他一起做過基幹民兵的村民，“他們安排的，完全走過場。”
他的父親，帶著高帽子，被押在一邊陪著。
勞改生活
鍾枚生說，聽到宣判時，他還是堅信自己無罪，只是覺得很委屈，當時他有一個強烈的想法，冤情總是會被洗清的。“不是經常說，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不會錯抓一個好人嗎？”
帶著這種虔誠，鍾枚生進了位於澧縣的勞改農場。他入獄後幾個月，法官送來了他妻子的離婚協定。
他以加倍的熱忱投入到勞動生產中。
有幾件事，他記得特別深刻：
在修復垮掉的大堤時，13個人一組幹活，別的組都是11個人挑土、2個人上土，他卻讓其他12個人挑土，自己一個人上土。
在守棉花倉庫時，他發現一個石灰倉庫起火，但是，那個倉庫在他們的活動範圍之外，其他服刑人員不敢過去。他大聲喊，大家立功的時候到了，要是加刑就加他一個人。在他的鼓動下，大家跑了過去，及時滅了火，倉庫只燒掉了一個角。
他當過一段時期的用牛組組長，一次，洪水衝垮了垸子(類似於堤壩)，其他人都跑了，他想起垸子裡還有6頭牛，涉險把牛趕到大堤上。結果，牛保住了，但洪水沖走了他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一直保留的判決書。
他說，勞動為自己帶來了榮譽，他先後立過特等功2次，大功3次，其他的小功還很多。這些榮譽並沒有為他換來減刑。在農場服刑之初，鍾枚生不敢寫申訴信，因為，很多寫申訴信的服刑人員因此被批鬥。
1963年，一名分隊長看了他的材料，認為他是冤枉的，動員他寫申訴材料。於是，他開始寫申訴信，但一直沒有回音。1964年搞“四清”時，他的弟弟寫了封申訴信，請大隊幹部民眾簽名蓋章，提出要無罪釋放鍾枚生，但是，“四清”幹部不同意。
1971年初，鍾枚生獲釋。此時的農村，已取消公共食堂，但仍處於高度統一的集體生活中。
獲釋回家
鍾枚生回到家裡，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和祖母與他相對垂淚。
身負“地主子弟”和勞改釋放者的雙重身份，鍾枚生說，自己總有一種被人歧視的感覺。
回家後，他學了一點醫療知識，有時幫社員看看病。但是，大隊幹部開大會時不點名地批評過他“小恩小惠，騙取民眾信任”。
他再次結婚已經是1975年。在別人撮合下，他做了上門女婿，妻子比他大幾歲，已有5個孩子。
他的妻子回憶，當時很多人反對他們結合，她本人也不願意，但她的哥哥一直說鍾枚生是冤枉的，他們還是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他們的孩子鍾天安出生。
“文革”隨後結束。在鍾枚生看來，自己申訴成功的希望大了。
他一直沒有停止申訴。
但是，後果也出現了。他說，1978年，他的申訴引起反彈，公社的一個部長說他偷伐楊樹，將大隊分給他家的楊樹，自己買的椿樹、杉樹全部收走了，甚至，還拆掉了他家的一間房子，還收走木料。
最困難的時候，他們一家8口睡在一間屋子的兩張床上。
這種狀況，一直到了1983年左右他家砌了新房才改觀。
鍾枚生的案子連同那頂“地主”帽子，影響了整個家庭的命運。
村民陳世民回憶，鍾枚生的父親經常被戴上高帽子批鬥。
在一份申訴材料上，鍾枚生寫道：“我父遭到常年批鬥，患上精神病，最終抑鬱而終。”
1962年，鍾枚生的大哥在湖北監利一個農場當上中隊長，上級準備調他去一個分場當場長。政審時發現他不僅有個“地主爸爸”，還有個“勞改犯弟弟”，升遷的事黃了，連中隊長的職務也被撤掉。
1970年代，鍾枚生妹妹出嫁，也因為“地主”成分被婆家排斥，氣得外出喝農藥。後來，幸虧鍾枚生及時找到妹妹，把她背回，用肥皂水搶救，才搶回一條命。
“這叫歷史污點啊。”鍾枚生感慨。1978年，接到他的申訴後，當時的平反工作組曾找過他，他本以為事情的解決有著落了，不料，工作組卻叫他別再翻案，否則，就不給他解決家庭階級成分的問題，“我被迫簽了字”。
1982年，原沅江縣政府在複查之後，給鍾枚生的父親發來通知，稱他家的“地主帽子”屬錯戴，予以糾正。
這固然是一個喜訊，但鍾枚生說，自己高興不起來。
遲來的判決
1980年代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
這對鍾枚生來說，無疑是個大解脫。雖然還戴著勞改釋放犯的帽子，但畢竟可以自食其力了。
後來一二十年間，鍾枚生還是在向上級反映問題。不過，家裡6個孩子先後讀書、成家，重擔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無暇為自己過多奔波了。
2000年以後，孩子們相繼成家，鍾枚生才慢慢從家庭重擔中解脫出來。
鍾枚生說，自己身份特殊，經常受到村民歧視，回望過去，他覺得非常屈辱，那個有罪判決一直是他的心病。
年紀越大，他越覺得要洗掉那個罪名。
2009年春節，在長沙開了7年的士的鐘天安回家，看到父親鬱鬱寡歡，決心回家幫父親一把。
他辭掉副班司機的工作，回到沅江跑一條短途客運班線，後來，他索性把班線的工作也辭掉了。
他去找法律界人士，但是，由於一審判決書已經遺失，後續工作無法啟動。
2010年4月12日，鍾天安陪父親找到沅江法院查檔案。
原始判決沒有找到，他們卻意外地發現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審判決書。
判決書說：“鍾(枚生)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與生產隊長冷XX、社員李XX等人盜竊本隊稻穀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是實。但鍾本人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難，可不以犯罪論處。原審認定由於鍾盜谷影起(原文如此，應為‘引起’。編者注。)四十五戶社員利用送糧之機盜走稻穀一千五百一十二斤，並非鐘的行為所引起，而是生活困難時期民眾自發性的盜糧。”“對鍾枚生宣告無罪。”
拿著判決書，鍾枚生渾身發抖，淚流滿面，呆呆地把判決書看了又看，“悲喜交加”。
25年前，法院已經宣告他不是勞改犯了，但是，這份判決書卻遲到了。
19歲以後，鍾枚生一直生活在勞改犯的陰影里，現在看到光明，卻已近古稀之年。
他不明白：為什麼法院當時沒有通知他？
鍾天安也非常震驚，他說，自己沒想到，早已實現的正義被雪藏了。
之後，他多次向沅江法院提出要求國家賠償，但沒有得到答覆。
“不幫他(鍾枚生)解決這個問題，他這一輩子都不得安心。”鍾天安說。
申請賠償
為鍾枚生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劉志江說，8月初，鍾枚生已向沅江法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對方給予國家賠償51萬多元，精神賠償10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