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林[書法家]](/img/0/b34/nBnauM3X4gzM5IDN1ITN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UzL0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鄭林[書法家]")
人物經歷
1962年他主持創建了山西書法研究會和山西省書法篆刻研究會，被選為山西書法研究會首任會長和山西省書法篆刻研究會理事長。1981年中國書法家協會山西分會成立，被推選為山西書法家協會第一屆主席、第二屆名譽主席。出版有《鄭林風範》、《鄭林書法集》等。作品曾得到劉少奇、董必武、陳毅、郭沫若和董壽平等同志的讚賞和推崇。
藝術貢獻
鄭林書法集
鄭林為八路軍總部題匾人的作用，一旦放回歷史變遷之中，自然就突顯出來了。以山西書法事業而論，鄭林同志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功在千秋。我們站在21世紀，回首往事，不勝感慨之至。鄭林同志是老一輩革命家，同時也是當代山西書法組織的創始人。他不僅是著名書法家，而且在書法上是一位造詣精深的卓越開拓者。上世紀之初，崇尚西學成風，加之連年戰亂，列強入侵，奴化教育，致使國學經典遺棄，文化衰頹，書法小道，不絕如縷。幸有鄭林同志，長於此道，愛之好之，身為山西主要領導，倡之導之，周圍團結了一批甚有功底的書法藝術家和文化人士。他們大多已經去世。他們是田羽翔、常國棨、劉子威、王葵經、田際康、趙建邦、郭伯英、寧超武、吳連城、徐文達、朱焰、劉永德等，如今依然健在的有：姚奠中、張頷、水既生等。這足以證明山西傳統文化積澱之深厚。山西書法，源遠流長，古有衛恆、衛瓘、衛夫人等，後有傅山、吳雯、張穆等，一脈相承。而在鄭林同志周圍的那一批書法家，大多是深通國學的專家學者。在那種視國學為反動，談經典則色變的年代，這就頗有些非同尋常了。1962年，鄭林同志發起成立了山西書法研究會，這在全國來說可謂獨樹一幟，鶴立雞群，在書法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鄭林同志的書法風格，也可以說是獨樹一幟，鶴立雞群。他的書法在當時一直受到了高度的評價，可惜許多優秀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散佚了。他的字最早是學何紹基，那是上世紀30年代碑學昌盛、何道州名噪一時的風氣所致，那時候人們寫字都學何紹基。何紹基的片紙隻字，都視如拱璧，包括他寫壞了的。何紹基有一種馬蜂腰的字形，實在說來，不好奉承。鄭林同志卻不受何氏的羈絆，而最終擺脫了何氏的影響，形成了完全屬於他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是如此的生動而真率，而且又是如此的簡捷而獨特，是非常罕見的。當時有許多人受鄭林書法的影響，都在學習鄭林書法，但因為學的只是皮毛，所以學成的極少。300年前，山西出了個傅山。傅山之後，山西的書法家們都研究傅山，學習傅山，視傅山為墨仙。傅山的書法理論，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他的“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成了後世書法創作上最高的美學原則，鄭林同志是真正實踐著這一原則的。單就其真率來說，鄭林的書法可以說是獨來獨往，一任天真自然。山西研究傅山、學習傅山的人很多，大家都沿著鄭林同志的足跡向前邁進。這正是鄭林同志的書法對我們而言依然非常珍貴的又一原因。多年來，書法界的同仁們每當談起鄭林同志，都有一種無限緬懷的感情。對鄭林同志遺墨的拜賞，就是對鄭林同志豐功偉績的最好的紀念，最好的學習，最好的繼承。（林鵬-書法家協會第二屆主席）
書畫大師董壽平在 “紀念鄭林書法50周年座談會”上所發的賀電中稱：“鄭林同志的書法天真渾樸，粗服亂頭之中，又是那么雍容大方、剛勁活潑。他的功夫全在法度之外，內在的修養高於臨池的雕琢，惟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才會有他奇偉宏大的風格，有其人而後有其書，可謂傳世之作。吾晉傅山之後，惟鄭林同志足當大家。”寄語：鄭林同志的字，早年植根於顏真卿，後又兼取何紹基之法，到中年以後最終擺脫了何氏的影響，形成了他既傳統又推陳出新的獨特藝術風格。這種風格是如此的生動而真率，而且是如此的簡潔而獨特。三百年前傅山的“四寧四毋”理論成了後世書法創作上最高的美學原則，鄭林同志是真正實踐這一原則的。其書法作品沉雄挺拔、氣韻高古，獨幟於三晉書壇。他的作品曾得到劉少奇、董必武、陳毅、郭沫若和董壽平等同志的讚賞和推崇。
河東松柏 風範長存
鄭林與英國來華訪問的蒙哥馬利元帥鄭林同志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我省老一輩德高望重的黨政領導人，也是一位卓有影響的書法大家。他生前曾長期擔任中共山西省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府常務副省長、省政協主席等職，是我熟悉和敬愛的老首長、老同志。時光飛轉，鄭林同志離開我們22年了，歲月磨礪，他的風範品行卻愈顯光彩照人。在他老人家百年誕辰之際，憶及他在革命的一生中所表現出的崇高品質和風流文采，無疑是激勵我們永遠忠誠黨的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山西的建設與發展勇於奉獻的寶貴精神財富。
戰爭年代：一個富於傳奇的革命者
1958年鄭林為晉祠博物館題鄭林同志原名趙汝森，字林泉，1908年2月26日出生於山西省永濟縣任陽村。在學生時代，他就富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國思想，受大革命運動和馬列主義思想影響，開始投身於反帝反封建遠動。大革命遠動失敗後，在家鄉當國小教員的鄭林組織領導了青年學生攻砸國民黨縣黨部的學潮鬥爭，以反抗黑暗的社會統治，遭反動政權通緝追捕。背井離鄉的鄭林借用一個已故老鄉的中學畢業證，更名騎車來到太原上學，後考入山西大學法律系。當時，民族危機日益加深，階級矛盾更加激化，鄭林同志和李雪峰同志等一道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組織進步同學創辦“書報合作社”，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宣傳蘇維埃革命。在大學期間，他參加了中國革命互濟會（前身為中國濟難會）的恢復重建工作，先後擔任山西分會部長、書記職務。1934年，鄭林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山西分會書記，參與領導救亡運動，組建了“革命婦女聯合會”，創辦了《勞動婦女》刊物，領導了革命報刊《時代文化》、《紅軍之友》等的發行工作，組織大中專學生進行社會實踐，深入到工人中間宣傳革命道理。在嚴峻的白色恐怖統治、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形勢下，他們建立了幾個由外圍到獨立，隨即轉為黨直接領導的“左翼”民眾組織。在革命活動中，鄭林同志以法律為武器同反動政府作“合法”鬥爭，深入監獄、看守所調查，寫訴訟、進法庭、行辯護，使自己所掌握的法學知識發揮了極大的社會作用，有效地保護和支援了革命同志。
1935年，由於叛徒出賣，鄭林同志不幸被捕入獄，被關押在“山西特種刑事臨時會審處”。敵人用威脅利誘、多種刑具殘害鄭林，在他身患傷寒病的情況下，不給醫治、不給飲食，而且將他釘上腳鐐關進死牢。鄭林同志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秘密，保護黨的組織和同志，同敵人斗理鬥法，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氣節和勇敢善戰的鬥爭智慧。經半年多的審訊，敵人只能根據叛徒的口供，依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將鄭林判處有期徒刑8年，投進可以不按法律程式辦事的陸軍監獄。在獄中，鄭林同志和其他同志秘密組建了黨支部，為迫使當局停止虐囚手段、去掉政治犯腳鐐、要求閱讀書報，他們發動了絕食鬥爭，五天五夜以死抗爭，終於贏得了勝利。鄭林同志在獄中用拉丁文主編了《都來看》的牆報，組織學習小組，讀報刊學文化，繼續與敵人進行政治鬥爭。1936年冬，得知綏東抗戰爆發，他們組織難友進行軍事訓練，向統治當局提出要求參加抗戰。當這一愛國行動被拒絕後，他們又一次組織全獄人員絕食，要求將節省下來的囚糧、囚炭折款捐送到抗日前線以慰問抗日將士。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在黨組織的鬥爭斡旋下，閻錫山被迫無條件釋放政治犯。度過了兩年多牢獄折磨，1937年5月，鄭林同志作為最後一批“政治犯”被黨組織營救出獄，隨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彭真同志指派，先後擔任黨的綏西特派員、綏西工委書記、晉綏邊工委宣傳部長、晉綏邊特委組織部長、塞北九地委書記等職，深入晉綏邊界地區勇敢堅定地建立和擴大黨的組織，發動、武裝民眾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為建立和鞏固晉綏根據地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春，鄭林同志赴延安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工作，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和表揚。1942年至1945年，鄭林同志先後任中央晉綏分局黨校總支書記、晉綏新民民主義教育實驗學校校長等職，為黨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幹部。解放戰爭時期，鄭林同志歷任中共綏蒙區黨委宣傳部長、五寨地委書記、晉西北中心地委書記，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正如他在1949年10月1日為塞北人民英雄紀念碑所題寫的：“我黨在領導塞北人民同敵人進行艱苦殘酷的鬥爭中與革命民眾同甘共苦13年。在此期間，我們不少黨員、幹部、戰士及革命民眾或在戰鬥中犧牲或於被捕後遭敵殘害，他們為人民、為新中國事業而慷慨就義，血染洪濤者數以千計……”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黑暗的時代，即使敵人的反動宣傳也無法掩蓋鄭林同志的革命鋒芒，查閱七十多年前太原官方出版的報紙，我們也能看到他與敵鬥爭的情形。196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楊植霖、喬明甫的《王若飛在獄中》，影響很廣，該書記載了“西安事變”的訊息傳進獄中，難友們欣喜若狂，高唱《國際歌》，“趙武生同志唱得特別雄壯有力，特別起勁，他的頭隨著若飛同志的手勢一俯一仰，眼睛裡充溢著怒火，胸膛里積壓著仇恨，唱著唱著，情不自禁地縱跳起來……”這“趙武生”即是鄭林同志。1996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在隱秘戰線工作的同志所寫的回憶錄，書中披露了抗日戰爭最艱難的1941年的奇遇，塞北“802首長”率領地委機關日夜活動在游擊區和敵占區，在錯綜複雜、險象環生的“真假撲朔紅白拉鋸戰”中，縝密細緻地辨別敵我，堅決果敢地處理敵特，衣不解帶、食不甘味地爬山頭鑽山溝與敵周旋鬥爭。這“802首長”即是鄭林同志。
鄭林同志的革命鬥爭事跡都是光照史冊的，是那么地豐富而生動感人。
文革：一場刻骨銘心的考驗
“見義勇為，臨難不苟”，這是鄭林同志給青年幹部的贈言。對於這8個大字，當年他是那樣深入淺出地給我們進行了詳解，日常工作中他更是“愛管閒事”一絲不苟。而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鬥爭中，他老人家則用自己的忠誠給我們做了更生動的詮釋。
1962年為人民美術出版社題《傅山書畫選》文革”罡風乍起，鄭林同志就被造反派列為批判的對象之一，是因為他主編出版過傅山的作品。傅山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民族氣節並卓有建樹的思想家、書畫家和醫學家。1962年，鄭林同志題寫書名主編了《傅山書畫選》，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65年5月，他又邀趙朴初題寫書名、鄧拓作序，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傅山畫選》。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把它當作是省委維護和復辟“四舊”、為封建文人樹碑立傳的政治問題，給鄭林同志羅織了種種罪名，說他思想右傾，崇拜古物，保護封建迷信，還說此書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等等。鄭林同志泰然自若，蔑視地回答：“共產黨人應該懂文化，文物和封建迷信必須分清，藝術和文物要保護，絕不允許破壞。傅山嘛，是個古人，他能寫會畫，又會看病，有民族氣節，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也強調民族氣節。”當獲知部分青年學生和民眾開始了破“四舊“的行動、駕車沖入晉祠要搗毀古建築和塑像的危急情況下，並不分管文物工作的鄭林同志義無反顧，從病床上下來趕到現場，挺身面對血性沖涌的狂熱人群，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說服青年學生和民眾：晉祠的許多古建築和塑像都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它們絕不是什麼“四舊”，而是古代勞動人民給我們留下的文化藝術瑰寶，我們不僅不能損壞它，而且要很好地保護它！就是這樣，鄭林同志不顧個人安危，頂著政治風浪，為國家為人民保護了晉祠。
省內別有用心的人暗中接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旨意，陰謀篡奪山西黨政領導大權。他們對一些領導幹部採取威逼利誘、拉不成就打的手段，數次動員鄭林等：“衛恆（省委第一書記）、王謙（省長）這些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走資派已成定論，我勸你審時度勢，趕快站出來造他們的反，否則，就是反革命，要隔離審查。”鄭林同志拍案而起，堅決反對，有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衛恆同志是造反派攻擊的第一目標，鄭林同志十分關心戰友的安危，將衛恆同志接到自己家中休息。
在那場劫難中，鄭林同志和一大批領導幹部遭受了無情的政治迫害，有病不能醫，有家不能回，幾乎每天被拉出去游斗，遭受種種刑罰，有時甚至被從大卡車上一腳踢下去。轟動全國的山西1967年“1．12”造反奪權後的第三天，造反派把鄭林同志等捆綁著，推拉到太原市公安局禮堂批鬥。站在他從前常作報告的主席台，他憤怒地把胸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牌子摔在地下，並一腳踏碎，於是，一夥暴徒就對他進行了殘酷毒打。面對造反派，一向溫文爾雅的鄭林同志橫眉冷對，總是鏗鏘地回答：“不是！”“與事實不符！”“錯了！”“胡說，情況不是這樣的!”每一句回答換來了的都是拳打腳踢。有人同情這個飽受了閻錫山監獄的摧殘，如今渾身傷病的花甲老人，暗示他別吃眼前虧，而鄭林同志依然擲地有聲說：“是就是，非就非，這才是實事求是！”絕不半點兒妥協，堅決同邪惡作鬥爭。真是“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鋼”，顯示出共產黨人的“硬骨頭”精神！而當聽到衛恆同志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時，他呻吟著“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憑誰定是非”的詩句，潸然淚下，同志心戰友情又是那樣深摯。
在那個年代，我們同一支部的新老同志，無論職務高低，都不同程度地蒙受了冤屈迫害，值得自豪的是，在複雜的鬥爭中我們所有的同志都經受住了歷史考驗。但毫無疑問，鄭林同志是當時省內被打倒的“當權派”中，資歷最老、年齡最大、身陷囹圄最長而遭受磨難最多的人。他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被舊社會判處有期徒刑8年，坐監兩年即被黨組織營救出來，建國後長期分管政法工作，年過花甲卻被莫須有的罪名關進“自己人”設定的監獄，受著沒有刑期的“專政”。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到叢覓小詩，他憤怒地寫下“囚歌”三闋：
老鄭依舊是老鄭，革命革成反革命。
坐監何罪又坐監，專政而今被專政。
老鄭依然是老鄭，餓癟肝脾骨頭硬。
昔日楚囚今南冠，豈知勁草愛疾風。
一場風波六年多，苦笑皆非奈若何。
正確對待耐心等，陽光普照水自落。
又因之被說成是“反動本性不改，坐監還寫反詩”。經過漫長的審查，最終的鑑定還是幾十年前黨組織做過的結論：“1935年，由於叛徒出賣，他被捕入獄。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脅利誘面前，鄭林同志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秘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革命氣節。”當軍管所宣告：沒有問題了，你可以回家了。出了牢門，離家六年多的鄭林同志竟不知家住何處了。由於身心遭受了極大的摧殘，1977年，鄭林同志在省政協主席崗位上癱瘓失語，默默走上與病魔搏鬥十年的漫漫長路。
當人們歡歌笑語慶祝勝利的時候，老英雄只能無語落淚。這真是一樁當代奇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1979年1月，省委在晉祠召開擴大會議，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在會上激動地朗誦了鄭林同志的“囚歌”。這首詩通過會議簡報一下傳播開來，接著，《山西日報》等省內外報刊紛紛轉載，在幹部民眾中廣為流傳。鄭林同志的“囚歌”是用鮮血乃至生命從“文革”冤獄裡換來的，是對人妖顛倒的“文革”的徹底否定和血淚控訴，更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戰士“見義勇為，臨難不苟”的高尚品格！
文化傳承者：一個風采永駐的形象
鄭林1963年為永樂宮題寫匾額鄭林同志生前，我詩讚他“鐵骨錚錚做人，情意濃濃作字。風風雨雨一路，清清白白獻身”。鄭林同志逝世後，我敬輓他“詩如其人書如其人耿耿丹心甘當人民黃牛；順境奮爭逆境奮爭錚錚鐵骨怒斥魑魅魍魎”。多少年過去了，我依然懷念他“常是樂呵呵，達觀少愁容，大筆如椽抒胸臆，書壇拓荒人。/老鄭是老鄭，兩度鐵窗橫，獄中苦鬥信仰堅，正義衝破天。/十年浩劫中，動亂見精神，烏雲蔽日主義真，忠奸分得清。當官旨為民，清廉好人品，平和大度廣納賢，政協言路通。/塵世活一世，身後好人評，三晉大地情意真，眾口夸鄭林。”與鄭林同志如此深厚的詩書緣，在於我崇敬他忠貞不渝的職業革命家的高尚品德，欽慕他寧靜淡泊的三晉古先賢的高風亮節。詩詠志書寫懷，鄭林同志是我認識的一個將道德文章、人格詩書最能完美結合體現的典範人物，也是以詩書畫印伴隨其革命一生的風流人物。李雪峰等同志曾憶道，鄭林青年時代就擅詩書畫印，是同學師生公認的有天賦、苦鑽研、有個性的書法作者。在他從事地下秘密工作時，他刻印書報傳單等，進行革命宣傳；在敵人的獄中，他以書畫辦壁報，同難友一道與黑暗抗爭；在轉戰敵後的艱苦歲月里，他舞墨山崖，在牆壁上書寫殺敵標語，為百姓窯洞張貼對聯，為革命先烈立碑誌銘。走出了烽火硝煙，在建國初期，鄭林同志就在《山西日報》發表長文《保護我們偉大祖國的文物遺產》，號召全省人民熱愛偉大祖國和錦繡山西，愛護歷史文物名勝。針對當時社會上發生的破壞文物古蹟事件，他大聲疾呼：“這實在是不能容忍的”，新中國要徹底改變帝國主義盜竊、破壞中國文物和舊社會不愛護文物的狀況，要在人民中間和革命隊伍里克服“農民思想”、“農民觀念”，再也不能以“反封建迷信”、“破舊不堪”、“廢物利用”、“生產建設”、“脫離現實”等任何藉口破壞祖國文物古蹟，保護文物古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責任！王謙同志撰文評價：“在我們那個班子裡，鄭林的知識面比較廣。我留意，他不但對工作職責之內的事十分盡責，常常到下面檢查工作了解情況，而且對山西歷史上留存下來的寺觀廟堂、古代建築、雕塑壁畫，以及在各地散存著的書畫和碑石等藝術品非常重視，並且提出許多保護這些文物的意見。我在他的談論中了解到這方面的許多情況，增長了許多知識。……他是我們這一班人中惟一對‘文物’、‘古董’懂得最多的人。
鄭林書法&amp鄭林同志對歷史文化簡直可以說是情有獨鍾，為山西歷史文化和革命文物的保護做出了非凡的貢獻。他為八路軍總部、迎澤公園、雙塔寺烈士陵園、李林墓、尹靈芝墓等的勘察、設計、籌建工作費了很多心血。在省委決定修建劉胡蘭烈士陵園後，鄭林同志非常重視，帶領我們團省委的同志多次去雲周西村察看地址，為陵園的建設以及劉胡蘭事跡的編寫宣傳等工作精心策劃，把烈士陵園辦成了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的堅強陣地。為提過全民文物保護意識，鄭林同志成為解放後新政權領導人為山西歷史名勝古蹟和革命紀念地題寫牌匾楹聯第一人。也曾有人勸他不要鍾情於“寫字弄章”，他付之一笑，決不苟同，毅然率先在國內發起成立省級書法研究會，倡導書法藝術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我多次目睹他揮毫作字，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第一屆書法展覽會開幕時的情形，作為書協主席的他揮動如椽巨筆，筆走龍蛇濃墨重彩地寫下“百花齊放”四個大字，每個字一米見方，氣魄之大，書法之精，無人不敬嘆。十年動亂剛過，我在呂梁工作，呂梁地區要題寫刊名辦文藝刊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鄭林同志，請他題寫了“呂梁山花”。當時，他已年屆古稀，飽經磨難的身體又是那樣虛弱，然而，他對我們是那樣的熱情，一連寫了好幾張，虛心地讓我們選用。
1965年書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書軸鄭林同志離開我們已有22年了，熟知他的愈來愈少了，而熱愛他書法作品的人愈來愈多了。對於他的書法作品，初次相見，感到的是迎面拂來的情意自然、篤實誠厚的春風；書道方家，領悟的是至味雋永的蕭然物外、寧靜致遠的天機。而我看到他的書品如重晤其人，達觀平和，淡泊方正，毫無巧媚輕滑，毫無造作安排，一派率性自然，一任天真爛漫，猶歲寒松柏之蒼勁，如虬曲蟠龍之大氣，真正揭示出了“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古訓真諦。柳河東有詩“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山西大學”“山西財經大學”“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山西電視台”“迎澤賓館”等，這些出自“河東林泉”鄭林手跡的匾額至今高懸於省城，仿佛他依然啊在揮毫龍行，祝福三晉。“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渾穆天成的鄭林書法，成為鼓舞人們向上的珍貴墨寶，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因為，鄭林同志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的書法作品包涵著歷史滄桑的陶冶錘鍊，顯示著追求真理的風骨勁節，是他忠於人民忠於黨的崇高品質和風流文采的完美體現。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李玉明記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