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糧引起了全球性恐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糧食消費大國，需求正呈剛性增長；與此同時，也正遭受著耕地面積減少、自然災害、糧食生產比較效益下降等現實局限性。可是中國糧食供給和價格目前風平浪靜，溫家寶總理也底氣十足地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那么，溫總理的底氣是否可持續下去呢？這要取決於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可持續性。 糧食生產在中國農民心目中正出現越來越不重要的態度趨向，糧食生產在農業中也有越來越邊緣化的趨
農民願種糧勢。
八大因素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
第一
，種糧與種經濟作物相比，效益差距仍然較大。目前，糧食與棉花效益比為1∶5，與蔬菜效益比為1∶4，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農民一般都選擇種植經濟作物，而放棄單純的生產糧食。
第二
，糧農所需資金和組織資源匱乏。只種糧食，而不分享糧食產業鏈條中各個環節的收益，農民是很難持續生產糧食的。要想讓農民分享糧食產業各個環節的收益，不僅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還需要農民為主體的經濟組織。但現實卻是，農村正規金融服務逐年萎縮，農民互助合作發展非正規金融幾乎沒有空間；政府大力扶持私人企業壟斷糧食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將農民排斥在糧食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之外。2004年以前，稻穀價格和大米價格基本上控制在1：1.8以內，並且農村農民加工的稻米在中小城市和城鎮占有絕對市場份額。現在，稻穀價格和大米價格為1：2.3以上，大中城市、甚至小城鎮大米市場份額基本上被超大企業占有。這就是說，稻農在大米產業中分享收益的比例在急劇下降。這個副作用會逐步表現出來。
第三
，生產資料漲價始終快於糧食漲價。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糧食價格總體上漲了4倍，但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了10倍
農民願種糧以上。90年代中期一度出現種糧虧本的局面，引發糧農大量撂荒，並導致糧食產量由1998年的5.13億噸下降到2003年的4.3億噸。2002年以來的各年，糧食價格上漲與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也基本同步，並帶來了連續4年的糧食增長。去冬今春以來，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大大高於糧食價格上漲的幅度，這會再次引發糧農撂荒或改種非糧食作物。如果不果斷扭轉這個趨勢，勢必造成糧食產量再次進入下降軌道。
第四
，農村勞動力價格快速上漲。4年前，中西部地區農村的工價不超過20元/天，今年則達到了60元/天。由於農村短工(壯勞力)價格高於城市，很多種植雙季稻的地區，不得不改為單季稻，或選擇不用壯勞力即可種植(養殖)的農業項目，從而被迫放棄糧食生產。農村已出現了主要勞動力搞副業、次要勞動力搞主業和主業副業化現象。糧食生產在農民心目中有越來越不重要的態度趨向，糧食生產在農業中有越來越邊緣化的趨勢。
第五
，糧食保護價難起到保護農民的作用。雖然最近國際市場大米價格已經上漲了200%，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了30%多，但國家今年出台的糧食保護價只比去年上漲了9%-10%。更大的問題還在於，保護價政策實際並不保護農民。我們看看政府“保護價收購—儲備—銷售”體系“釣動”農民生產糧食的過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會在春耕時節拋售庫存的糧食，控制市場上的糧價回落(儘管國際糧價在大幅上漲)；與此同時，政府會推出比上年稍為高的保護價，以“釣動”農民生產糧食積極性。當千家萬戶的小農圍繞政府的“魔棒”生產出糧食後，由於政府事先規定了“保護價”——影子價格，市場上的非國營收購主體也會心照不宣地搭“保護價便車”——圍繞保護價格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即使國際市場上的同期糧食價格在大幅上漲，也對國內糧食收購價格不構成太大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政府和糧商將農民手中的糧食基本收購完畢後，糧食及其加工品會漲價一段時間，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拋售糧食，並出台新一年的保護價。在這樣一個循環過程中，分散的小農是很難享受糧食漲價好處的。在有些年份，會出現市場價格低於保護價的情況，但糧食收購企業就開始聯合壓級壓價，短斤少兩，甚至打白條。這樣的事情曾經多年出現過。
第六
，農田水利服務和農業技術服務體系的功能嚴重衰退。1949年以來，我國的糧食產量由1.13億噸增長到5億多噸，除1980—1984年外，支撐糧食持續增產的主要原因是完備的農田水利設施和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但最近十多年，農田水利和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不被重視，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功能在嚴重退化之中。
第七
，土地承包30年不變的制度，實際制約了土地流轉和種糧能手積極性的發揮。除東北等極少數農村外，我國農戶占有的責任田幾乎都是“8畝9塊”的狀態，隨著《承包法》30年不變的規定生效，不是更便利承包地整合和流轉了，而是更難了。假如張家要出去打工，想將自家分散在不同地方的9塊地全部轉包出去，這幾乎是無法操作到位的。所以，只能選擇“離鄉不離農”——打工和種地兼顧。有種地經驗的農民，雖然規模種植的願望強烈，但很難接收到成片流轉的土地。這種狀況嚴重製約了土地生產潛力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掘。
第八
，政府壟斷土地非農用權利，不利於調動農民保護土地和造地的積極性。土地的自然供給是固定的，但農民是可以通過土地整治和地力培養而增加土地經濟供給的。我國1949—1981年，糧食產量由1.13億噸增長到3.04億噸，一直是糧食淨出口國，主要靠農民增加土地經濟供給實現。
我國改善土地經濟供給的潛力還很大。例如，我國村莊占地3－4億畝，如果農民整理村莊節約出的非農地可以直接在市場上交易，至少可以激活2億畝存量土地；此外，我國的荒地、沙地、鹽鹼地、灘涂地面積還很大，只要政府放棄依靠權力獲得獨占地租的做法，我國不僅可以守住18億畝耕地，而且還可以增加耕地和儲備數以千萬計的非農用地。如果政府不想方設法調動農民增加土地經濟供給的積極性，我國的18畝紅線是守不住的，死守可能還會嚴重製約經濟社會的總體發展。
如何破局
這次由生物能源帶來的全球糧食危機，是美國主導的，對美國是長期利好，對世界多數國家則是長期利空。所以，這次糧食危機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糧荒，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面對全球性可能持久的糧食危機，我國有許多不利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因素存在，政府必須要清醒面對，低代價的糧食安全時代可能一去不返了，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有含金量的激勵政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絕不可以僥倖而糊弄農民。筆者在此提出幾條建議——
第一，提高糧食保護價。今年糧食保護價只比去年上漲9%－10%，而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格上漲幅度都超過30%，這樣的保護價不僅不能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相反是一個打擊。政府必須加快重新調整保護價，最低標準是保證種糧比較效益不下降，以激勵農民在下個生產季節擴大糧食生產面積和複種指數。
農民願種糧第二，遵循經濟規律，提高市場糧價。近期，國際大米等糧食價格上漲了200%多，而國內同產品價格卻基本穩定，這是巨觀調控和“價格管制”的結果。短期看，這有利於改善CPI(消費品價格指數)狀況，對當下經濟基本面的改善有利；但長期看，這種違背經濟規律的做法必然會產生不良後果，會導致農民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受挫、糧食產量的回落，會為下年的糧食價格暴漲埋下隱患，必然會引發下一輪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
第三，控制和降低糧食生產成本。國家要採取金融、財政、稅收等綜合性措施，控制和穩定生產資料價格，嚴厲打擊壟斷性漲價。同時，加大糧食生產的財政補貼力度和金融支農力度。
第四，加大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支持的力度。雖然最近幾年國家對三農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強，但還沒有趕上我國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加上三農投入的基礎低，按照比例增加對三農投入，是不夠的。應該有超常規的做法，筆者認為至少要在今年5000億噸左右的水平上，明年增加到10000億噸以上，此後再以10000億噸為基數和財政收入同比例增長。財政對三農支出的增長，要特別注重商品糧基地建設。
第五，推廣大午集團糧食銀行模式，增加糧農收益。大午集團周邊的農民，在糧食收穫以後，可以將糧食存入大午集團的糧食銀行，當糧食價格下降到存入時的價格以下時，大午集團按照糧食存入時的價格和農民結算，並支付利息；如果糧食價格一路上漲，大午集團按照當時市價結算，並支付利息。農民可以用糧食在大午集團換飼料、肥料和食品，享受出廠價待遇。大午集團糧食銀行模式，國有糧食企業應該學習，政府扶持的龍頭企業都應該學習，農民的合作互助組織也應該學習，這對保護糧農作用非常明顯。
第六，完善土地制度，調動農民保護土地和造地積極性。一方面，政府要放棄土地市場的壟斷權，準許農民造地和村莊整合節約的土地直接進入土地市場；廢除現在的征地制度，準許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農轉非”(政府無償獲得50%，用於公益事業)、並保持土地所有者身份，讓農民獲得土地“財產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土地銀行，準許農民用土地所有權在土地銀行抵押貸款，農民集體和合作組織以所有權抵押獲得的貸款作為本金，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準許農民家庭用土地承包權在土地信用合作社抵押貸款。這樣可以一舉多得，既可以增加土地經濟，增加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又可以解決制約農村發展的資金瓶頸，促進經濟發展；還可以增強農民的組織功能，保護農民權益。
今年以來，國際糧食市場價格一路飆升，但國內糧價穩定，生產資料價格卻大漲。南方各省早稻面積進一步萎縮，這是一個不祥的信號！政府應該迅速做出反應，短期措施要出手，長期政策都要出台。
農民願種糧，總理才不慌！
國民共同富裕難得的歷史
中國三年前的外匯儲備大約1萬億美元，可以購買200億桶石油；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是1.65萬億美元，卻只能購買130億桶石油。進口鐵礦石價格連年暴漲，中國鋼鐵企業似乎已經被迫淪為國際鐵礦石巨頭的“農民工”了。這或許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年，而絕大多數國民還很窮，且福利增長極其緩慢的原因之一吧。前幾天，一位來訪的日本朋友這樣問我們：你們（中國）經濟是否已經淪為“蠟燭經濟”（意為“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了。雖然說“蠟燭經濟”言過了，但細細想來還是有幾分像的。
近期國際糧食價格大幅飆升，國際糧食價格已經三倍於國內了，這對我國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將外向依附型“蠟燭經濟”轉變為以滿足國內需求為主的“內需型”經濟，或許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要講明國際糧價飆升與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的邏輯關係，還得從上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說起。
80年代經濟發展的啟示
上世紀80年代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一不靠外資，二不靠中央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取得的，並且是全民分享增長成果的發展。為什麼80年代在“二不靠”的情況下能夠取得高速增長、併兼顧共同富裕呢？
眾所周知，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開放是從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開始的。這項改革，實際上是給了農民家庭有限的土地私權，由大一統計畫生產和計畫分配製度變成了“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部是自己的”半計畫生產和大包乾分配製度，激發出了農民勞動積極性，由此生產了每畝增產200－300斤的增量。農民手中有了大量的剩餘產品，必然派生出市場交換；農民手中有了錢，農民就要消費或投資。由於需求旺盛而物質供應短缺，農民手中的錢主要進入投資——辦鄉鎮企業和社隊企業（也有戴紅帽子的私人作坊），這就有了鄉鎮企業半壁河山。
隨著鄉鎮和社隊企業的發展，農村工業品和多種經營產品逐步進入城市，搶占國有企業和商業的市場份額，這就有了國有企業改革，全國性的經營體制改革和流通體制改革。由於農村經濟的大發展，農民需求旺盛，也為城市經濟
農民願種糧和國有企業發展改革創造了條件。
80年代初期的農業家庭承包產生的巨大增量，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由此（內生增量和內需）推動和拉動了整箇中國的全面改革和開放。不僅農民是改革的受益者，工人和城市居民也普遍受益，政府財政狀況也大大好轉。80年代是個人富裕和共同富裕兼容的時代，也是城鄉社會事業良性發展的時代。
但在1988年之後，種糧比較效益下降，加上國家逐步壓縮中西部農民的土地非農用權益，銀行也隨著農民地權的萎縮而退出農村，中西部農村逐步由興旺走向凋敝，加速了鄉鎮企業和社隊集體企業的破產。鄉鎮和社隊企業的破產又加劇了鄉鎮和村社的財政困難，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由此進一步導致農民需求萎縮和農村經濟凋敝加劇，形成了農村發展的惡性循環。中西部農村發展的惡性循環，趕上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推波助瀾，使原本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快速轉變成了外向型經濟。由於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經驗不足，對外貿易極不平等和對等，隨著外向度越來越高，中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外向依附型的“蠟燭經濟”軌道。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對外向依附型“蠟燭經濟”反思的結果。雖然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好幾年了，“蠟燭經濟”也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是因為經濟轉軌是要條件或機會的，國際糧價飆升或許是一次大機會。
，再給農村一個增量
以稻穀價格為例，國際價格大約為5元人民幣/公斤，我國國內保護價為1.6元人民幣/公斤，市場價不超過1.8元人民幣/公斤。如果政府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讓原糧價格達到3.5－4元人民幣/公斤，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可以增加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上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創造的增量大了40倍，這無疑會推動農村新一輪經濟大發展和需求升級，不僅為再翻兩番奠定基礎，更重要的是有利於我國由外需拉動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讓經濟發展的目的回歸“滿足本國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本位，結束長達20多年的“蠟燭經濟”——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80年代農村經濟增量和農民需求升級，推動和拉動了整箇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為國有企業發展與改革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如果這個結論成立的話，此次提高糧食價格，增加農民收入，由此推動和拉動中國經濟整體發展和轉型的構想應該是符合邏輯的。
過度壓低國內糧價後果很嚴重
這次糧食價格上漲和歷次都不一樣，是石油價格站穩110美元/桶，生物能源產業問世，導致糧食需求巨量增長的結果。因此，糧食價格高位運行具有長期性。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生產資料的漲價是必然的，勞動力漲價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過度壓低國內糧食價格，將導致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受挫和邊境地區的糧食走私，如果糧食減產和走私倒逼國內糧食價格與國際接軌，後果是不堪構想的。如果是主動提高國內糧食價格，鼓勵農民積極生產糧食，一方面，不僅可以獲得寶貴的“糧食武器”，獲得國際貿易的主導權，而且可以分享國際糧食價格飆升的好處；另一方面，既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又可以促進我國經濟轉型——奪回經濟自主權，步入良性發展軌道。我國近20年糧食生產的經驗表明，農民種糧比較效益每提高10％，糧食產量大約會增長3％。假如糧食價格提高一倍，即使生產資料價格同步上漲一倍，我國的糧食產量也會在3年後增長30％，達到6.5億噸。屆時我國將成為世界第一糧食出口大國，在全球性糧荒時代，龐大的糧食出口能力，對任何一個國家都具有非凡戰略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