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泱泱鄱湖，娟娟丘陵，在這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都昌，有一獨具特色的民間藝術——都昌鼓書。它從大宋走來，歷千年而不夭，並繁衍出多種藝術形式，至今屢屢在省市藝術大賽中奪魁，有的載入國家藝術志書，成為一支永不凋謝的藝術奇葩。
都昌鼓書的道具是一鼓一板，擊鼓渲染氣氛，打板點拍節奏。這種形式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清《都昌縣誌》載：“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從祀”於大成殿的有大批先賢先儒。在祭祀和佾舞圖中，樂器有建鼓、大鼓、楹鼓、應鼓、鞏鼓、編鐘、特磬、笙、笏、篪、笛、瑟、琴、塤、排簫、搏拊等。可見，鼓在一千五百年前已為都昌樂器之最。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都昌各處仍有制鼓者，且品種繁多，堪稱鼓之鄉。搏拊，空心木樂器，須置架上，由雙手或單手擊打演奏。大鼓和搏拊只適應坐堂演唱，並伴以鑼、鈸、鐃，卻不適應行走、站立和表演。於是，藝人將大鼓改為小鼓，搏拊改為夾板（有二片、三片的），以便攜帶。演唱時右手擊鼓左手打板，需要時，夾板可當扇、當書、當槍、當朝鐧等象徵性道具使用。
都昌鼓書，俗稱“唱傳”，而唱傳源於“講傳”，講傳始自“講學”，講學興於宋。（宋真宗有言：“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史載：“都昌之學建於唐鹹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
都昌歷史悠久，《禹貢》曰彭蠡，漢初設梟陽，上唐置都昌。晉起，都昌文化漸興。縣誌載：“生長梟陽五柳鄉”的陶侃子侄，勵志攻讀，楷為鄉里；羅隱強山鼓琴吟詩；謝靈運石壁精舍翻經。及後，張九齡、李白、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李綱、朱熹、文天祥、劉基、李夢陽、郭沫若等歷代文豪志士，在此留下諸多史跡和詩文，共同鋪築了都昌厚實的文化根基。宋後，大批本土理學名儒名仕輩出，如：宋開國元勛劉彥誠六代名臣，理學黃灝父子四鴻儒，吏部尚書彭蠡子兄三進士，兵部尚書曹彥約父子“三士袞，四士冕”，名儒馮椅兩代三進士、五臣宦，皇賜儒林邵慶、劉元龍，一門忠烈丞相江萬里，“與程朱胡蔡五星之配”的陳浩世歷宋元明七進士巨著；明儒邵嵩，名臣余濂，御史余應桂三起三落終身事朝；清師邵良傑，皇愛余靖獻，名儒劉豢龍，神童陳章炳，清官邵士龍風披八世孫……舉不勝舉，數以百計。僅宋進士一百四十餘名。他們著書立說，創建書院，教化鄉里。宋時，已有匯東書院、經歸書院、寶林書院、黃坤書院、張元貞書院等，僅匯東書院廣至二十間。“諸生以時讀書，習禮其間” ，“終日講習指南而不知歸”——講學如春風浩蕩。及至元明，又添講堂、書舍、學宮多處，都域四處皆朗書聲。自宋至清，都昌文仕著書集說二千多卷，經、史、子、集無不囊，而宋居半數多，且有多人受皇嘉御賜。其時，“高者以文藝為媒”，於是，“講學”派生“講傳”，習誦者見教，失習者見識。宋後，“講傳”風靡城鄉，茶館酒樓不乏其人，阡陌村舍聚合成群。人們從“聽傳”中得到教化，增長見識，娛悅於心。
演出形式
元明兩代，安徽、湖北災民紛紛逃至魚米之鄉的都昌，多以賣藝乞討，將花鼓、道情帶入都昌。這種以唱為主，以擊為輔的藝術很快被都昌藝人吸收，並知悟以此為業也可餬口也可行樂，於是，將花鼓詞、道情曲演變成本土深有根基的“唱傳”，即邊擊鼓邊唱傳。演變後的擊鼓唱傳因增加了音樂、道具藝術成分，很快盛及城鄉，迅即普及城鄉，並有專設書場，同時誕生了鼓書職業藝人。據現存的袁老藝人回憶：師傅張花毛（晚清人）以鼓書為生，在徐埠書場坐場；張幼年在張嶺學唱鼓書時，其師傅說“打鼓唱傳，唐朝就有”。 都昌鼓書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形成了兩大風格迥異的流派：東南道情腔，西北說書腔。至於何使東南傾道情，未考；而西北重說書有據——宋諸書院多置西北，歷來西北“講傳”盛於東南，故“講”技流傳於後而成“說書”，再進鼓書之“唱傳”，一路承襲。兩派之別在於：道情腔委婉纏綿，坐唱為主，以曲調和音色之綿柔，敘事傳情，勾人心魂，悲時催人淚下，歡時哄堂大笑，具有很強的音樂感染力；說書腔剛烈，抑揚頓挫，站唱為主，“三分唱，七分說”，表演性強，能塑造人物性格、語調，能模仿雞鳴犬吠，能渲染車滾馬嘯、槍炮鳴的、雷電風雨、刀光劍影、廝殺慘烈的氣氛，亦可描繪情意綿綿、春江花月的美景，惟妙惟肖，引人入情入景，把“死書說活了” ！
發展歷史
都昌鼓書 傳承人劉天寶千年鼓書凝聚著無數藝人的智慧，他們創作了上自遠古神話，中及各朝傳記，下至當代故事的無數唱本，內容涵蓋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如：《封神榜》、《三國》、《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薛剛反唐》、《唐明皇游月宮》、《郭子儀掛帥》、《宋太祖三下南唐》、《說唐》、《岳傳》、《水滸》、《楊家將》、《五虎平西》、《張勇打擂》、《七俠五義》、《破金山》、《天寶圖》、《萬花樓》、《賣花記》、《繡荷包》、《四季花》、《販茶歌》、《怕老婆》、《勸世人》、《數古引今》、《大腳婆娘》、《老婆嫌老公》、《新舊婚姻對比》等等，且多數以口傳授徒，憑博聞強記一代代流傳下來。唱詞通俗壓韻，如：“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開天闢地是哪個，哪個把蒼天補起來”；“日出東方一點紅，秦瓊打馬進山東”，“趙太祖雪夜訪趙普，劉備關張訪臥龍，張良背劍訪韓信，文王訪過姜太公”；“老人喜歡唐朝傳，年輕人喜歡宋朝文，道士喜歡封神榜，和尚喜歡唐僧去取經，小孩子喜歡哪吒去鬧海，王金龍喜歡玉堂春”；“說的是一九四二年，贛北來了小東洋”，“三月桃花景，聽我來唱一個怕老婆的笑話”等等。幾乎所有藝人能即興創作，使演唱充滿激烈、悲壯、傳奇、詼諧氣氛，使各類聽眾都能攝取自己的“口味”，踏入書場便廢寢忘食。
清代的書場，碰上好年景，一開場就是連續十天半月，座無虛席。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每逢紅白喜事說書時，聽眾都是通宵達旦，不肯離場。有能者還即興現編參與演唱，這種情況幾乎村村都有。鼓書這時還成為展現自我的平台。 鼓書雖然用的是一鼓一板，沒有布景服飾，於普通場地，多系盲人一、二，但內容之廣博、藝術之精妙卻令人叫絕。複雜多變的擊鼓和出神入化的演唱，使都昌鼓書達到一種完美的藝術境界。若論難易，擊鼓比演唱更為精深。它隨演唱內容千變萬化，還來於演唱人對內容的理解，驅心使然，且不論幾十年難練得指腕隨欲。
鼓點聲聲，或如叩門，或如雷動，或如萬馬奔騰，或如小溪滴水……那鏗鏘慘烈的戰場，那如哭如訴的悲情，那花粉情柔的甜蜜，無不讓人身入其境，亦激越，亦落淚，亦動情。從書場出來，心還浸在書里，成為茶飯、勞作時的話題。鼓書，成為都昌百姓的食糧，成為一種精神寄託。
人們從鼓書中獲得的不僅是娛樂，還有知識、情操，心靈的洗滌，精神的升華。有的人聽書竟能棄惡從善，改邪歸正；有的夫婦竟能破鏡重圓，恩愛如蜜；有的青少年竟能以書為模，忠肝義膽，征戰疆場為英烈……都昌鼓書之所以千年繁衍不息，正由於她的精神魅力所在。
都昌對鼓書的鐘愛，潛移入尋常生活，並發展為多種藝術形式。盛於明代的《扎化子》就是其一。叫化子每遇喜事乞討，以瓜瓢當鼓，擊鼓賀彩，其主體唱詞就是鼓書《十字》。此舞已收錄於《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都民吃飯敲桌當鼓，睡覺拍壁當鼓，勞作擊鍬當鼓。同時，“講傳”派生了“講故事”，而使都昌也成為故事之鄉。以至單田芳一開講，都昌百姓寧願放下食中碗，停下手中活，也要一聽方休。鼓書還繁衍了千百個坐堂曲藝團，“三分白，七分唱”，樂隊和演唱由鼓板指揮。鼓書又催生了漁鼓，集鼓板、道情、念唱、表演於一體，擴大了演員陣營，成為舞台藝術的新門類。更為可喜的是：淵源深厚與鼓書相連的文化遺風，還造就了都昌歷來成為贛北地區的“狀元之鄉”。“含辛茹苦，讀書第一”成為都昌精神。
一九五八年，文化部長視察都昌文化工作，都昌被評為“全國民眾文化先進縣”，鼓書和故事都是重場戲。一九九０年，都昌土塘文化中心再次登上全國先進榜，村村普及的鼓書演唱功不可沒。上級領導夜訪基層時，聞村野蕩漾陣陣鼓樂，不禁驚嘆：“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
都昌鼓書曾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創造過輝煌的精神業績，這種精神激發了人們極大的熱情，轉化成巨大的生產力，為建設祖國發揮了特殊作用。在數十萬人民改造山河的戰役中，鼓書就是號角，就是萬馬奔騰的揚鞭。電影《英雄兒女》中王芳的擊鼓催軍，似乎就是都昌的實景錄像。在鼓書的激勵下，民工挑土把小畚箕改用大板箕，撤大板箕換大谷籮，寒冬竟赤膊汗流……那種場面，令惰者毛骨悚然，無地自容！簡直不可思議，鼓書竟能演繹出如此波瀾壯闊的戰鬥詩篇！
獲得榮譽
近年來，縣文化部門對這一傳統藝術不斷進行挖掘、改造、發展，取得了一批優秀成果。一九八一年，藝技精湛的朱毛仔以創作書目《智取敵碉堡》和傳統書目《苦媳婦》，同師弟劉天保在“江西省曲藝會演”中雙獲創作表演一等獎；二００四年，縣文化館采漁鼓形式，以嶄新亮麗的面貌艷登舞台，一書《銀珠璀璨照水鄉》兩摘全市會演金皇冠，並獲七項嘉獎；二００六年，改編創作的《開拓進取江地人》獲全省會演一等獎；移植書目獲南京軍區會演優秀表演獎；二００七年，改編創作的《暢廉謠》在九江市文化遺產會演和系統會演中再評雙第一。都昌已有六個書目入選《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成為中華民族永久性文化資源。
我們緊信，都昌鼓書必將以其厚重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精神價值，作為我國民族文化遺產得以重視、保護、發揮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