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謎題

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可以這樣說，鄭和下西洋這一航海奇蹟出現在明代封建社會是偶然的，不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

鄭和謎題是20世紀初，中國現代史學的先軀者、啟蒙思想家梁啓超先生提出的一個歷史研究課題,他在當時的《新民叢報》上提出：“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不用說梁啓超先生感到迷惑，現代歷史學家對上述歷史現象也迷惑不解，並把它稱為“鄭和謎題”。與“鄭和謎題”同時產生的是科學技術歷史上的“李約瑟難題”.
鄭和下西洋是官辦的航海活動，是在明朝皇帝的旨意下進行的大規模遠航活動，具有鮮明的官辦特色，明朝皇帝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調動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組織船隊，進行遠航，為實現一定的政治、軍事目的，可以不計成本，不顧經濟效益，但是，這樣的遠航是不能持續的，這注定了鄭和下西洋只能曇花一現。可以這樣說，鄭和下西洋這一航海奇蹟出現在明代封建社會是偶然的，不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反觀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活動，它們是發生在15—16世紀歐洲出現了商品經濟生產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家，那裡出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黃金，需要財富，進行資本積累，也需要商品生產的原料、市場。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探險活動正是為了滿足這種社會需要。西方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遠航探險，以發現新航路、新大陸。同時，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探險不是官辦的航海活動，沒有官方參於，而是在利益驅動下，為了獲利目的開始了航海探險，尋找新航路、新大陸，以獲取財富。可以這樣說，發生於15—16世紀的西方航海家的航海活動是必然的，是西方國家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1984年秋天，偉人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談改革開放時說：“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在鄧小平過問下，1985年，中央在南京召開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大會。此後，在江蘇南京、太倉，福建長樂，雲南昆明，北京等省市相繼成立鄭和研究會或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召開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報告會、學術討論會，對鄭和下西洋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討論，在全國各地及海內外興起一個“學習鄭和，研究鄭和，宣傳鄭和”的熱潮，人們頌揚鄭和，研究鄭和，評說鄭和下西洋，試圖解開鄭和下西洋這一航海謎題
（施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