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經）
指散逸的儒家經書。《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國小、《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 清 劉獻廷 《廣陽雜記》卷五：“然別書載 沅州 劉有年 ， 洪武 中為監察御史， 永樂 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
民國期刊《逸經》
《逸經》是1936年創刊於上海的一冊文史半月刊，由人間書室出版。簡又文任社長，謝興堯、陸丹林分別擔任主編。1937年出至第36期停刊。《發刊啟事》申明：該雜誌乃“超然的及純粹的文藝與史學的刊物，並無政治作用，亦無牟利企圖。”辟有史實、遊記、考古、人物誌、紀事、圖像、特寫等若干門，作者中匯聚了不少學養深厚的文史方面的里手，如俞平伯、譚其驤、劉成禺、徐氏兄弟（凌霄、一士）等，著實替刊物增色不少。《逸經》中的文章今古盡收，莊諧雜出，華而且實，務求言中有物，其趣味偏向於樸實古茂、沖澹雋永。正如林語堂在創刊號上發表的《與又文先生論<逸經>》中所建議的那樣，讀者在這裡可以讀到：以小品閒散筆調而作的傳記、不拘一格的隨筆和生動可讀的軼事、用閒談筆調寫出的時評及時事，確然於嚴謹板重之外別開生面。
由於幾位主持人均“喜談洪楊”，故此，刊物特別偏重搜輯太平天國的史料。謝興堯回憶說，他曾每天到徐家匯藏書樓抄錄鹹豐時代的外國報紙，還托友人遠赴英法德各圖書館博物館找資料。這樣，差不多每期都有關於洪楊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7月出版的《逸經》第33、34期，率先於“今代史料”欄目里，以連載形式發表了署名“幽谷”的《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詳細披露了紅軍長征的經歷及到達陝北的訊息，配以紅軍由江西瑞金出發，至陝西吳起鎮的長征路線圖，以及毛澤東身著紅軍軍裝照片等。紅軍長征勝利的始末大白於天下，它比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譯本出版（1938年）早了一年多。可以想見，這在當時的國統區是何等的驚世駭俗！
文前序言貌似執中，然其玄虛的辭藻可謂字斟句酌，耐人尋思：“余作是篇，因限於篇幅，不能詳盡，惟舉其犖犖大端，以存中國民族近代史跡一頁耳。余既非參與其役，又非列於追剿，何能言之鑿鑿，一若親歷其境者？蓋於雙力對峙之營壘中均有餘之友好，各以其所知盡述於余。余乃考其異同，辨其虛實，然後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記者記之，而成此篇。”為了略加掩飾作者明顯的傾向，於注釋中加入：“統計西竄行程為一萬八千零八十八里，號稱二萬五千里，是誇大之詞。”
該文作者“幽谷”，據考證，乃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董的一生極富傳奇性，他是上海青浦縣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1927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是中共早期地下鬥爭的代表人物。美國記者斯諾當年秘密進人陝甘寧邊區採訪，就是經由董參與安排的。
《逸經》雜誌還曾發表過溥儀的作品。溥儀那年15歲，他深受康熙、乾隆詩文的感染，一度在詩賦上饒有興趣。他曾模仿唐代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寫成一篇《三希堂偶銘》，投稿《逸經》後居然獲得發表。這對溥儀來說無疑是個很大的鼓勵。之後的兩年里，他又寫了不少詩作，以鄧炯麟的筆名狂熱地向各報章投稿，但是都泥牛入海，音信皆無。
《逸經》雜誌的創辦及辦刊宗旨
《逸經》雜誌，是文史性半月刊，由簡又文先生所創辦的，儘管是一種文學色彩很強的期刊，但因其刊登過不少有價值的史料文獻，故可以作為我們近、現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資料。就其刊名與內容，是刊《發刊啟事》認為,“漢六經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傳於民間,不在博士所習者,皆謂之逸。”也就是說,編者雖然辦的是文史刊物,卻自居於“民間”的非正統地位,刊布的是逸文野史。”其辦刊宗旨是：“乃在供給讀者以高尚雅潔而興趣濃厚,同時既可消閒復能益智的讀物,並擬供獻於研究史學及社會科學者以翔實可靠的參考資料,務期開卷有益,掩卷有味。”《逸經》雜誌一經刊行，以其特有的辦刊形式、豐富殷實的內容和濃郁的學術氣氛，很快就得到了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界的認同。行銷國內外，美國國會圖書館長期定購。
《逸經》的作者
作為一個文史學術期刊，《逸經》匯集了當時諸多優秀的文人學者，在“文”的方面有柳亞子、俞平伯、老舍、陳子展、周作人、胡懷琛、趙景深、許欽文等人，在“史”的方面，則約請了馮自由、王重民、徐一士、徐彬彬、謝國禎以及秋瑾的堂弟秋宗章等人。由此，也可窺見《逸經》的學術份量之重和傳播之廣了。簡又文，《逸經》雜誌的創辦者、社長，廣東新會人，號大華烈士，美國留學。三十年代初期任北平燕京大學教授，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國史最有成就者，著有《太平天國全史》、《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為近代史研究中的大作。
謝興堯，主編，著名藏書家、史學家。四川射洪人，193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先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河南大學等，精於太平天國史研究，亦善搜求史部古書，尤其是稿本。上世紀四十年代以《書林逸話》，名聲鵲起。曾參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的纂修，所寫提要皆為史部，而以自己五知書屋所藏稿本為特色。稿本《科布多屯田事例》提要即是其中之一篇。
陸丹林，號非素，三水人。1911年參加同盟會。民國初年客居上海，加入南社。先後任《大光報》、《中國時報》、《和平日報》主筆。參與主編《逸經》半月刊。著有《革命史譚》、《革命史話》、《當代人物誌》等。
有這些人物作為主筆，就決定了《逸經》的辦刊傾向及辦刊特色。
《逸經》的內容特色及史料價值
《逸經》辟有史實、遊記、書評、人物誌、秘聞、詩歌、考古、紀事、圖像、特寫、雜俎、小說等欄目。其所刊布的史學內容，雖大多偏重於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史實的介紹，但仍載有其他方面的史學研究的文章，有許多珍貴的歷史記錄，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獻資料。1、太平天國史研究方面，王重民先生1935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發現《資政新篇》等10種印書，均為此前國內所未知未見之書，遂一一攝影。後將《資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種印書分期刊發於《逸經》雜誌上，其餘則因抗戰爆發而暫時擱置。1948年，上述印書一併編入《廣東叢書》第三集，名為《太平天國官書十種》，次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全4冊）。至此，從海外陸續傳回國內刊布的印書已達36種，占太平天國原刊書籍的絕大部分。
簡又文重視西文資料，他完整翻譯了研究太平天國初期歷史的重要史料——洪仁軒自述、瑞典傳教士韓山文著《洪秀全之異夢和廣西叛亂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國起義記》等多種譯著，先後在《逸經》雜誌上發表。
羅爾綱先生髮掘了幾種很有價值的清方記載，諸如蕭盛遠《粵匪紀略》、儲枝芙《皖樵紀實》等。謝興堯除在故宮檔案中檢索史料外，還留心網羅舊聞，搜輯秘籍，並對之加以考證與注釋。這些成果，在《逸經》雜誌上都可以見到。
2、史學研究方面。有徐彬彬的《凌霄漢閣筆記》，葉恭綽的《諸葛武侯八陣圖》，柳亞子《我和言論界之因緣》，徐一士《清史稿與趙爾巽》等。
3、近代史料。《逸經》雜誌第33、34期發表幽谷的《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較為詳細的反映了紅軍長征的史實，是研究中共黨史、軍史的珍貴文獻。“紅軍”二字的公開出現，顯示了《逸經》主編的膽識,“幽谷”的文章還大膽地刊出了全身軍服的“毛澤東像”及“二萬五千里西引經過路線圖(由江西瑞金縣始至陝西吳起鎮終) ”, 另刊出圖片“紅軍在江西所發建設公債券”。這在國民黨政府文網森嚴的地區,引發了極大的反響，《逸經》葉因此承受了重大壓力,幸而當時邵力子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與簡又文、陸丹林熟諗，認為《逸經》發表此類文稿,意在留存史料,並非宣傳“赤化”,便以中宣部公函通知《逸經》編輯部,說是“此後發表文稿,務望審慎”,一場風波,始告平息。現在我們才知道“幽谷”即是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公開身份是上海聖教會牧師,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當年秘密進入陝甘寧邊區採訪, 就是經由董健吾安排協助進行的。正是由於董健吾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條件先期看到由毛澤東倡議並組織編寫的回憶錄性質的《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由於種種原因,《紅軍長征記》遲至1942 年11 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 印量很少) , 董健吾利用這些原稿改編成《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 署“幽谷”之名交給簡又文的《逸經》公開發表,使得紅軍長征勝利的全過程大白於天下, 深入於民心。儘管由於為了能夠通過當局的新聞檢查, 將“長征記”改為“西引記”, 而且在措詞語氣上進行了一番偽裝,《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仍舊起到了在國統區宣傳紅軍長征勝利的極不尋常的意義, 它比斯諾的中譯本《西行漫記》(1938 年在上海出版) 早了一年多的時間, 從版本學的角度論起,《逸經》雜誌的三十三期和三十四期無疑具有彌足珍貴的版本價值與革命文獻價值。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逸經》雜誌在第一時間發表，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唯一的版本，成為我們對後來轉載和篡改之文校正的依據，還發表了馮自由、馮玉祥、劉成禺等人的回憶錄、筆記等史料。如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本事注》，馮玉祥的《革命軍首都革命紀實》等。
4、人物傳記。有燕大趙紫衰寫的《當代教育家昊雷川先生》，有北大英文系主任，後任立法委員溫源寧撰寫、由倪受民譯的《胡適之傳》、《周作人傳》、《徐志摩傳》，二丈譯的《林語堂自傳》等。有徐一士寫的《榮祿與袁世凱》，王芸生(署名草人)寫的《袁世凱與甲午之役》。徐一士還寫有《談段棋瑞》、《談徐樹》、《談散原老人》。譚其驟寫的《從董鄂妃談到張衰》。還有瞿兌之的《讀史零拾》。以上這些傳記性的文章，都是有內容有價值的著作。
在30 年代的報刊出版極為豐富的時期，《逸經》作為比較有特色的一份刊物, 一經發行，便在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上海三大刊物之一。除了它辦刊特色之外，流布重要史料，恐怕是它深受歡迎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