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選陣》是我國古籍《管子》里記載的一篇文章，見於《管子》第六篇。
《管子》是一部記錄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跡的書籍。大約成書於戰國(前475～前221)時代至秦漢時期。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
管仲（公元前723年-約公元前645年） 漢族，名夷吾，字仲，又稱敬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 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
作品賞析
本文分為三部分。
選陣一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驅眾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
【譯文】
關於部隊作戰的時機，應該不失天時，不廢地利。軍事上數字的多少，其主要項目一定要根據計畫。所以，凡是攻戰的原則，都要求計畫必須先定於國內，然後再舉兵出境。計畫沒有事前確定於國內而竟舉兵出境，這是戰之自敗，攻之自毀的。因此，擺開陣勢還沒有確定打仗，包圍城邑還不能確定攻取，得了土地還不能確定據守，三種情況有一種，就是要被毀滅的。所以，事前不明了敵人的政治，不能進行戰爭；不明了敵人的軍情，不能約定戰爭；不明了敵人的將領，不先採取軍事行動；不明了敵人的士兵，不先擺列陣勢。只有保證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用兵的將帥擊不能用兵的將帥，以經過教練的士卒打擊臨時徵集的烏合之眾，才可以十戰十勝，百戰百勝。
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於官日，量蓄積，齊勇士，遍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
【譯文】
所以，戰事沒有準備，部隊又沒有主事的統帥，那就不可能預先掌握敵情；荒地沒有開發，農業又沒有專管的官吏，那就不可能積蓄糧草；官府沒有常規，工匠抱怨上級；武器就不會精良；朝廷沒有政令，賞罰很不分明，民眾就僥倖偷生。因此，先知敵情，才能夠所向無敵；積蓄糧草，才能夠久戰而不貧困；武器精良，打起仗來才能順利；賞罰嚴明，人們才不會僥倖偷生；而人們都不僥倖偷生，勇士也就努力了。所以，用兵這件事情，一定要詳審地理情況，掌握天時，計算軍需貯備，教練勇士，普遍掌握天下的情況，認真抓好戰機和運用策略。而這些也正是統帥的本職。
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就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回響，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譯文】
軍隊有像風雨一般的行進，就不怕路途遙遠；有像飛鳥一般的舉動，就不怕山河險阻；有像雷電一般的進攻，就所向無敵；’有像水旱一般的摧毀效果就能夠攻人之國，救人之城；有像金城一般的設防固守，就能夠安定宗廟，繁育人口；再有渾為一體的統一政治，就能夠發布號令，明定法制了。這是因為：風雨一般的行進，就是要作到快速；飛鳥一般的舉動，就是要作到輕捷；雷電一般的進攻，就是使敵兵不及布陣；水旱一般的摧毀效果，就是使敵方土地無收、耕種無獲；金城一般的據守，就是要收買敵人，派出間諜；渾為一體的政治，就是要禁止邪說和奢侈風俗。而軍隊不怕路途遙遠，就能夠威懾遠地的臣民。不怕山河之阻，就能夠征服依險固守的敵國。所向無故，就必然令行禁止。攻人之國，救人之邑，又不依靠盟國，就必然是軍隊指向哪裡，哪裡就得聽從。安定宗廟，繁育兒女，無人敢於傷害，然後就可以鞏固政權。立法定製，發號施令，無人不來回響，然後就可以治理人民和統一百姓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