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金信[原韓國空軍參謀總長]](/img/7/c99/nBnauM3XycTN5cjMwAzM4UjM2UTM1QDN5MjM5ADMwAjMwUzLwMzL3Y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金信[原韓國空軍參謀總長] 韓國國父金九之子，1922年生於中國上海，1943年中國昆明西南聯大肄業，1944年中國空軍士官學員畢 業，1948年美國飛行學校畢業後從美國經上海回國。同年陪其父金九參加在平壤召開的南北韓各政黨社團代表聯合會議，任陸軍航空基地司令部永登浦飛行隊第3中隊中隊長，1949年金九被李承晚派人暗殺後，在陸軍航空隊任職，1950年陸軍大學畢業後任空軍士官學校教官，空中戰鬥飛行隊第1中隊少校中隊長，第11戰鬥飛行中隊中校中隊長，空軍第十航空基地戰術隊長，第一戰鬥飛行團15教育隊隊長，1952年任第十五教育團上校團長，1953年美國空軍大學畢業後，歷任空軍本部計畫部長拾室長，空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部長，1954年任空軍第十戰鬥飛行團團長，1956年任空軍本部行政參謀部部長，後任第五混合飛行團準將團長，1958年任國防研究院院長，1959年任空軍參謀次長，同年晉升少將。1960年李承晚倒台後任空軍參謀總長，晉升中將。1961年五一六軍事政變後任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委員兼空軍參謀總長，1962年免職。轉入預備役。後曾任交通部長官，1986年任獨立紀念館理事長。著有《走遍中國說平生》。
我的中國
我今年80歲，總是會想起遙遠的事。大約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我在黃海道海州老家的鄉下讀國小，那裡是窮鄉僻壤，我在與小夥伴玩的時候時不時會冒出一句“我們上海”、“我的上海”，祖母曾笑話過我說，不能因為生在上海，就可以說“我們上海”了。現在我每走在上海街頭，都會想到：這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少年時代的流亡地，是我的亡妻的出生地，是我母親的安息地，是我父親白凡金九為大韓獨立的戰鬥地！――中國朋友知道了我的故事，就會理解為什麼我的生活中會有“我的上海”這樣的話了。豈止是上海，整箇中國，都縈繞著我的一生。
說“第40次來中國”，其實這個說法並不準確，應當說，這是1988年我重返大陸後，第40次到中國大陸。從1922年生於上海，1925年母親去世後被送回國，1933年再次到中國，1948年回國，1962年至1971年我奉派出使台灣，又在中國生活了8年。――想一想，我在中國生活了多久？
有人喊我“中國通”，我則更喜歡人們稱我“老朋友”。我的國語與中國人說得差不多，夠得上“半箇中國人了”。我曾戲言，等我走遍中國時，我要寫一篇文章，說我是“一個中國人”。2001年，我在走遍包括台港澳在內的34個省市自治區、特區後，只剩西藏沒去了。我到成都的一家旅行社去申請，一聽我已經80歲，死活不敢辦，說有的青壯年都吃不消，有去無回，你老先生健康我們不敢保證。後來對其他旅行社撒謊說才過七十，也不行。這些旅行社都是比較負責的。可是他負責，我就沒法實現我的夢。想當年我當飛行員，飛得比珠穆朗瑪峰還要高，現在上一個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都沒人肯幫忙，真是無奈。後來找到一家生意不太好的小旅行社，他們一口答應，我就這樣實現了夢想，看到了嚮往了六七十年的布達拉宮。飛機降落在拉薩，當我在貢嘎機場走下飛機，踏上西藏的土地時，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終於走遍了中國，實現了我的理想！
13年間，我飽覽大好河山的秀麗風光，胸中像是有了一片新的天地；我遍訪老朋友，結識了無數的新朋友，感到自己是活在友情中。從古都西安到古都南京，從新疆天山的天池到長白山天池，從北國哈爾濱到南疆的海口三亞，從內蒙古草原到春城昆明……我已經記不得自己在中國大地上旅行了多少萬公里，我也記不住被新老朋友請吃了多少風味各異的飯菜，但是我記住的是友情與信任，我已經融進了中國！ 雖然像我這種經歷的人在韓中兩國也不算多（按中國通常的說法，像我這樣的老年人應當在家頤養天年，“不該到處亂跑”），可是如果真正了解我對中國的感情，就不會說這樣的話了。讓我在這篇文章中對中國讀者談中國的風土人情顯然是沒有必要的，我想說的，是我愛中國，說句不見外的話，我比許多中國人還要愛中國。
1988年我首次重返中國大陸，見了程思遠、葉子龍先生等人，商談完事情之後，有關方面問我想到哪裡走一走，我提出先到山東曲阜去，我要拜孔夫子。父親在世時對我說過，世上最偉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穌還要早五百年！在孔子墓前，我行跪拜禮，我對兒子金振說：“你也來拜一拜。”當時陪同我去的一些官員都站在一旁抽著煙看我們父子行跪拜大禮，也許他們很不理解，搞不懂我們這一套是哪裡來的。後來我向有關方面建議定期祭孔，有些學者提出，大陸經過多年批孔之後，已經沒有人了解祭孔的儀式程式了，我就建議他們到韓國漢城成均館去觀摩。經過“文化革命”等動亂，我發現，傳統道德被衝擊了，中國人變得不會說“謝謝”了；在公共場合，男子根本不照顧女子，女子照樣敢當眾吵罵……這些，比經濟落後更可怕。韓國文化中很多優秀的東西是從中國學了去的，現在看看老師竟然不如學生，我比中國人還要急。所以在北京，我就直率地向高層人士提出看法。――如果不是因為我愛中國，我會這樣做嗎？也因為我的直言不諱，許多中國朋友從不拿我當外人。我也樂於向大家說說我的故事。
父親的指引
1962年9月，我被任命為駐台灣大使。10月9日遞交國書。那天早上，台灣方面派了24輛白色的機車開道，護衛著我的座車前往總統府。我坐在車上，忽然鼻子發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這一年我40歲，作為韓國年輕一代，我沒能為民族獨立做過什麼傑出的貢獻，卻享受這樣的殊榮；先輩流血犧牲，才有國家的今天，可他們沒有看到這一天，要是父親知道我今天奉節出使的情形，他會多么欣慰啊！
我出生時，父親為我取名“信”，希望我忠誠於祖國；我的中國名字則叫“金申江”。當時父親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任警務局長，終日奔走於抗日革命，家裡的生活困窘到極點。我剛一歲，母親便與世長辭，臨終前，母親提出把我送到孤兒院，因為她知道我父親從事抗日運動不能再有後顧之憂，而祖母也已是64歲的老人了。但是祖母捨不得可憐的我，兩次又從孤兒院把我找回來，晚上，我常常是噙著祖母乾癟的乳頭入睡的！我那可憐祖母幾乎沒有生活來源，多是靠朋友接濟，她經常到菜市場揀垃圾堆里的菜幫子做泡菜度日。生活越來越艱難，而抗日運動也處於低潮，一些人開始動搖，有的投降了日本人，回國享福去了。父親鼓勵戰友們說：如果我們都不乾，抗日復國的火種就會熄滅，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父親就這樣義無反顧地站在獨立運動的最前列。他請祖母把兩歲的我帶回黃海道鄉下老家撫養。那段時間裡，祖母為我們弟兄的安危操盡了心，要不是她老人家，我真不知道自己會是什麼命運！
就在抗日運動處於低潮的1932年，父親指揮李奉昌赴東京行刺日皇，不幸未果，但此舉令日本舉國震驚；接著，父親又指揮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成功地行刺了狂妄慶祝天長節和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日本侵略軍頭目，斃傷日酋多人，日寇更加震恐，加緊了對我父親的搜捕，曾懸賞60萬大洋“買金九人頭”。而在海州老家，祖母帶著我們正過著貧困的生活，日本占領當局經常到我家來打探訊息。為防日寇報復，1933年，父親派人秘密地回國將祖母和我們兄弟二人接到中國，就這樣我12歲起，開始了長達15年的流亡生活。
我們是從新義州出境的，日特一路追蹤搜捕。在日本軍部和日本總督府的通令上，赫然寫著祖母和我的姓名，――誰能想到，我13歲時姓名就出現在日本占領者的通令上了，這是戰後解密的日本檔案上明文記載的。後來我到南京重讀國小時，為防日特迫害，仍不得不化名“關信”，――這一切，已經很能說明我的少年時代過的是什麼日子！
輾轉到了嘉興南湖邊的一處民宅內，當時父親在中國朋友褚輔成家避難。我記得，我們住的屋後便是湖，湖邊繫著小船，一旦發現可疑的人，就立刻上船，躲到湖中去。有一天，門開了，一位高大健壯的黑臉漢子在三四個人的護衛下匆匆進屋，撲通一聲跪倒在祖母面前喊“媽媽”，祖母流著熱淚喊著：“信！快過來，這就是你的父親！”我終於第一次見到了已在中國流亡了15年的父親！父親用他的大手慈愛地撫摸著我的腦袋，說：“信兒，你長得這么大了！”――這是我有印象以來父親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從此，我開始了解父親的事業，了解他的人生，被他那氣貫長虹的民族精神所感動。父親一生為民族的命運奔走呼號，其間所遭受的艱難困苦，非人世所堪：18歲，參加東學黨起義，躍馬橫戈任先鋒；21歲，為國母閔妃報仇，奮起殺死倭寇軍官，怒飲其血，成為死囚－－這個年紀，按中國古代的說法，還屬於“弱冠”，而父親那時已成為名揚全國的民族義士了；36歲，在太平盛世，或者對一個能苟安的人來說，是可以建立一個個人的小天地的年齡，而他又一次因抗日而身系囹圄，受盡酷刑後，又被判處17年徒刑；44歲，這是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年齡，他卻開始了長達26年的流亡生活；1945年光復，他已是古稀老人，即便不說他一生的奮鬥業績，就憑他的高齡，在任何一個國度里，都應當去安度晚年了，然而他仍在不辭勞苦地為民族的統一而奔走，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他的一生，沒有過一天的安寧，有的只是飢餓、酷刑、苦役、流亡……父親在獄中改號為“白凡”，意即“平凡的匹夫”，希望同胞和自己一樣有愛國心。他的作為，使人不能不想到“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為民族的生死存亡赴湯蹈火的人往往都是被視為卑賤者的最普通的人。父親在他的自傳中寫到：希望在國家獨立之後，他能在政府中做一名清潔工或是門衛，這足以說明他在出生入死的半個多世紀中，是沒有一點私心雜念的。這種愛國主義，才是最偉大最徹底的。
要是問誰是我至死難忘的人，毫無疑問，是父親！在半個多世紀中，他三度入獄，幾十年流亡，他圖什麼？就是為了子子孫孫能在自由的國土上生活！他不願意子孫成為亡國奴，不願意子孫過那種沒有尊嚴的屈辱生活。他是父親，也是我人生的導師。在韓國抗日革命最困難的二十年代，父親在上海寫下了有遺書性質的《白凡逸志》，準備留下教育哥哥和我；1947年，他在光復了的祖國又寫完續篇，其時金家只剩父親和我了，我家三代人——祖母、母親、哥哥均已長眠在中國。1949年，父親被親日勢力暗殺，為民族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白凡逸志》所記載的一部開國血史，已成為韓國人民的精神財富，國家將其列為中學公民課的讀物。父親為祖國的獨立自由奮鬥的一生，像一盞不滅的燈，永遠照亮著我的人生之路。
最珍貴的遺產
到了耄耋之年，我常想，父親到底給我留下了怎樣的遺產？父親從1894年參加黃海道東學黨起義，1896年他因韓國閔妃被日本侵略者殺害而奮起復仇，殺死了日本軍官土田讓亮，被判處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後越獄）；又因被指控策劃暗殺日本總督寺內正毅而被捕，判處徒刑17年，後遇赦減刑。十多年的牢獄酷刑，更堅定了他為祖國獨立事業獻身的決心。1931年，是在滬韓國臨時政府最艱難時期，只有父親等少數中堅分子仍在頑強地支撐。敵特追捕，鷹犬遍地，父親已經12年沒能邁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財政極度困難，父親當時任政府警務局長，窮得吃了上頓沒下頓，身上穿的是破衣爛裳，狀極悲慘。處在絕境中的父親卻在考慮乾成幾件大事，以擺脫困難的政治局面。當時流亡在夏威夷的韓人給莊園主做苦工，工錢只有僅夠餬口的1美元，就在這種情況下，僑胞節省每一個銅板，你三元我五元地捐出來，終於積蓄了幾百元，把它寄到了在上海的臨時政府。這筆錢，就藏在父親身上的破衣爛裳中，他在自己沒飯吃的時候都沒用過其中的一分錢！1932年初，他用這筆經費，派遣李奉昌去東京行剌天皇，不幸功虧一簣；同年4月29日，尹奉吉成功地在虹口公園舉事，炸死炸傷日酋多人。正是因為有了這兩次重大行動，韓國臨時政府的政治處境大大改善，臨時政府不僅在韓人中，就是在中國，在世界上也產生了影響，證明了韓國抗日力量的存在。正是用這夏威夷同胞省下的血汗錢，扭轉了局面。父親曾表示，一定要銘記美洲和夏威夷同胞的貢獻。六十多年後，我歷經周折，在夏威夷找到了這些僑胞的後代，回國後我向政府建議，他們終於得到了政府頒發的建國功勞勳章。
我在重慶讀書，休假時曾在父親那裡看到過一塊鍍金懷表，當時很想拿去玩一玩，可是父親很嚴肅地對我說：“這是尹奉吉義士留下的表，你不要隨便碰。”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我父親派遣，前去虹口公園行剌日本占領軍白川大將，臨行前，他掏出懷表，對我父親說：“我的表是六元錢買的，你的表只值兩元錢，再過兩個小時，我這塊表就用不到啦，我們換換吧。”父親送他上了車，只說了一聲“黃泉下相見”，——可以想見，那是多么悲壯的一幕！兩個小時後，尹奉吉乾成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尹義士被捕後被押往東京殺害。1945年光復後，韓國從日本挖掘出他的忠骨，日本監獄方面也交回了那塊懷表。這兩塊表記錄了韓國開國血史悲壯的一頁，也記錄了前輩民族至上的偉大的情感。父親回國後，曾專程去尹奉吉的老家祭拜。我與尹家後代也結下了深厚的情義。前幾年，尹奉吉唯一的孫子尹柱雄結婚，由於他父親已經過世，按習俗，請柬上應當有男性當家人署名，尹家在為難之中想到我，請求以我的名義發請柬，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個請求。尹家的婚禮相當隆重，這是足可以告慰尹義士在天之靈的。
1947年，父親巡訪全羅南道首府光州，當地民眾幾萬人集會歡迎，父親在會上對當年越獄後受全羅道老百姓掩護幫助表示感恩，他大聲地問：“在場的有沒有寶城金家某某人的後人？有的話請上來！”結果真的有人走上來行禮。父親就這樣對幫助過韓國獨立運動的所有人一一報答。 二戰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者回他們的島上去了，可是親日派還很有勢力。光復後，奇怪的事發生了，當局不但沒有清除親日分子，反而讓這些人繼續掌握了一部分大權，繼續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參加過獨立運動的人非但沒有成為國家的政治中堅，甚至無處謀生，連吃飯都困難，子女更是沒錢上學，以致“親日賣國三代興，抗日革命三代亡”的順口溜也流行了起來！那一段時期，出於對獨立運動領袖的熱愛，有許多人捐款捐物給我父親，但父親分毫不取。全羅道的民眾曾捐獻了許多金銀手飾，父親把這包金銀手飾全都轉給全羅道的道長（相當於省長），請他用這些錢款賑濟災民。一次，旅居夏威夷的同胞送他一塊名貴的金表，可是沒兩天就發現已經不在他身上，我問他，他才說出：找到一位抗日革命者的後人，看到他們太窮，無物可贈，就把表給他們了。父親把同情支持者送給他的物品全都轉送給最困難的同志，自己什麼也不留。遇難後，他的箱子空空如也，――所有稍微值點錢的東西都送人了。家徒四壁，兩袖清風，一身正氣，是他人格風範的寫照。他沒有給我留下任何錢財，可是他給我留下了世間至高無上的精神財產，這就是永遠地為民族和國家獻身。
父親回國後一直致力於南北和平統一，反對各自單獨成立政府。1948年4月，他力排萬難，不顧危險，為了國家的統一毅然北上平壤，他越過三八線前，曾手錄友人詩明志－－“踏雪野中去，不鬚鬍亂行。今日我行跡，遂作後人程”。我陪侍父親北行，在平壤會見了金日成，金日成對我父親執後輩禮，尊稱“抗日的老前輩”，那一年，金日成37歲，而我父親已經73歲高齡了。但是一個月後，南北分別成立了各自的政府，祖國就這樣處在了分裂狀態，而且長達半個多世紀！ 1949年6月26日，父親被親日的極右勢力暗殺。一年以後的1950年6月25日，同族相殘的韓戰爆發，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事！
父親青年時代就仰慕中國的儒學，深受中國古代文化影響，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大忠之人。他以一介布衣，為民族解放，艱難跋涉一生，所經歷的一切，非人世之所堪，萬死不辭，終於迎來大韓的獨立，使我真正體會到“匹夫有重於社稷”的含義。他又是位大孝之子，在我祖父病重時，他曾效仿古人，割肉啖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時，生活極度困難，祖母讓父親去找一份工作養家，父親說：“我死也不離開臨時政府大門一步！”祖母震怒，命我父親跪下，用鞭子責打他。當時安重根的母親時常送東西接濟我家，看到祖母在責打我父親，就說，他怎么也是我們臨時政府的官員，你怎么能打他呢？祖母這才讓他站起來。常言稱忠孝不能兩全，在我看來，父親是大忠大孝之人，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國家的獨立，也就沒有家族的平安。如今，南北兩方都尊奉他為偉大的愛國者，人們越來越體會到他的遠見卓識。好多年了，每天早晨，當我從國家電視台開始曲的圖像中看到父親的偉大形象時，我仍然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我叫“金信”，不叫“金錢”。父親一生不愛錢，他為我取名“信”，就是要我誠信做人。少年時我在中國就讀過《三國演義》，受了很大的影響，前些年我到洛陽時還特地去關林寺拜謁關羽的廟。一個人如果對國家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碼的做人資格。正由於有這樣的家族背景，我深知自己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家族的榮譽。中國話叫“有所為，有所不為”，我為國家奉獻，人們都認為是應當的；如果我做了錯事，賬就不會只記到我頭上，人們就會說“金九的兒子怎么怎么著”，那就會玷污先父英名，有辱門風。所以我對子女要求也非常嚴格，生怕他們在複雜的社會中迷失方向，現在他們都已獨立門戶，在這些方面都很謹慎。
我在從空軍總長卸任的當天，就脫下軍裝，把副官、衛兵、司機和勤務兵全召集起來，先感謝他們跟隨多年，然後告訴他們：從今天起我是平民了，你們不必再跟著我，現在立即收拾行裝歸隊。部下很難過，但是我斬釘截鐵，要他們立刻把公家的汽車開回去，把公家的電話拆下來帶回去，凡是公家的東西，一樣不能留下。我在總長任上，曾對一些高級軍官占用公物的行為提出過批評，我認為前輩為國家赴湯蹈火，後輩人卻想盡方法占國家的便宜，是可恥的行為。我生性不會拐彎抹角，因而得罪過一些人，也有人曾出言威脅過我。面對指責和威脅，我很坦然，只要我在任上一天，我就照制度執行。卸任之後，我立刻和軍隊脫離了關係。除了規定的紀念活動，我一般不到部隊去，我不想干擾別人。 多年來，我不過生日。因為父親在流亡期間，從不做壽，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國家都亡了，還過什麼生日？”他的屬下知道他的性格，有時逢他生日，至多悄悄地給他面前放一碗他愛吃的冷麵，或多放一些泡菜，還不敢告訴他。在這些地方，我都學習父親。為官幾十年，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是清廉，二是勤奮，三是嚴謹。如果做官只想到謀私，上有負祖宗，下愧對子孫，最是一件無謂的事。
暗殺我父親的暴徒叫安斗熙，他只被短暫地關押後便逍遙法外，更不可思議的是他一年內軍銜連續晉升兩級，這就足以說明他的主子是誰。但安斗熙活得太艱難，成為人人唾罵的惡人，經常有人找到安斗熙痛打一頓，然後扔下點錢讓他治傷；他的家人也蒙受羞辱，走到哪裡都成為不受歡迎的人。1993年，韓國國會重新調查金九遇刺一案，安斗熙被人抬著出來接受詢問，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記者們問我對安斗熙本人的命運有何看法，我說：他提心弔膽地多活了幾十年，受盡世人詈罵，比死還要難受，這不也是很公正嗎？當年有很多人要幫我復仇，我何嘗不痛恨這殺父仇人？但是我想過，如果內亂由此而生，我有何面目見父親於地下？走父親的道路，最難，也是最有價值的人生磨練。
我與蔣氏父子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韓國，我家與蔣介石先生的關係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蔣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韓國獨立運動很難有發展。1933年，蔣先生通過陳果夫聯繫，在南京黃埔軍校秘密會見我父親，共商抗日大計，國民政府撥款支持韓國臨時政府，組建光復軍，選派韓國抗日青年到洛陽軍校受訓。在重慶的時候，中國人民的糧食物資供應非常困難，但是國民政府一直保證韓國臨時政府的活動經費和基本生活開支，我們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時那樣困窘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蔣先生的遠見與仁義，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是維持不下去的。1938年，父親在長沙遭獨立運動內部的激進分子行剌受了重傷，送到湘雅醫院搶救，醫生認為希望不大了，已經放棄搶救。這時候蔣先生知道了，下令給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金九的性命。同時一日三電，關心我父親的情況。張治中將軍親自到醫院去慰問。我父親能轉危為安，與蔣先生的救助是分不開的。事後蔣先生還派人送來巨額慰問金。 當年我能進中大附中也是國民政府的特別指示，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裡，還保存著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費接受韓國獨立運動領袖子弟10人入學的檔案。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衛參加了童子軍全國的夏令營活動，並接受檢閱，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蔣介石先生，我做夢也沒想到後來我能經常地與他面對面地交談，成為忘年之交。 1957年我任空軍作戰部長，隨陸軍總長李亨根將軍去台北訪問，蔣先生接見了我們一行，在我們告辭時，蔣先生忽然說：“金信，請留步，我們合個影。”我立在蔣先生身邊合影，這是我第一次與他單獨留影，彌足珍貴。幾年後我以空軍總長的身分訪問台灣，蔣先生親自給我授勳，並讓蔣經國先生陪同我去金門島考察。後來我任駐台灣大使，見到蔣先生的機會就多了。記得那次到達台北兩三個星期了，還沒有安排我遞交國書，我很焦急，要是蔣先生再不接見我，我就趕不上“雙十節”的慶典活動了，我心中充滿了疑慮。就在“雙十”的前一天，蔣先生接受了我的國書。這時候，我才發現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輕，嘴唇上全是泡，他是帶病會見我的。他對我說：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關係非同一般，以後想見我，無須經過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灣，蔣先生對我關照很多，我們的關係的確非同一般，他對我說話無所顧忌。他經常來電話，要我到他那裡去聊天，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說實話，且不說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樣，論年齡不是一輩人，更何況我一直把他當作我們金家的恩人，當年要是沒有他下令搶救我父親，我父親早就不在了。蔣先生對我很親切，很信任，也經常向我打聽外面的事。有幾次，他讓我到士林官邸，秘書與衛士都被他打發出去。我們一老一少在一起談得很愉快，他經常大笑出聲。我告辭時，秘書和侍從都說，老先生沉鬱多日，好長時間沒有這樣笑過了。侍衛長郝柏春先生說，金大使，你以後要常來玩，他會高興的。後來黨政軍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見蔣先生，於是對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聽升遷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單獨聊天，秘書與衛士全退下。談了三四個小時仍無倦意，說起來不好意思，我當時內急，有點不安，蔣先生看出來了，用手指示說：“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請按那裡。”――蔣的洗手間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給我看，我還以為那兒是牆呢！他晚年更寂寞，經國先生曾對我說，要我經常來玩，並關照我，外面有些事沒必要讓老先生知道，知道後他會煩。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別人的話，總認為別人會騙他，而“下騙上易，上騙下難”，――這話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我認為極有道理。我與蔣老先生、經國先生及其他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我駐節台灣8年多，每年紀念815光復時，使館舉行招待會，蔣先生、經國先生及黨政軍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辭中總是先提韓中兩國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在等日本使館官員退場後，全場總是又一次響起熱烈的掌聲。――韓中兩國人民的苦難的過去，我們每個人都不應當忘卻！
那些年，我經常應邀到台灣高層人士家作客。我當大使，注意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注意他們的政治。國民黨退居台灣後，黨內是有反思的，蔣在台灣開過許多會，檢討過錯。當時經濟發展得不錯，蔣對高層管得也很緊。我到白崇喜、王叔銘、黃杰等高級將領家作客時，發現他們的住宅都很簡樸，用飯也僅僅是三四個菜，生活比較清苦。政府部門辦公效率比較高，社會也較安定（當然這與實行戒嚴法有關）。可是蔣先生晚年，對周圍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點動搖，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訪美，曾要我讓朴總統向尼克森打聽一下美國人對他究竟是什麼看法。
1969年，朴正熙總統訪問台灣，蔣先生要同他密談一次，我告訴他，朴正熙總統不會漢語，他說：“那你來當翻譯吧！”我告訴朴正熙，他驚訝地說：“哪有外國大使當翻譯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關蔣朴密談的內容，不但海峽兩岸的有關人士感興趣，韓國歷史學家也感興趣，可是他們二人均已作古多年，僅有我這個“翻譯大使”尚留人間，要我來披露內情，我覺得不大合適。
我與蔣家父子兩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後來，韓國方面遇到麻煩的問題，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韓國發生旱災，又值總統大選，政府要我想辦法從台灣進口大米，我很為難，因為我知道，當年台灣也遇大旱歉收，僅有以備非常時期的軍備糧。而韓國人只吃粘性比較強的蓬萊大米，只有台灣的米能解決問題。我去找了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陳誠先生，他也覺得困難，他建議我自己去向蔣先生開口。蔣先生考慮問題周密，知道我不到萬不得已，是不好意思開這個口的，就親自安排周轉，調劑了約20萬噸大米賣給韓國，誰能知道，這在當時是多難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盡，不知說什麼是好。我告辭的時候，蔣先生叫住了我，說：“金大使，對不起，這些米還是賣給你們的。要是我還在大陸，這點米就送給你們了……”靠著這批大米，韓國渡過了難關。但是蔣先生的那句話我始終忘不了，從這一席話也可以窺見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煥當政時代，我已經退出政界，1987年2月，發生了涉及朝日韓關係的嚴重的外交事件（具體經過我以後會在回憶錄里細說），需要台灣出面作中介。我國外長當天約我商談，請我出馬立刻到台灣去一趟，找經國先生想辦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說說話，當天就去了台北。我與沈昌煥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見我就問：“你作為全總統的特使，帶沒帶委派書？”我說走得匆忙，沒來得及辦。他說沒有也罷，說著就與經國先生聯繫。我想我這張面孔在台北還是很有人緣的。次日。經國先生接見了我，沒說幾分鐘，就主動答應了我們的請求，我一下子如釋重負，――他幫了韓國政府一個大忙。當時韓國與台灣關係已經趨向冷淡，經國先生這樣大度，令我欽佩，也令我感動。
1992年中韓建交前，韓國方面考慮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覺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認為我去“最合適”，可是我認為我“最不合適”。――我相信海峽兩岸所有的人都會理解我複雜的心情。1975年蔣先生謝世，1987年經國先生謝世，我都專程去台北參加葬禮。我到奉化溪口旅遊時，在蔣氏宗祠獻花鞠躬，引起了許多遊客的注意，也許他們把我當成台灣來的了，我很想講一講我家對蔣家的感情，但是有誰還會對這樣的故事有興趣呢？會不會引起誤解呢？我沒有把握。
我的藍天之夢
我在黃海道海州老家讀國小時，是班上最窮的學生，連最低標準的學費也交不起，好在一些教師受過我父親影響，同情革命者家屬，總是想方設法為我解決困難。有一次學校組織遠足到平壤去，要每人交3元錢，我連飯也吃不飽，哪裡交得出？同桌的女孩回家告訴她父親，她的父親金庸大立刻來到我家，送給我3元錢，說：“孩子，你父親為了抗日，到中國去了，你也該出去見見世面。”我終於能和同學們一同去了平壤。平壤是當時的大城市，我參觀了工廠後，又被帶到飛機場，在這裡我第一次見到了飛機，當螺旋槳的雙翼機轟鳴著飛上天時，我很振奮，想：是男人就得幹這個！然而當時祖國還在日寇的鐵蹄下，在祖國的藍天上，還沒有一架屬於韓國的飛機。
1937年秋天，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南京。那天在城東，我親眼看見日本飛機在天上盤旋，連膏藥旗也看得一清二楚，就在這時，從機腹滑下幾個小黑點，尖利的嘯叫劃破了城市的平靜，轟然而起的巨響驚天動地，硝煙瀰漫……我就這樣親眼見到日本鬼子的炸彈扔在中國人頭上！大概是因為猝不急防，當時街上的軍警、憲兵紛紛舉著各種槍向飛機射擊，可哪裡能打得到！以後在武漢，在長沙，在柳州，在重慶，我逃到哪裡那飛機炸到哪裡，真讓人恨得咬牙切齒。
1944年底，日寇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攻占了獨山，重慶震動，我還記得那時的口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許多熱血同學都投筆從戎了，我想：我是韓國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國，如果中國滅亡了，我還能逃到哪裡去呢？於是我也報名參軍，我記起當年在日寇轟炸下曾發誓有朝一日一定要當飛行員，“學萬人敵”，開著飛機去和敵人拚命，於是我報名當空軍。
我考進了中國空軍官校，實現了自己的藍天夢。由於當時訓練設備簡陋，日寇的飛機經常來襲擾，學飛行的危險性很大。就在這時，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傳來，想到我家五世單傳，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後代，於是我寫信給父親，提出回到他身邊，父親回信說：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給民族，軍人應當將生死置之度外，有國無家！――這番訓誨，堅定了我翱翔藍天的理想。後來我轉到印度的拉合爾基地訓練，以後又為接收戰機去了美國並受訓，雖然我還沒來得及駕機參戰，但是藍天上終於有了韓國人駕駛的飛機！
1947年，中國內戰爆發，父親在給我的信中說：我們到中國去是為了抗日，不能參加中國的內戰。這一年，我從中國軍隊退役，回到祖國。作為韓國的第一個戰鬥機駕駛員，我參加了韓國空軍的創建，後來又擔任了空軍參謀總長。我在空軍總長任上時，曾給飛行部隊下過一個命令，讓部隊每年挑選優秀的小學生，組建夏令營，用飛機帶他們上天遨遊。我的部下有疑慮，我總是意味深長地說：你們可能不懂。幾十年過去了，有一次，在飛越太平洋的大型客機上，當機長得知乘客中有我時，立刻來到我面前，邀請我到駕駛艙就座。－－這位機長，就是當年參加夏令營乘飛機上天的小學生中的一個。
我愛飛行，我在中國飛過，在印度飛過，在美國飛過，可是最自豪的，是在美麗的祖國上空飛行。我愛祖國的萬里碧空，俯瞰三千里江山，想到前輩為獨立自由流下的血汗，想到我的家族為此付出的犧牲，我特別明白自己的責任。
在我的飛行生涯中，有一次永生難忘的飛行。1947年6月26日早上，我突然被派出執行飛行任務。當時我有不祥的預感。因為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親日的極右勢力威脅恐嚇要暗殺我父親，風聲越來越緊。就在前一天晚上，父親的兩位下屬來報信，他們得到可靠訊息，有人要在這兩天動手，他們勸我父親趕快轉移，或者出國，或者避居醫院，我也勸父親隱蔽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父親平靜地說：我這一生中，每一天都在危險中度過，我個人的生命沒有什麼可顧惜的了。然而我出航後，心裡還在想著返航後怎樣勸父親隱蔽。中午一時許，我正在三八線附近的一處機場，忽然收到漢城通知：“立即返回。發生重大事件。”我立刻駕機回漢城，正準備在城內的機場降落時，冥冥之中像是有什麼在預示我，我想還是先往家的方向去看一看。我駕機飛到自己家上空時，看到了震撼天地的一幕：通向我家的大街小巷，已是一片縞素！無數聞訊趕來弔唁的人擠滿了街衢……飛機轟鳴，可是敬愛的父親再也看不到翱翔藍天的兒子了！――寫到這裡心裡真難過，不說了罷。
1962年，我作為空軍總長任期屆滿，卸任的這一天，也是我離開軍隊的日子。在漢城的空軍基地上，舉行了隆重的告別儀式。我從普通飛行員一直當到空軍總長，今天，我就要告別朝夕相處的機群，解甲歸家了。樂隊奏響了雄壯的軍樂，新任總長從我的手中接過了指揮權，儀式上宣讀了對我的嘉獎令，政府為我授勳。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來到了：藍天上忽然如電閃雷鳴，27架噴氣式飛機分為三批，風馳電掣地從機場低空掠過，致以敬禮，我熱淚滾滾，莊重地面對藍天，向部下行了最後一個軍禮。
汽車把我送回家時，夫人在門口迎接。多少年來，每當我從軍營歸來，夫人總是這樣在迎接我。我軍務繁忙，經常數周不歸，為了讓我能盡職盡責，夫人獨立支持這個家，一個人帶著三兒一女，節儉度日，連孩子的毛衣，也都由她一針針地織出來。從今天起，我是個平民了，不至於再有一個電話就把我召走，數月不歸的事了。我把勳章掛在了夫人的胸前，深情地說：“感謝你為我辛苦了這么多年，這么多年來，要是沒有你的幫助，我也沒法安心為國家服務。從今天起，我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了。” 前些日子，我到亡妻的墳上去，和她說了一會兒話。她故去20多年了，我常常這樣與她傾訴，宛如青年時代的私語。我告訴她：你現在是寂寞了一些，可是我把人間的事忙完了的那天，我就會來與你相聚，我們再也不會分開了。
我以前不服老，做什麼事都雄心勃勃，現在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這兩年“白凡金九紀念事業會”的工作非常多，特別是奉政府指令，政府撥款加民間自發捐獻，在漢城的孝昌公園建立“白凡金九先生紀念館”，金大中總統參加了奠基儀式。我最近忙於這項工作，我估計忙完了這件大事，大概可以寫我的回憶錄了。
我看到了中國巨變
我少年時就到過中國的十幾個省，那是隨祖母逃往中國，然後又隨中國人逃難，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流亡，我坐過木船，汽車，有的時候還得步行。我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最難忘的青少年時代。 今天我走在中國的大地上，看到人們平靜充實的生活，我比中國人更感到欣慰，回想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幕，真讓人百感交集。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我逃難去過不少地方。中國很大，所到之處，我看夠了中國人的貧窮與苦難。記得我第一次到重慶，在朝天門碼頭下船，看到有一條街，兩邊全是鴉片館，菸民面黃飢瘦，弱不禁風。而即使不抽大煙，也沒見誰是精神振奮的。 雖然我當年還是個孩子，但是一些現象引起過我的注意，這就是每到一處，所用的錢幣都不一樣，更奇怪的是各地軍隊的服裝也不一樣，裝備也不一樣……這是怎么回事呢？後來才知道，雖然表面上都隸屬民國政府，但是各自為政的情況很嚴重，形同割據。現在的青年也許無法想像那個時代的混亂。民國時的稅多如牛毛，軍閥胡作非為，有的地方徵稅竟然連十幾年之後的稅也征去了！抗戰之後，這些割據現象才逐步改善而趨於團結對外。
1944年在西南聯大時，我患傷寒病，回重慶治病時，在雲貴交界的山區，汽車被一群土匪攔劫，他們搶去了我身上的全部錢物，我哀求他們，他們才給我留下一件舊夾克，否則我肯定會凍死。這些強盜大概也是窮得沒辦法才鋌而走險的。也是在那個地區，有一次黃昏時趕路，隱隱約約看到遠處竹竿上結著像西瓜一樣的東西，走近一看嚇了一大跳，是許多人頭！原來是官府處決犯人後梟首示眾的。舊中國的貧窮落後在我青少年時代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
沒有戰亂，人民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日本的侵略更是雪上加霜，我記得炮火下流離失所的逃難老人和婦女，我也忘不了在日本飛機轟炸下喪生的兒童。在重慶的時候，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有的時候實行的是“疲勞轟炸”，即飛機連續不斷地來，使民眾無法正常生活，有時候一連在防空洞裡呆上十幾個小時，當時重慶的許多防空洞還沒建成，有的是死洞，不通風，所以“五三”、“五四”大轟炸，市民死傷慘重，我記得有一次轟炸結束後，我從防空洞出來，親眼見到街市上死屍殘肢狼籍，電線桿上掛著人的內臟，慘不忍睹！有一次看到嘉陵江邊處理防空洞中運出來的屍體，一排排的碼得整整齊齊，讓人看了悲從中來。 我在中大附中讀書時，米飯中常有砂粒、稗子甚至老鼠屎，我們戲稱“八寶飯”，晚上上自習，點的是桐油燈，校舍是竹籬笆搭的，外麵糊上泥巴，像風波亭。――可是就是這樣的生活，中國大多數老百姓還過不上！
1947年我回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有40年沒能踏上大陸一步。可是出使台灣的8年多，我經常到金門島向大陸眺望，我一直注意看兩邊的報紙，注意大陸發生的一切。看到大陸“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我就不理解：為什麼總是要“搞運動”？為什麼劉少奇也被打倒了？為什麼孔夫子也成了“四舊”？老百姓日子將怎么過？……我不希望中國發生內亂，因為我有苦難的記憶。當然，我認為當時兩邊的宣傳都有片面之處。現在我可以告訴大陸的朋友：蔣先生得知大陸“文化革命”的混亂時，是比較興奮的，他認為還有機會。好在一切都結束了。不過，多年搞運動的後遺症還在，我初返大陸的那幾年，好多人不敢與我接觸，心有餘悸。他們發現我沒變，倒是我發現他們變了，變得多疑多慮，從中可以看到“運動”對人的迫害。
50多年過去了，中國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所到之處，看到了中國的飛速發展，這都是改革政策的成效。改革剛開始沒幾年，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比較低，街上行人的衣服顏色差不多，想找一家像樣的飯店都比較難。可是一年年下來，變化驚人，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變得我都快認不得了。前些年到處都只看到官員公費消費，今年我到南京，朋友帶我去了一些很不錯的中等飯店，看到許多普通市民全家在用飯，濟濟一堂，我心裡特別高興。以前我流落在西南地區，看到過衣不蔽體的山民，在嘉陵江上看到過赤裸著的縴夫，現在人們衣著打扮比以前有天壤之別，走在中國的大城市，時尚的青年比已開發國家的青年還“前衛”。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反映在文化習俗上。而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似乎更注重文化品位，注重自身的教養。
我欽佩鄧小平，在他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開始走向富強。1994年，我在上海宴請中國朋友，海峽兩岸的朋友歡聚在一起，大家對中國的未來作了一些預期，我說：“我希望中國頂天立地站起來。幾百年來，世界上的有些國家抓住了發展的機遇，成了強國；現在，太陽照耀著中國，中國人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來到了！一定要抓往這個發展的機會，把中國建設成和平進步的強國，也讓我們黃種人有揚眉吐氣的一天！但是，太陽照到頭上，不等於就可以坐待其成，還應有正確的政策措施，還應當艱苦奮鬥。無論如何，中國都不要放過這一最好的發展時機啊！”――今天，我仍舊要說這樣的話，因為中國在我心中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