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紀初年的農民運動為後來的中國農村貢獻了兩個模式，和一種政權結構，一個是運動模式，一個是戰爭（軍事）模式，再加上一個由最貧苦的農民主宰並接受知識分子指導的鄉村政權，它們在以後的歲月里起了巨大的作用。農民問題是是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中國農民問題包括兩個互相聯繫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
毛澤東一生高度重視農民問題。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通過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政治革命，解放農民；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農民共同富裕。毛澤東在解決中國農民問題方面,既經歷了巨大的成功，也走過了曲折的彎路。正是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國農民才永遠地站起來，開始堂堂正正地做人，並邁開了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大步。
總結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農民問題出路上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今天解決“三農”問題,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農民問題仍然是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頭等難題。毛澤東一生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對我們今天解決農民問題具有極大的借鑑價值和歷史啟示。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失誤，就漠視甚至否定毛澤東對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艱辛探索。從歷史長河來看，毛澤東探索中國農民問題的經驗和教訓，都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正確對待的寶貴的歷史財富。
毛澤東為我們今天根本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啟示。
土地革命，解放農民
作為一個來自農民家庭又熟悉農民的進步知識分子，毛澤東很早就對中國農民問題予以關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號召農民聯合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說：“種田的諸君！田主怎樣待遇我們？租稅是重還是輕？我們的房子適不適？肚子飽不飽？田不少嗎？村里沒有沒田作的人嗎？這許多問題，我們應該時時去求解答。應該和我們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彰明較著的去求解答。”
毛澤東真正投入精力去從事農民運動，是1925年回鄉養病組織韶山農民運動。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推動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明確指出，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
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在編輯《農民問題叢刊》第1輯出版時，寫了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在這篇文章他首先就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因為“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因此，他號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麼，問他們要些什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大革命後期，毛澤東為了答覆當時黨內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從1927年1月4日開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個報告裡。毛澤東回擊了當時對農民運動的責難，讚揚農民運動“好得很”，還指出貧農“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到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頁。]他還明確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問題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同時還“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1936年，他在延安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1947年，毛澤東總結革命實踐經驗，指出：“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社會主義，共同富裕
獲得翻身解放只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第一步，為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來的中國農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又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開始解決共同富裕問題。
毛澤東是通過實現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來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在生產關係方面，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集體化，從制度上保證農民共同致富；在生產力方面，通過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農村工業化，推進農村現代化，為實現農民共同富裕創造牢固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毛澤東認為農村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早在1943年他就認為，在中國的農村中，“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一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
在新中國成立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又明確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指出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是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唯一途徑。“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
“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手裡，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我國過渡時期中將長期地存在，但是，由於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已經擺脫了前一條道路，走上後一條道路。今後的任務是要盡力鞏固合作化制度，同時繼續反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毛澤東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農村社會主義制度，一方面反對各種資本主義道路傾向。
歷史意義
雖然在毛澤東生前沒有實現中國農民共同富裕，但他建立了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為今天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對於農村公社制度，也不能採取簡單否定態度。雖然這個制度存在著壓抑農民積極性的不足，存在著平均主義的弊端，但人民公社體制運行了二十多年，保證了國家工業化的進行，極大地推動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基本上解決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吃飯問題，培育了中國農民的團隊精神意識，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探索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巨大嘗試；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礎，使我國在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避免了兩極分化，城市也沒有出現貧民窟。
毛澤東建國後探索農民共同富裕出路的實踐啟示後人，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一定要適應農村生產力的水平；一定要尊重農民的意願，實現農民的利益，維護農民的權利；中國農村必須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堅持共同致富道路。
農民問題仍然是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頭等難題。毛澤東一生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對我們今天解決農民問題具有極大的借鑑價值和歷史啟示。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失誤，就漠視甚至否定毛澤東對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艱辛探索。從歷史長河來看，毛澤東探索中國農民問題的經驗和教訓，都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正確對待的寶貴的歷史財富。毛澤東為我們今天根本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