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進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軍抗戰，他又兼任了十九軍野戰醫院院長，參加了崞縣、忻口、晉西西口保衛戰。 抗戰勝利後，1946年山西大學從陝西遷回太原，醫科改為醫學院，他也升為醫學院教授。 1949年太原解放，同年8月份，郭進才被任命為山西醫學院副院長，兼病理學教授。

1922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學習，在校期間備受經濟拮据困擾，以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負擔一個北京大學學生的學習費用談何容易。為此，他在校期間為省錢而住在山西會館，生活上更是省吃儉用，儘管如此家裡還是負債累累，這也更激勵了他奮發讀書的志向。1926年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學業。畢業後正逢蔣、閻、馮、張軍閥混戰時期，急需醫護人員，他以醫科大學畢業生的資歷受聘於太原一所後方醫院當了少校軍醫。
1927年又在兵站醫院當了院長。1930年任開封第一兵站醫院院長。1931年，調太原第五軍任中校軍醫主任。
1932年辭職，回忻縣，在縣城草市巷與其弟郭茂才及姻親崔新樓等人開辦了忻縣第一所西醫醫院——同仁醫院。院內設有病床10餘張，設內科、外科、兒科、婦科等科室，為忻縣西醫外科手術治療開了先河。
1936年，同仁醫院停辦，又應聘包頭第七十師任中校軍醫處長，後該師擴編為十九軍，他又續任十九軍少將軍醫處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軍抗戰，他又兼任了十九軍野戰醫院院長，參加了崞縣、忻口、晉西西口保衛戰。在崞縣、忻口戰役中，他親冒戰火之險，帶領醫護人員從火線上搶救出傷員600餘人，為此曾獲中央的抗戰獎章。
1937年—1939年，隨軍轉戰於晉西的永和、中陽、石樓等地與日寇周旋，不久又調任陝西韓城，第二戰區兵站總監部衛生處中將處長，後因與總監部總監劉某政見不合，遭其排擠陷害，並誣以貪污罪撤職查辦，後因查無實據而無罪開釋。此後他決心退出舊政權的軍政界，再不充當腐敗政權的犧牲品。
1944年5月開始了教書育人的生涯，在陝西宜川的山西大學醫學專科部擔任了教師。
抗戰勝利後，1946年山西大學從陝西遷回太原，醫科改為醫學院，他也升為醫學院教授。
1949年太原解放，同年8月份，郭進才被任命為山西醫學院副院長，兼病理學教授。從此他回到新中國醫療衛生隊伍的懷抱，並決心為人民衛生事業做貢獻。在全國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大潮中，他領導了醫學院的改擴建工程，新建了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在他擔任醫學院畢業生分配工作組組長的時候，他首先把自己的次子郭沱分配到內蒙古邊遠地區，保證了畢業分配工作的順利進行。
郭進才，在工作中或人際交往中從不貪財謀利，不以權謀私是他做人的準則。在兼任兵站醫院院長時，一次下基層檢查工作，發現傷員就地躺著，身下連蘆席都沒得鋪，就問管事人，對方說隊里暫時沒錢買，他就拿出50元現洋派人買了芒席，後來在向軍需部門報銷時對方竟不信他，還說：“你能拿自己的錢為傷員買蓆子，你哄誰呢”，他聽了就氣不打一處來，竟當著大家順手給了對方一個耳光，並說錢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污辱我的人格，事後同事們說：“郭院長這個耳光打的好，一耳光竟值五十大洋。”
在當醫學院長時，經他的手建起很多樓，他卻沒有為自己分一套，到退休時他仍住在三間舊平房裡，在老家也沒有象樣的住房。
樂於奉獻，濟困扶危是他的本色，在政協委員開會時，大會有時特供商品，供代表們選購，和他同院住的三輪車工人老王，求他代購燈芯絨8尺，儘管家裡子女們也很需要，但他還是滿足了老王的心愿，這樣的事差不多每年都有。
在退休回鄉後的三年中，他由於出身醫生，所以求其看病的人很多，他都來者不拒，並能熱情接待，為病人送醫送藥是常有的事，暫時看不好的病，也要給出出主意，看該怎樣調理和有什麼注意事項。
回鄉後，由於他的工資較高，在當時的農村，他稱得上是富有之人，所以鄉親們經常有人找他借錢，他是有求必應決不吝嗇，一生中他也不知借出去多少，有人還就收下，有人不還也不要。他為人謙恭，從不計較私人恩怨，辦事堅持原則，從不徇私舞弊。因此，他雖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軍政人員，在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做過各種檢查，但都沒有成為被整對象，沒有戴過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只抄過一次家，結果是以“四舊”為名拿走了一部《紅樓夢》。
1959年調任中華醫學會山西分會秘書長。在此期間他創辦了《山西醫學雜誌》，使當時山西醫學界的學術研究事業走在全國前列，他曾多次被選為山西省政協委員，省人大代表，他還是民主同盟山西醫學院支部的主任委員，1965年退休，1973年正月病逝於原籍北蘭台村，享年七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