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根源問題
再次回到深圳的徐志輝發現，當年他引以為傲的高樓大廈，現在成了卡在喉嚨的骨頭。徐志輝從家鄉湖南省耒陽市導子鄉到深圳打工當風鑽工，闖蕩幾年掙了錢。然而，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卻讓他得上了塵肺病。2003年，他開始咳嗽，治好後沒過多久，咳嗽和發燒並發，再後來，連上樓梯都費力。 塵肺病成了和徐志輝一樣曾在深圳乾風鑽工的百餘名同鄉共同的噩夢。近4個月來，徐志輝和幾個老鄉為了討說法申請賠償，在深圳四處奔走。
天天加滿班，一個月掙了1萬元 徐術忠今年35歲，正該身強力壯的他，胳膊和腿細得離譜兒。幾年前他的體重還有60公斤，現在只有30多公斤。用“骨瘦如柴”這4個字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住進深圳市職業病醫院後，徐術忠的病床邊就放了一個超大的氧氣瓶，晝夜供氧。實在吸累了，徐術忠就趴在枕頭上休息，但不一會兒，他的肺部就會傳出濃重的呼氣聲，頭重得抬不起來。 和他同一個病室的徐瑞乃的情況更不樂觀。徐瑞乃43歲，呼吸很痛苦，像哮喘發作一樣難受。 在徐瑞乃的胸片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兩個肺布滿了白色的點，密集成一張網。以後，這些點會聚集成一塊塊硬的疤痕，他的肺會像石頭一樣硬。 1990年，徐瑞乃跟著弟弟徐瑞寶從老家導子鄉雙喜村到深圳當風鑽工。當年，500元對於湖南農村的人家還是一筆巨款，但在深圳，在工地上乾一天的風鑽工，就可以得到這筆錢。
他們幹的活兒，就是在深達幾十米的花崗岩地下層面，用鑽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樁孔，用來灌注水泥打地基。
徐瑞乃兄弟倆開始是兩個人一起打一個洞。在井下開工時，瀰漫的塵土經常遮擋住視線，兄弟倆基本靠默契作業。後來改良了生產方式，他們才變成單獨作業，但塵土瀰漫的工作環境依然沒變。
高收入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風鑽工是按照工作的土石方數量發工錢的，一般1個人一天能幹10立方米，1個月滿打滿算能加48個小時的班。有的人為了多掙錢，加到50個小時的班。徐瑞寶現在還記得，有一個月他天天加滿班，一個月就掙了1萬元。
不是有特別好的親戚朋友，他們一般還不會介紹這種“好工作”。也就是以這種帶親戚帶朋友的方式，從那時開始，導子鄉村民陸陸續續來深圳當風鑽工。僅徐瑞寶知道的就有200多人。“深圳的風鑽工市場是被耒陽壟斷的”。 “如果知道幹這個活兒有這么大的風險，說什麼也不能幹了” 幹了多年風鑽工後，徐瑞乃的病在2000年顯露。 “咳嗽，發燒，連上樓梯都費力。不能聞油煙味，連空調發出的氣味都不敢聞，我哥後來每走三步路就要停下來喘喘氣。”徐瑞寶說。 只幹了4年風鑽工的徐術忠，2000年結束打工生活回家結婚，2001年就開始患病，今年，他的兒子才兩歲。 徐志輝說：“如果知道幹這個活兒有這么大的風險，說什麼也不能幹了。可當時並不知道，而且覺得這病比起那些在流水線上打工造成的斷手斷指要好多了。” 收入高讓大家忽略了看不到的風險，徐志輝說：“我們唯一的防護是戴防塵口罩，口罩戴爛了才換，一般最少戴一個月。有的口罩爛了，粘起來還繼續用。”
徐志輝開始以為自己得了“肺結核”，到處求醫問藥，仍不見好轉。 就在徐志輝發病後的第二年，他見證了同鄉徐一龍的死亡。
2004年11月7日，四處求醫不得的徐一龍在地上滾了3個多小時，掐住自己的脖子，放開，又掐住，再放開，最後窒息而死。 徐志輝想起，當年和他一起闖深圳的徐龍古也是這樣去世的。“從2000年算起，僅導子鄉一個地方，就有10多人這樣離世了。”徐志輝說。
百餘名風鑽農民工到深圳討說法
今年4月，徐志輝聽說徐瑞寶找到以前做事的爆破公司討回了看病的第一期費用10萬元，他也想找自己所在的爆破公司要說法。但得到的答覆是，當年他已拿了工資，追討補償一事不在討論範圍。爆破公司根本不認賬。 訊息不斷傳到耒陽，從5月開始，湖南耒陽的百餘名風鑽民工陸續來到深圳討說法。徐志輝的幾個老鄉也隨他一起到深圳。他們前前後後跑了華西、恆坤、和利等幾家曾經工作過的爆破公司，但公司並不認可他們的勞動關係。如果勞動關係不被認定，就無法對該病是不是職業病做出最終鑑定。
從那時到現在，從耒陽到深圳，他們前後跑了5趟。第一次是做職業病鑑定。之後又來復檢，復檢後拿結果又去了一趟。為了討說法，徐志輝乾脆在深圳找了一家叫二楊馬店的十元店里住下，開始維權。 到今年6月初，徐志輝的耒陽老鄉共有170餘人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了檢查。正當他們6月12日去醫院要結果時，被告知，6月1日前檢查的結果都出來了，6月15日可取。然而,15日前,他們就被家鄉的人告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已經將一份體檢結果名單傳真到了鄉政府。 徐瑞寶交給記者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陽籍勞務工健康檢查資料匯總》，“這裡包括150名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過檢查的耒陽籍民工，其中大部分是導子鄉村民”。 記者翻看這些資料計算後得知，他們都患有塵肺病，其中有10人是Ⅲ期帶一個加號，23人是Ⅲ期，13人是Ⅱ期帶一個加號，9人是Ⅱ期，其餘的是Ⅰ期。
徐志輝告訴記者，粉塵造成的塵肺病的病理改變是一種纖維化的改變。每隔數年病情還要升級，合併感染，最後患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亡。
記者帶著這份名單前往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採訪，該院綜合業務科主任羅孝文說，塵肺病的發病率在我國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職業病，而且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就好像皮膚上有一塊疤痕，你想把疤痕徹底去乾淨是不可能的”。
健康檢查的結果是否就是鑑定結果？徐志輝說，當時這些農民工希望醫院出具職業病鑑定結果，但醫院解釋說，鑑定職業病需要出具勞務關係證明才能進行。對於那份傳到導子鄉政府的名單，醫院並不承認是他們傳真的。
徐志輝說，現在他們一邊去職業病醫院繼續尋求鑑定結果，一邊與爆破公司協商，同時，開始與深圳市政府交涉，希望政府能向爆破公司施壓以利於解決問題。
職業病維權難在鑑定難在制度
徐志輝見到記者後反覆說的一句話就是，職業病維權，最難的是鑑定。徐志輝本人因為有高中學歷，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他早已拿到了由深圳市公安局頒發的爆破員作業證。但他說，像他這樣拿到這個證件的同鄉很少，他們這100多個人中，只有6人有這樣的證件。也就是這個證件，成了徐志輝維權的唯一憑證。
羅孝文告訴記者，塵肺病的職業病鑑定是一項系統工程，首先要求醫生和醫院有資質，在此基礎上，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做出鑑定。患者必須出示由用工單位開具的證明材料，證明患者和用工單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才能最終被確定為職業病。
羅孝文說，國家明確規定，職業病是企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的勞動者在職業經歷中，因接觸粉塵、有害物質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職業病的形成，環境、人、職業三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羅孝文翻開一大摞專業書籍告訴記者，職業健康監護技術規範規定，接觸矽塵工齡10年以下，要隨訪15年；接觸超過15年的，隨訪21年；接觸3年以下的，且接觸濃度達到國家衛生標準的才可以不隨訪。
一位參與維權工作的政府人員透露，鑑定難，難在制度。這批風鑽工普遍都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來到深圳打工的，當時的勞動制度並不完善，很多人來打工都沒有簽訂勞動契約，在工地上幹了活兒拿了錢就走人了。
事隔多年，要找到當年的勞動依據確實非常困難。如今，為了維權，風鑽工們把能證明自己曾經在深圳工作的物件都拿出來了。比如已經去世的徐龍古，其妻在家裡的碗櫃中找到一張工作證，以此證明他曾在深圳做過風鑽工。而更多的人翻箱倒櫃也找不出當年在深圳工作的物證。
徐志輝說，後來的維權結果是，哪怕能找到一張暫住證、工地出入證、工資單或者是飯卡都可以，但一來農民沒有法律意識，從沒有刻意留下這些生活記錄；二來湖南的風土習俗是病者死亡後會燒掉遺物；三來，很多民工都抱有“既然已經不在深圳打工了，就把東西全部都燒掉”的態度。 但徐志輝堅持認為，即使沒有這些證據，只要查出有塵肺病，這留存在身體內的病痛，為什麼就不能做證據呢？
深圳承諾將通過綠色通道特事特辦
維權之始，有關協調會認定，有勞動關係的耒陽風鑽民工僅寥寥數人。有爆破證的民工被認定有勞動關係，而蓋有公章的工作卡卻不能證明有勞動關係。
但據徐志輝透露：“深圳市政府的態度是積極的，這一點我們表示認可。”深圳協調處理小組負責人不久後告知他，在賠償方面，他們已與相關爆破公司進行了聯繫。對於不能確定勞動關係的情況，深圳市政府表示“將出於人文關懷，給予一定補償”。“但至於如何補償，補償多少，還有一個過程”。
7月30日下午，在深圳市市民中心，深圳市委政法委副書記翟忠泰對徐志輝等人承諾：“只要塵肺病患者能夠提供有關部分證據，深圳市勞動部門將通過綠色通道特事特辦，都予以確認勞動關係。” 徐志輝算了算，至少有17人被確認了勞動關係，另有14人可以提供相關依據，剩下更多的人，幾乎沒有採集到證據，他們又要返回遙遠的故鄉，從家中尋找希望。
就在本報截稿前，徐志輝接到深圳市政府對耒陽籍農民工塵肺病患者的處置方案：對於有勞務關係的按法律程式申請勞動仲裁；最終確認不了勞務關係的按Ⅰ期塵肺病和死亡人員每人7萬元、Ⅱ期塵肺病每人10萬元、Ⅲ期塵肺病每人13萬元的標準，一次性支付給患病農民工及死亡農民工家屬。
徐志輝說，在外人看來，他們目前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願望只是希望能在活著的時候拿到一點補償，去償還多年來治病所欠下的巨債。
現在他會經常告誡自己和別人的孩子：“你們還年輕，不要去幹這個活兒，不要去走父輩的老路。”
中青報評論
:職業病鑑定何時不再“特事特辦”
農民工討薪難究竟難在何處
年終將至，全國各地政府部門和新聞媒體（新聞網站），為了幫助農民工兄弟們順利拿到自己的“血汗錢”，都先後開通了法律援熱線和投訴專欄，這些是否真正解決了農民工兄弟們的討薪難？不會再出現農民工兄弟們的工資不會被拖欠現象？帶著這個問題，筆者採訪了部分農民工兄弟。
小李和小劉是一群來自河南固始縣某鄉的農民工，2012年春節後，和十幾老鄉一塊從老家來到河南平頂山某建築工地從事模板工和小工，眼看快到年終了，除了平時包工頭（承包工程老闆）借給他們生活費和零花錢外，工資說等到年底工程完工一塊結算，可是等到工程幹完找老闆結算工資時，老闆卻不見了，打手機也不接。巧合的是，這個包工頭和筆者比較熟悉，筆者接到農民們的求助後，及時聯繫到了這個包工頭，農民工們順利拿到工資。
我們是一群信陽商城、光山縣、新縣等地農民工，2011年10月，我們進入河南商丘市柘城縣工業園區由河南某建築公司承建的雅貝麗項目部工地幹活，乾的是鋼筋、木工、混凝土工等，現在主體封頂了，但雅貝麗服裝產業園老闆邵XX就是不付工資。
令我們農民工們不敢相信的是，2012年8月，時值開學前期，為解決子女學費問題，我們數十名農民工到建築公司討要“血汗錢”時，不但沒要到一分錢工資，反而遭到董事長邵XX親自帶領一群打手的暴打和辱罵。邵XX的猖狂令我們農民工們發指。
我們這些農民工常常吃饅頭、鹹菜度日，衣不遮體。而邵XX呢？林肯、房車、賓士、寶馬、奧迪等幾十萬和上百萬元的豪車。邵XX拖欠我們農民工“血汗錢”不給，卻養殖名犬，甩手花上百萬元辦明星演唱會……
12月29日下午，筆者電話聯繫在網上實名舉報人，電話舉報人告訴筆者：我是信陽商城縣的，姓劉（音），我們是乾勞務的，在這個工地幹活的除了我們信陽人外，還有商丘當地的農民工，總共一百多人，為了討回我們應該得到的工資，我們先後找過當地信訪、城建和勞動等部門，結果呢？都不了了之，最後，我們在迫不得已情況下，在網上實名發帖舉報，目的是希望引起新聞媒體和上級政府部門關注。
春節將至，怎樣才能保證農民工們按時和足額拿到工資？政府有什麼應對措施，這一“痼疾”的根源又在哪裡，怎么才能徹底解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邱小平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
邱小平認為，根據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對用人單位拖欠工資的行為，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逾期不支付的，責令用人單位按照應付金額50%以上1倍以下的標準計算，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顯然，如此低廉的違法成本難以有效震懾欠薪的企業。
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最重要的是加強立法，儘快制訂、出台工資支付保障條例，進一步明確工資必須由直接用人的單位按月支付以及工資保證金等支付保障措施。
同時，加大執法和懲處力度，儘快出台“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具體解釋，並將“兩金三制”從更高的層面加以確立和完善。此外，還應著力加強地方政府的監管責任和勞動監察、勞動仲裁力量。
筆者認為，造成農民工討薪難最主要問題是，當地政府主要官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要我們地方政府官員真正站起來，為弱勢群體農民工撐起強硬的“保護傘”，農民工兄弟們還會存在討薪難嗎？我們某些政府部門領導，不但不支持弱勢群體農民工，而背後卻充當欠薪企業和個人老闆的“保護傘”，為什麼？商人和某些官員背後存在著不告人的秘密和利益鏈條。
農民工討薪難，究竟難在哪裡？官商勾結才是導致農民工們討薪難的真正罪魁禍首。這個罪魁禍首不徹底剷除掉，農民工永遠存在討薪難。（吳賢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