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作 者： 洪名勇 著
內容簡介
習俗元制度作為一種自發的內在制度安排，不僅存在於“習俗經濟”之中，而且廣泛存在於現代市場經濟中。人類經濟行為不僅受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支配著，而且還受到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即習俗的調節。人們生活在習俗的世界裡，尤其是農村居民更是如此。農地習俗一般是在人們相互博弈中形成的，得到社區絕大多數人的認可，常常是社區內相關當事人自我實施的。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制度實施是極為重要的，有制度不實施往往比沒有制度更糟糕。基於此，通過對蘊藏馬克思、康芒斯、穆勒、馬歇爾等人經典著作的農地習俗元制度思想進行梳理以及查閱其他相關文獻、實地調查以及博弈分析等多種方法，本書在對習俗元制度這隻“看不見的手”作用原理、演化機制進行探討基礎上，對農地習俗元制度及其實施機制進行了研究。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結論如下：
第一，市場的有效運行不僅只有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而且習俗元制度作為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對人們的選擇及其他經濟行為具有極為重要的調節作用。習俗元制度具有相對穩定性、廣泛的民眾性和外在的強制性、默認性、可塑性，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習俗元制度的演化機制至少有遺傳機制（複製機制）、變異機制（新奇創生機制）、選擇機制和適用性學習機制。文化與習俗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習俗元制度本身承載和保持著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為習俗元制度等制度的“精神性”，又成為習俗元制度遺傳，演化和變遷中的連續性的“基因”。“文化擬子”是理解文化濡化機制和文化播化機制的關鍵，習俗元制度的演化也是以“擬子”為基礎，通過濡化機制和播化機制進行的。
第二，對蘊藏馬克思、康芒斯、穆勒、馬歇爾等人經典著作中的農地產權習俗起源理論、農地流轉習俗、農地繼承習俗、農地習俗元制度對租賃制度、農地價格等思想進行梳理，馬克思的農地習俗元制度理論對於今天我們研究農地習俗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同時對日耳曼、法國以及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的農地習俗元制度進行了考察。
第三，農地習俗元制度是最基本的農地制度分析單位，同時也是最為古老、存在時間最長的農地制度，以其反映農地產權規則、自我實施契約、第三方實施以及組織規則等農地制度的某些重要方面，包括農地面積計量習俗、農地產權習俗、農地流轉習俗等等。農地習俗元制度對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中的農地產權制度均具有重要影響。由於我國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文化、民族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導致了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第四，農地習俗產權元制度是極為重要的農地習俗元制度安排。權利或者產權與習俗之間具有較為緊密的聯繫，習俗不僅是產權的來源，而且產權本身就是習俗進一步演進的結果，或者說產權是習俗的制度化。馬克思在《資本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經典著作中也對文明社會之前的產權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形成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習俗產權的有關理論。農地習俗產權的起源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博弈模型來得到說明，該模型表明在沒有第三方設計的條件下，我們如何在土地資源稀缺的情況下自組織成一種互惠互利的習俗元產權制度。同時，經驗研究的結果不僅對這一理論模型提供了某種程度的支持，而且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農地習俗產權元制度的起源。
第五，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實施機制主要包括自我實施機制和第三方參與下的實施機制兩種，而影響農地習俗元制度實施機制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這些因素對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實施機制的影響可以從多視角、多層面進行分析。對此，筆者建立了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框架來進行探討。
第六，在農村農地流轉過程中，由於多數農地流轉沒有簽訂書面契約，一般都是口頭契約，因此，就農地流轉雙方來講，自己守信和信任對方對於農地流轉契約的有效實施是至關重要的。本書引入重複博弈模型分析了農地流轉過程中農戶之間信任的形成機理。信任是市場經濟得以健康運轉的基石，信任對農地租賃市場的運行是不可缺少的，但在農地租市場上，信任又是難以觀察和計量的。實驗經濟學的有關研究成果有助於這一難題的解決，引入實驗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在農地租賃過程中，不同租賃雙方之間的信任度是不一樣的，信任度的差異不僅影響了當期租賃契約的選擇，而且還會對今後的租賃行為及租賃制度的實施產生影響；同時，信任還與租賃價格有關，出租人所要求的租金與承租人的信任度呈明顯的負相關關係；較高的信任度對於農地租賃市場的高效率運行具有積極作用。同時，本書還從信任博弈的視角分析了農戶之間口頭契約能夠自我實施的機制。
第七，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實施是需要有關經濟主體的參與才能順利進行的，農地習俗元制度之所能夠自我實施，一個重要的方面就在於有關當事人對自己聲譽的看重，即聲譽機制有效地促進了農地習俗元制度的自我實施。重複博弈的KMRW定理表明，儘管每一農戶在選擇承認其他農戶農地習俗產權（合作）時冒著被其他農戶不承認自己農地習俗產權（不合作）的風險，但如果自己選擇不合作，就暴露了自己是非合作型的，從而失去了獲得長期合作收益的可能（如果對方是合作型的）。如果博弈重複的次數足夠多，未來收益就會超過短期收益，因此，即使某一農戶在本性上並不是合作型的，但在博弈開始，每一個參與農戶都想樹立一個合作形象，使對方認為自己是喜歡合作的；只有在博弈快要結束時，參與農戶才可能一次性地把自己建立的聲譽用盡，合作才會停止。從關聯博弈的視角來看，農地租賃主體之間的關係是基於血緣關係、有限地緣關係的信任關係，在一個博弈域的策略選擇不僅影響自己本博弈中的得益，而且還會影響自己的聲譽，聲譽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會影響其在相關博弈域中的策略選擇，因此村莊內的農地租賃博弈有效地嵌入到其賴以生存的社區交換域的重複博弈，並且其交易域和社區交換域基本重疊，信息完全性與信號傳遞效率高，使得關聯博弈的關聯度強，交易域和社區交換域雙重懲罰機制的可置信度高，農地租賃習俗中的違約者的違約成本高（因為違約現時受益的貼現因子很大），上述博弈的納什均衡解就會是（出租，守約），而嵌入社會交換域中的關聯博弈的演化穩定策略將會是（合作，合作），從而實現農地習俗元制度實施的良性循環。
第八，與其他制度實施有收益、成本一樣，不管是農地習俗元制度的自我實施，還是第三方參與的實施，我們都可以通過制度實施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對於有關主體而言，是否實施制度標準是收益與成本的比較，在本書中，我們特彆強調心理收益與心理成本對制度實施的影響。
第九，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實施也可以從懲罰的視角來分析。從懲罰實施的主體來看，懲罰主要有自我懲罰和他人懲罰兩種形式，如果從懲罰的視角來進行分析，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實施機制可以分為通過自我懲罰的自我實施機制和通過第三方懲罰的實施機制。農地習俗元制度之所能夠自我實施機制，有兩種機制在起作用：一是自我強化機制；二是自我糾錯機制或者稱為自我懲罰機制。同時，經濟主體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使得自我懲罰機制並不能夠完全保證農地習俗元制度的自我實施，因此，第三方參與並實施懲罰的實施機制對於農地習俗元制度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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