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形式
現代軍事運動基本形式經歷了由“進攻――防禦”二元結構向“進攻――防禦――控制”三元結構的轉變，這是控制軍事技術系統不斷發展，軍事技術體系結構由“進攻技術――防禦技術”二維結構向“進攻技術――防禦技術――控制技術”三維結構轉變的必然結果，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成果向軍事領域廣泛滲透而引發的一場全方位、深層次的軍事變革。因此，有必要從技術哲學範式出發，在廣義技術視野中重新審視軍事技術的特定內涵，具體剖析當代軍事技術的體系結構及其特點，以便深刻理解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本質。（“廣義技術視野中的現代軍事技術體系‘三維結構’模型”由董子峰、王伯魯共同提出，其合作研究的成果發表於《軍事學術》2004年第7期。）
結構模型
董子峰先生在其書《信息化戰爭形態論》一書中指出，軍事技術問題的指向，一方面取決於人的戰爭需要，包括戰爭中介系統的變革、作戰空間的擴張、戰爭重心的轉移和軍事運動基本形式的發展等，另一方面，依賴於該時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狀況，從而形成不同時代特定的軍事技術體系結構。因此，有必要在廣義技術視野中，以“進攻――防禦――控制”三維軍事運動基本形式為背景，建立信息中介革命條件下的當代軍事技術體系結構模型。
（1）軍事技術體系的總體框架。由“如何有效地克敵制勝？”可以派生出“做什麼？”、“怎樣做？”以及“怎樣做更有效？”等一系列技術性問題。由於軍事目的與手段劃分的相對性，這一系列問題在縱向上的轉化與延伸，推動著軍事技術的深度開發，形成了軍事技術形態之間的縱向關聯性。同樣，圍繞不同軍事目的的實現，甚至同一軍事目的的不同實現方式，可以衍生出內容不同的“問題簇”群。眾多技術“問題簇”在橫向上的擴張推動著軍事技術領域的拓展，形成了軍事技術形態之間的橫向並存性。軍事技術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建構人工機制的實踐過程，需要以對客觀世界物質運動規律的認識為基礎。因此，以解決技術問題為核心的軍事技術開發過程，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創造性實踐活動。在廣義軍事技術視野中，軍事技術體系是一個從軍事目的出發，由進攻技術（A）、防禦技術（D）和控制技術（C）構成，隨時間演進的輻射狀三維錐體結構，如右圖所示。圖中，每一維度本身又是以“問題簇”為邏輯節點的樹狀結構技術簇系，圍繞特定的軍事目的，三個維度在時空上的橫向耦合構成新的武器或武器系統及其相應的軍隊組織形式、戰略戰術、指揮控制關係等。如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是進攻技術（A）中的飛彈技術、動能武器技術、雷射技術等的集合{M}，防禦技術（D）中的遠程雷達技術、遙感技術、監測技術等的集合{R}，控制技術（C）中的信息技術、智慧型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的集合{I}的系統集成。
值得指出的是，指揮控制技術（C）是軍事技術體系的組織核心，是軍事智慧型技術Ⅱ、Ⅱ′和軍事物化技術Ⅱ、Ⅱ′的體現，它作為一個獨立的維度出現並迅速發展起來，是信息化軍事革命的結果。在早期的戰爭中，指揮控制大多以擊鼓、吹號、打信號旗等形式來表達將帥的指揮藝術和謀略，並隱含在進攻、防禦軍事活動之中，很難見到獨立的實物技術形態的指揮控制技術。現代的指揮控制系統是軍事物化技術Ⅱ、Ⅱ′的生動體現，它控制了整個進攻與防禦力量在戰場上的運動，實現了與進攻技術、防禦技術體系的聯動，形成了實物技術形態的三維軍事技術體系結構。這是軍事技術系統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飛躍，是當代軍事技術體系結構的顯著特徵。例如，在信息化戰爭中，CISR等信息平台掌控了整個戰場，成為主導作戰平台，不僅決定著機械化武器裝備效能的發揮，而且使軍隊戰鬥力要素得到系統整合，對戰爭的進程和勝負具有決定性意義。
（2）軍事技術系統的內部結構。由於目的與手段的相對性，圍繞“保存自己，控制、消滅敵人”的基本軍事目的，隨時空條件的轉移可以分解和派生出眾多具體的軍事目的簇系，成為軍事技術分支體系建構的基本線索。從微觀層面看，軍事技術是人的體力與智力的延伸和外化，可把人們從艱辛與危險的軍事活動中解脫出來。為了實現某一軍事目的，人們總是調動一切智力資源，想方設法形成軍事智慧型技術Ⅰ或軍事智慧型技術Ⅰ′；然後，調動一切物質資源與社會力量，把軍事智慧型技術Ⅰ或軍事智慧型技術Ⅰ′外化為軍事物化技術Ⅰ或軍事物化技術Ⅰ′，並通過軍事訓練、演習、戰爭實踐等途徑，形成軍事智慧型技術Ⅱ或軍事智慧型技術Ⅱ′。隨著信息技術等的發展，軍事智慧型技術Ⅱ或軍事智慧型技術Ⅱ′被逐步物化，形成軍事物化技術Ⅱ或軍事物化技術Ⅱ′。上述各技術形態間存在著四個層次的遞進構成關係。從巨觀層面看，實現低層次、微觀領域目的的技術成果，將作為系統構成單元或組分，被融入高層次軍事技術體系的建構之中，轉化為實現高層次軍事目的的手段，從而形成一種“套箱”結構。在高層次技術系統的建構過程中，軍事智慧型技術Ⅰ′、Ⅱ′發揮著重要的組建與統攝作用。
應當指出的是，在高層次技術系統中，低層次技術系統作為構成單元或組分融入其中，其內部的層次結構往往被“禁止”或“質點”化。低層次技術系統之間的橫向相干性會在縱向上耦合出高層次技術系統，這就形成了軍事技術體系的層次性結構，使系統獲得新質。正是通過多簇技術體系內部的這種多級橫向耦合和縱向遞進，最終形成了以軍事活動的基本目的為出發點，以進攻、防禦和控制為核心的三簇輻射狀等級技術體系結構框架，如圖5.1所示。由於軍事物化技術Ⅰ′的實物形態即是軍隊的體制編制，反映了人與武器裝備的結合方式，具有組織性、實體性與滲透性，它使軍事技術的這一輻射狀等級體系構成了武裝力量的骨架與靈魂，其結構與現行的軍隊組織及其運行機制大致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軍事技術體系與軍隊組織形態具有同構性。
（3）軍事技術體系的外部結構。軍事技術體系植根於社會文化環境之中，其發展離不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人文社會科學等文化“沃土”所提供的營養。作為社會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活動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密切相關，依賴於這些領域的技術支持。從這一點來說，社會其他領域的技術形態都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軍事活動，轉化為軍事技術形態，進而納入軍事技術體系。比如，醫療、運輸、建築、教育、兵工、服裝、輕工、通信等行業，與軍事活動的關係十分密切，如果把它們納入軍事系統，這些產業技術就會融入軍事技術體系之中。從軍事技術外延的這一動態性特點出發，軍事技術體系可以相對地區分為內外兩個部分：內部是以準備和進行戰爭等軍事活動為主體的軍事技術體系，表現為軍事物化技術Ⅰ、Ⅰ′、Ⅱ與軍事智慧型技術Ⅰ′、Ⅱ、Ⅱ′等技術形態；外部是為軍隊建設與軍事活動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持的社會技術體系，表現為社會各相關部門的技術形態，如國防工業技術體系、預備役體制等。軍事技術體系這兩個部分之間的區分，與通常所說的軍民之間的社會區分是一致的，這兩部分之間的依存性有如“魚與水”或“蛋黃與蛋清”之間的關係一樣。一般而言，在經濟與社會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向軍事活動提供直接技術支持的許多社會部門往往會內化為軍事組織，以確保軍事活動的順利開展；而在經濟與社會相對發達的情況下，這些部門多從軍事組織中剝離出來，而軍事技術就成為相對獨立的運行體系。應該看到，一方面，軍事活動直接依賴於發達的經濟與社會的全方位技術支撐，另一方面，軍事技術成果不僅可以在橫向上廣泛滲入人類活動的其它領域，而且可以在縱向上以社會遺傳方式傳承與累積，推進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