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賢[四川廣元籍作家]](/img/4/b74/nBnauM3XyETMyADM5QzN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czLxU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鄧賢[四川廣元籍作家]")
人物簡介
鄧賢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953/6/16
民 族： 漢族
鄧賢，作家。以其知青的出身，和以知青為題材的創作，常被稱為“知青作家”。
主要作品為長篇紀實文學《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等。
成就及榮譽
雲南大學中文系讀書獲學士學位；1982-1988年，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任助教、講師；1988年，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任教、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著有長篇紀實文學《大國之魂》199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知青夢》199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日落東方》載1995年第1期《當代》雜誌；長篇紀實文學《落日》等作品。
作家簡介
中國當代作家，以創作紀實小說聞名。生於1953年，四川成都人。曾在雲南邊疆當知青七年，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於成都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長篇紀實文學《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長篇小說《天堂之門》《鄧賢文集》等。多次獲全國文學大獎。
人物履歷
鄧賢1971-1978年，雲南省國營隴川農場插隊；1978-1982年，雲南大學中文系讀書獲學士學位；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任教、任講師、副教授。
家庭背景
鄧賢1953年，鄧賢出生在廣元，四川大華紗廠。他的祖父是民國時期著名實業家，裕大華資本集團老闆，商界顯赫人物。外祖父的叔叔石鳳翔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是中國紡織工業教育的先行者，石鳳翔的女兒石靜宜嫁給了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
這樣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國最貧乏的年代，有著比其他孩子更優越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到來，鄧家突遭變故。北京的紅衛兵從中央統戰部拿到名單，來成都照單抄家，鄧家與舊時代的成都名流鄧錫侯、劉文輝等8個家庭，成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
此後，鄧家人成為“黑五類”，鄧賢成了“狗崽子”。這時鄧賢還在上國小。家庭影響使鄧賢性格早熟，志向高遠。他總要求自己比別人做得多，做得好。上中學時，他總是在半學期時把整學期的數學自學完。那時的中學教育，有“與工農相結合”一說，鄧賢曾在電子管廠學習3個月，在學校辦了一個“二級管廠”。後來他提前離校到邊疆，“二級管廠”成為他留給母校的禮物。
兒時夢想
鄧賢鄧賢從小有兩個夢想：一是打桌球，打成世界冠軍；然後當作家，做托爾斯泰。1969年上國中，只上了兩年，兩年期間，兩次奪得成都市中學生桌球團體冠軍。正當少年鄧賢做著冠軍夢的時候，他被集訓隊開除了。一天，他被軍代表叫出來，給他念了一段當時引用率很高的毛主席語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按照當時主旋律的階級鬥爭觀念，鄧賢這種家庭出生的孩子被預設為會有“恨”。第二天，他就離開集訓隊，回普通中學了。
上山下鄉
鄧賢作品他覺得要去就得徹底，去越遠的地方越好。母親留不住他，只得忍心讓他走，並在他的手腕套上一塊歐米茄表。那是鄧賢的父親在1943年隨中國遠征軍去印度作戰的時候，鄧賢的奶奶給他的。後來，這個代表著鄧家光榮歷史的“傳家寶”，被鄧賢在雲南農場劈柴時摔壞了。
1971年7月7日，開始試運行的成昆鐵路，載著鄧賢一行一千二百多青年，向邊疆進發。他們預先被告知，邊疆建設兵團“不招工、不招乾、不招兵”，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終生落戶在那裡。
“那一天本來天氣非常好，但是火車要開的時候，就下起大雨來了。”鄧賢永遠記得那情景，“火車一動，整個車站哭聲一片，我就看見我母親和我弟弟妹妹給那個人群擠得非常可憐……我感到生離死別，悲從中來，我第一次嚎啕大哭，躲進廁所，大哭了一場。” 試運行的火車經過兩天的搖搖晃晃到達楚雄，改坐大卡車。150輛卡車在滇緬公路上捲起陣陣黃沙。周圍越來越荒涼的景物，是鄧賢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又經過6天汽車顛簸，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縣，怒江以西，南望緬甸。
這裡已經聚集著13萬知青。他們來自重慶、成都、昆明、北京，主要是上海，他們的正式稱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建設兵團，簡稱為“雲南建設兵團”。鄧賢在這裡進入的具體編制是，雲南建設兵團3師10團3營5連。
落腳下來，鄧賢剛好滿18歲。他將在這裡度過將近7年艱苦的青春歲月。
重拾文學夢
鄧賢1977年10月，當人民日報的人經過15天的跋涉來到隴川知青農場，帶來恢復高考的訊息時，鄧賢已經在那裡度過了6年零3個月的青春。18歲離開成都來到邊疆。
高考，對於從來沒有放棄過學習的國中生鄧賢來說，意味著機會來了。
他打著赤腳，從工地到考場，他憋著太大的衝動，他不自覺地在考場上展示才華，而忘記應該爭取分數：語文考試兩個作文題，《青松贊》和《攻書莫畏難》，只須任選其一，但他把兩個題目都做了。“我一拿到《青松贊》這個題目就覺得文思泉湧，沒有打草稿，直接在考試紙上寫的，一氣呵成。完了，又寫了另一篇。完了，還剩下10分鐘，我寫了一首詩。” 後來，鄧賢的高考作文《青松贊》在《雲南日報》刊出。到雲南大學中文繫上學之前，他就在學校出名了。他晚去了一個星期，學校已經根據他的履歷，確定他為年級黨支部書記。寫作課老師又把他的高考作文作為教學範文。
5年“更夫”成了條件反射，在雲南大學的學生宿舍第一天早晨醒來，他習慣性地跳起來去敲鐘，“差點從高床上摔下來”。當他看到同學們都在睡覺，看到“這世界上還有不出工的地方，覺得很不平等”。這種心理錯位居然整整一個月才調適過來。
然而，畢竟學校才是鄧賢最應該去的地方。在學校，他如魚得水。
大學時期，他瘋狂般練習寫作。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這一年，他一鳴驚人。他用一周的時間，把作家航鷹的短篇小說《明姑娘》改編成同名電視劇，在雲南台播出受到歡迎，又在中央台多次播出。後來，他的這部電視劇處女作獲得首屆全國大眾電視金鷹獎。
同時，這一得意之作也意味著年輕人的莽撞：它未經著作權人航鷹的允許。許多年後，人到中年的鄧賢對此深懷歉疚，他說自己很希望有機會對前輩作家航鷹當面道歉，說一聲對不起。
1987年，鄧賢要調回成都了。他對知青的命運一直耿耿於懷。當時的感覺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請了兩個月創作假，揣了兩百塊錢，準備開始他的知青歷史的寫作。可是，他在蒐集素材途中，改變了主意。
鄧賢著《流浪金三角》他發現了抗日戰爭的舊戰場。那是一座山，山之陡，達到60度。滿山戰壕，坦克壕、雕堡，松樹上還有彈痕。這是他父親的戰場，這裡犧牲了2萬軍人。父親屬國民黨遠征軍，他從來沒有向鄧賢講過他當年的抗爭。他想，才過了40多年，歷史不僅被扭曲而且被遺忘，連兒子都不知道父輩的犧牲。作為知青，不過是勞累，比起戰爭算什麼，比起父輩算什麼，比起戰火中的青春算什麼，父輩的英勇抗戰關係著國家的存亡，而我們呢？鄧賢感到個人在歷史面前的蒼白渺小。他說，“我在山頂上坐了一天，我就從那兒站了起來，長大了。”
他決定寫他的父輩。1990年，鄧賢的第一部紀實文學作品，記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遠征軍出兵緬甸的歷史的《大國之魂》，獲得首屆青年優秀圖書獎。
但為鄧賢贏得更大名聲的，卻是1992年出版的《中國知青夢》。接下來有《天堂之門》《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共5部紀實長篇小說。鄧賢出名了，他被稱為“知青作家”，甚至被稱為“知青代言人”。
知青情懷
知青情懷，是鄧賢永遠的烙印。
鄧賢《中國知青夢》的不同版本人生是這樣乖謬，憎惡和緬懷，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鄧賢認為，知青運動完全是一場破壞，如果說要找一點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帶去了一點都市文化，一個赤腳醫生，一個會計，但這點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而不是知青下鄉的形式。知青是強迫去的，跟志願者組織不一樣。所謂“國家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家長也不滿意”。就個人選擇來說，“如果可以打桌球，我不會去當知青，如果可以當兵，我也不會去，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認真地生活過……我每天在勞動，但是，心懷不滿。”
但是，鄧賢也“感謝生活”。書寫那段歷史，成為他個人的歷史任務。那裡也成了他的一種精神聯繫，他至今每年都要回雲南好幾回，當然也少不了去看當年生活學習的地方，去看“乾媽”，那些曾經互相照顧過的人。
鄧賢用極大的熱忱去描寫知青的命運。為了寫那一群知青中的“極致”——帶著輸出革命理想去緬甸打仗的知青，他兩次深入緬北山區，深入那些在外界傳說中異常危險和奇異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帶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後有《中國知青終結》。“終結”二字不是鄧賢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作家，他書寫歷史，而對知青的歷史認識遠未終結。
不過，鄧賢認為他有激情過度的時候。他說，因為當時太激動，《中國知青終結》這本書“寫得太使勁，太投入了”，還可以寫得冷靜些。
1978年春鄧賢大學時代在雲南大學圖書館知青是鄧賢永遠的激動。鄧賢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個充滿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稱“不愛哭”，但有時卻會哭得沒有收拾。《中國知青夢》出版以後，去魯迅文學院講課，講到盈江農場的故事——一個女知青在床上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睡著後油燈引起火災，燒死10個平均年齡不到17歲的上海女知青。她們共同擁有一個半圓形的墳墓，朝著上海的方向——的時候，“本來挺平靜的”，結果，“突然悲從中來說不出話來，就當著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兒嚎啕大哭了半個小時”。
曾有年輕學者批評過他的作品“自戀”。鄧賢說，“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戀。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質量’更高。我愛知青，但是，知青曾經很無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經成為社會中堅，有重要的領導幹部，有社會學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沒有科學家。一個人不能拔著自己頭髮離開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主要作品
《大國之魂》後被改編成電視劇中國遠征軍■《大國之魂》，描寫二戰期間發生在中、印、緬戰區有關中國遠征軍浴血抗戰的長篇紀實文學。全書約三十一萬二千字，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由北京《當代》雜誌發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台灣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分別在海外出版發行。該書一九九三年獲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全國優秀圖書編輯一等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獲中國“人民文學獎”，同月再獲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三屆金芙蓉文學獎一等獎”。一九九五年二月獲中國文化部、廣播電視部、共青團中央、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首屆中國青年優秀圖書獎”。該書被選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第四十六卷。
《大國之魂》在一九九五年被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峨嵋電影製片廠聯合改編攝製為十集電視連續劇《中國遠征軍》。
■《中國知青夢》，描寫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城市學生下放農村和邊疆勞動生活的長篇紀實文學。全書約二十七萬六千字，一九九二年十月由北京《當代》雜誌發表，一九九三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全國有兩百家報紙雜誌轉載，美國加州《天天日報》轉載達三個月。該書獲《人民日報》“時代潮”雜誌“一九九二年華業杯全國優秀紀實文學特等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獲中國“人民文學特別獎”。一九九五年五月獲中國“1992—1993年度全國報告文學大獎”。
■《落日》，描寫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日軍進攻上海到南京陷落期間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全書四十五萬字，一九九五年二月由北京《當代》雜誌發表，當年由全國十幾家報紙雜誌轉載。一九九六年四月由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
■長篇小說《天堂之門》。1998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描寫下鄉知青返城後在現代社會中沉浮起落的個人命運。該書被評論家稱為“後知青小說”的代表作。獲 1999年四川省“王森杯”文學獎。
鄧賢幼兒時代在成都人民公園留影■長篇紀實文學《流浪金三角》。2000年《當代》雜誌第三期節選發表，同年6 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描寫金三角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滄桑巨變，深入揭示生活在那個特殊地區的人群與環境的複雜關係，同時刻畫了一群作為流浪者的華人難民的巨大命運悲劇。該書一出版即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中國知青終結》。2004年《當代》雜誌發表，人民出版社出版。記錄了一批跨越國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們的命運。回味三十年前那沸騰的熱血，懷念艱苦的鄉村生活，追憶犧牲的知青戰友，正漸漸成為一代人的精神珍惜。
■ 紀實文學《黃河殤》。200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8月初出版。繼講述飛虎隊抗戰、淞滬會戰後，關注起68年前武漢會戰的花園口決堤，無疑是抗日作品“驚艷”又一槍。淞滬抗戰失敗，首都南京陷落，徐州會戰失利，國民黨軍隊全線敗退，武漢及後方城市頻遭轟炸，抗戰局勢不斷惡化之際，國民黨內部的矛盾鬥爭也不斷白熱化。日軍大舉反攻，開封失守，鄭州被圍，京漢鐵路被切斷，武漢危在旦夕。國民政府被迫下令花園口掘堤，“以水代兵”，一時間黃水滔滔，千里中原頓成澤國，千百萬老百姓或為魚鱉，或為餓殍，無家可歸流離失所，此乃人類戰爭史上最大的人為災難之一，也是日軍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和如山鐵證！
■《大轉折——決定中國命運的700天》。2010年由中南出版傳媒集團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描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三次大轉折，是難得一見的紀實文學原創作品(由於作品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該類題材作品基本上都是“編著”，極少原創)，書中著重刻畫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這一對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生死對手和領袖人物形象，則更是為當代文學作品中所鮮見。
■《帝國震撼》，2010年又一力作，35萬字泣血描述中國抗戰最慘烈、最重大的戰役——淞滬大戰，揭開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全民抗戰的歷史大幕。
■2012年，鄧賢著《父親的一九四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個人文集： 《鄧賢文集》1—3卷，共九十萬字，一九九六年五月由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卷《飢餓殺人狂》，為中篇集，收有作者八十年代發表的六部中篇小說。第二卷《大國之魂》，第三卷《中國知青夢》。 另有三卷《鄧賢文集》為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出版。
■另有各種選本選集合集十幾種。（略）
獲獎情況
由於個人文學創作成就突出，一九九四年九月獲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頒發的“莊重文文學獎”。
1995年5月獲中國“1992—1993年度全國報告文學大獎”等
主要評論
《聖土並不遙遠》，黃國柱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綠色的家園感》，廖全京著。四川文藝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大國之魂與關注文學新人》，何啟治著，見《藝海雙槳》，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以及散見於報紙刊物的各種評論數百篇（略）。
人物評價
鄧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寫作本身。“我太熱愛文學了，我是一個終生的文學愛好者”，已經50多歲，功成名就的鄧賢，提起文學二字，還是初戀般地深情。他沒浪費過時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學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棄了一切別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學的路。大學畢業，選派給雲南省委主要領導當秘書，他沒有去，因為那條路可能不通往文學；1985年，堂兄從美國回來，幫助他去美國留學，但是，他不知道當作家還去美國乾什麼；1996年，有機會移民加拿大，“更覺得沒有意思：我必須守住我的母語”。
直到現在，他一邊教書，還每天早晨寫到下午，寫作時間超過5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