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趙進先到縣城上高小，一年後考入駐馬店私立豫南英文專修學校學習。課堂上所學的“愛國”、“愛群”“立志”、“自強”等教育內容，加上轟轟烈烈地五四運動的影響，使他逐漸形成一種純樸的愛國思想，經常和一些思想進步的同學一起，開展反對“教友會”的活動，自發地阻止宗教迷信在學校流傳。
1924年暑假的一天，趙進先剛從地里幹完活回到家裡，全村突然被“建國混成旅”李振亞部的一連人包圍，挨家挨戶搶劫。匪兵不僅將他家洗掠一空，走時又將趙進先綁票到正陽。他們用壓槓子、抽皮鞭等酷刑，硬逼趙進先招認自己是“土匪”，以達敲詐勒索這目的。然而，剛剛16歲的趙進先寧死不屈。後來，通過一個本家族嫂(其哥是該軍司令)出面說情，才被釋放回家。但家遭此難，已無力供他繼續念書，只好輟學。趙進先是個血性男兒，決心投筆從戎以報家仇，以雪此恨。
1925年1月，趙進先經老師介紹，到北京南苑參加了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一師拳術隊，刻苦鑽研軍事技術，並且立下宏願：“將來當了督軍，一定殺絕壞人。”
1926年9月，北伐軍進抵武漢時，馮玉祥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推動下，聯合國民軍第二、三軍，組成國民軍總司令部，出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回響北伐。9月18日，馮玉祥又在五原誓師；同時，邀請共產黨員劉伯堅出任該聯軍總政治部主任，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此後，趙進先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
1926年冬，趙進先被送到陝西西安國民革命軍軍事政治學校學習。由於劉伯堅等共產黨員經常到該校上課，使他有機會接觸真理，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不僅知道了世界上有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蘇聯，而且懂得了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剷除萬惡的軍閥和土豪劣紳，人民才能永遠不受欺壓道理。
1927年初，趙進先結束了三個月的學習後，回到原部隊見習。同年6月，調到洛陽軍事政治學校學習。9月，學校遷到鄭州，後又遷到開封。1928年2月，學校招收了一批新學員。趙進先任新學員班長，與副班長張公幹是莫逆之交。張公幹當時是一個傾向革命的青年，經常研讀馬列主義書籍和革命刊物。在張公幹的幫助下，趙進先知道蔣介石已叛變革命，馮玉祥退出了革命陣營，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真正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拯民眾於水火”。
1929年，洛陽軍事政治學校遷到西安，改編為教導師。這時，張公幹、趙進先、王超、張祖渠、杜一民等人秘密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研究共產主義。通過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趙進先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飛躍，不僅在個人的志向上，而且在國家、民族的出路等重大問題上，都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看到了光明的革命前途。同年，教導師又改為軍官學校，遷至河南開封。
1930年1月，爆發了蔣、馮、閻新軍閥中原大戰，趙進先所在的軍官學校又從開封遷到山西汾陽。2月，趙進先和張公幹分別提升為一中隊分隊長和四中隊分隊長。這時，汾陽軍校已有中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並培養了許多幹部，其內部刊物《北方紅旗》在學生中廣泛流傳張文舟、朱軍、張公幹等許多學員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2月，經張公幹介紹，趙進先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東北三省。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得寸進尺，繼攻占山海關後，又以10萬之眾攻陷熱河，直逼承德。共產黨員吉鴻昌(原馮玉祥部下軍長)四處奔走，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1933年春，吉鴻昌親自到張家口，要求馮玉祥出任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馮玉祥欣然同意，並將其舊部改編為抗日同盟軍，再次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同年4月，馮玉祥又令汾陽軍校開赴張家口，編為抗日同盟軍一軍二師。此時，趙進先任該校七中隊長，留守汾陽。汾陽軍校黨組織負責人趙梅生(趙莊平)代表組織通知他，讓他爭取手槍團，一同開赴張家口。趙進先接受任務後，一面耐心細緻地做手槍團團長李正興的爭取教育工作；一面發動本隊學員和該團一些傾向革命的戰士找團長請願，要求北上抗日。李正興執意不肯北上。趙進先遂把本隊學員和部分手槍團戰士拉到張家口，編為二師一團二營。他先任二營營長，後任副團長。
在馮玉祥、吉鴻昌的指揮下，抗日同盟軍官兵浴血奮戰，克寶昌、復沽源、奪多倫，捷報頻傳。僅多倫一仗就殲滅日軍千餘名，擒數百人。半個多月，抗日同盟軍迅速擴大到數萬人。
正當抗日同盟軍取得節節勝利之時，蔣汪集團暗中勾結日本侵略者，投降賣國，調遣幾十萬大軍圍困、鎮壓抗日同盟軍。馮玉祥辭職隱居泰山。吉鴻昌和方振武也被迫先後離開同盟軍。
抗日同盟軍失敗後，趙進先按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先在張北保全團二營任副營長。1934年3月，趙進先帶三支手槍，千里迢迢，獨自回到闊別九年的家鄉。他來不及拂去征塵，便走家串戶，開始籌建“積蓄互助會”。
趙進先利用互助會，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把鬆散的農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與反動統治者做鬥爭。他還在會員大會上講述抗日同盟軍英勇殺敵的事跡，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領東北三省後大肆屠殺同胞的滔天罪行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真內戰、假抗日的真相，激起了會員民眾的愛國抗日熱情。
為了掃清互助會活動的障礙，趙進先根據深入社會調查掌握的情況，帶領會員中的骨幹分子趙國璜、趙國修等人，挎上從部隊秘密帶回的三支短槍，襲擊了設在普會寺街上的確山縣三區區公所，狠狠教訓了那些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的黨徒惡棍，為老百姓出了口怨氣。同時，震懾了周圍的惡霸豪紳，提高了互助會的威信。
趙進先還利用送侄兒、侄女到縣城讀書的機會廣交朋友，以老同學、老教師的關係在縣師範、縣中學的知識分子中間做抗日宣傳工作，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朽黑暗的統治，擴大互助會的影響，取得了全社會的支持。短短一年，互助會會員發展到1700多人，轟動了整個確山縣。然而，趙進先的革命之舉卻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
1935年5月，國民黨駐馬店市黨部悍然逮捕了趙進先，以“有赤化嫌疑”和“組織互助會”為由，嚴加審問，要他“自新”。趙進先據理力爭，義正詞嚴地反駁：“你們政府不救濟苦難的老百姓，難道還不讓我們自己組織起來自救嗎?”當局被問得瞠目結舌，束手無策。他們抓不住趙進先的任何把柄，關押兩個月之後，由駐馬店中學校長朱樂亭出面保釋。趙進先雖然出獄了，但這場轟轟烈烈的互助會鬥爭卻偃旗息鼓了。
趙進先從互助會的失敗中悟出了一條真理：窮人要想鬧革命，就必須靠黨組織，牢牢抓住槍桿子。於是，他滿懷激情，四外奔波，終於在北平找到了中共北平市委負責人趙梅生，取得了組織聯繫。趙梅生讓他利用馮玉祥舊部的關係，再次打入國民黨軍隊，做兵運工作。
1935年9月，趙進先到泰山找到馮玉祥。經馮玉祥介紹，到張家口保全司令部任騎兵隊長。這時，日軍大批入關，威脅平津。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都在為祖國的命運焦慮。趙進先深感共產黨員在民族危難時刻，更應該挺身而出，肩負重任。他利用該隊戰士多是剛從北平、保定等地招來的青年學生，富有強烈愛國熱情的特點，循循善誘地給他們講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激發他們愛國愛民族的熱情。趙梅生也經常派人向趙進先傳達指示，了解兵運工作。通過宣傳，戰士們的民族精神進一步提高，有的班已秘密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同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為了更有力地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組織了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北上抗日。趙進先準備利用野外出操的機會，舉行武裝起義，迎接北上的抗日先鋒軍，但在擬定行軍路線時，不慎走漏了訊息。趙進先又一次被抓，打40軍棍，押送出張家口。
趙進先脫險後，又找到了在馮玉祥副官處工作的張公幹。張公幹以馮玉祥的名義把趙進先介紹到南京工兵學校短期軍官訓練班學習，繼續做兵運工作。1937年6月，趙進先在該校畢業後，根據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到國民黨第三十二師當了軍械主任。不久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接著，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製造了八一三事變。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國民黨政府被迫抗戰，趙進先隨第三十二師開赴上海參加抗日，並積極為前線輸送軍械彈藥。但因國民黨將領們指揮無能，喪師失地，一潰千里。目睹此情，趙進先在與組織聯繫不上的情況下，毅然離開了國民黨軍隊，再次輾轉回到家鄉，決心組織一支游擊隊，抗擊日寇，收復河山。
1938年2月，趙進先一回到家鄉，就聽說竹溝鎮有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人叫王國華。看到確山縣城以南方圓20里內就有閻(玉堂)、韓(玉和)等數股“桿子”隊伍，他認為，這些鋌而走險的農民絕大部分是生活所迫，為逃壯丁或報復官府豪紳而拉桿的，如果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否則，就可能成為危害革命的反動武裝。況且這些隊伍的上層人物中，不少是他以前的親朋好友，有些成員還是“互助會”的骨幹。面對這些情況，趙進先決定到竹溝找中共黨組織聯繫，依靠黨的領導，收編這些“桿子”隊伍，建立人民抗日武裝。趙進先在鄉親們的指點下，徒步跋涉近百里到竹溝鎮，找到中共竹溝工委書記張旺午。張旺午聽罷趙進先的打算，非常高興，指示他：“先把民眾發動、組織起來，只要組織起民眾就有辦法。”“你先按計畫開展活動，等研究確定了人選之後，立即派去協助你。”張旺午的談話更加堅定了趙進先組織民眾抗日武裝的信心和決心。
趙進先離開竹溝後，便多次到各“桿子”隊伍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講明日寇正在大舉進攻中國領土，要是不聯合起來抗日保家，就會當亡國奴。並向他們指出，亂燒亂搶是不對的，要分清好人、壞人，打富濟貧。趙進先每到一處都曉以大義，陳明利害，指明出路，坦誠相見。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他終於把閻玉堂帶領的農民武裝改編為抗日自衛隊；同時，分化瓦解了韓、高、潘部，許多“桿子”棄暗投明，參加抗日。
為團結抗戰，一致對外，趙進先又及時組織起“自衛會”，使廣大民眾聯合起來保衛家鄉。為便於掩護，“自衛會”的會長由當地知名的紳士擔任，趙進先掌握軍事實權。短短几個月，“聯莊社”、“自衛會”等數百個農民抗日自衛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參加民眾達2萬多人。之後，又組織成立了“確山縣抗日保鄉會”，趙進先親任會長，會員很快發展到1500餘人。
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使趙進先的聲望在廣大民眾和開明紳士中大大提高。1938年4月，趙進先經組織安排又取得了第一戰區民運指導員的職務，並留原地組織民眾。這一職務給予他開展民眾運動很大幫助。在中共豫南特委的直接領導下，趙進先同黨從武漢派來確山工作的陶揚、李華素等，以民運指導員的身份，廣泛深入地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當時許多青年、學生積極要求參加抗日，為了順應形勢的發展，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研究決定，在確山縣開辦“幹部訓練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發展黨員。趙進先接受這一任務後，幾經謀劃，利用民運指導員的合法地位，與王景瑞、陶揚、李華素等公開在黃山坡鐵路林場附近的一個碉堡樓上，籌備舉辦了“抗日保鄉會幹部訓練班”，乾訓班共招收50多名學員，大部分是抗日的積極分子和共產黨員。
此間，中共豫南特委已派方德鑫、王盛榮等前往確山工作，指定王景瑞負責乾訓班的黨務，趙進先、王盛榮負責講游擊戰術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訓練班開學後，豫南特委組織部副部長危拱之親自前往指導工作，組織改選了確山縣委，王景瑞任書記，趙進先任軍事部長兼統戰部長。新縣委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壯大黨的組織，深入廣泛地開展民眾性抗日救亡活動乾訓班於8月底結業，從中發展中共黨員30餘人，大多數學員成為確山革命的中堅力量。
趙進先還與國民黨汝南八區黨部專員余心清打通聯繫，經協商，成立了“中國抗日同盟會豫南幹事會確山分會”，並任分會會長，趙進先在抗日同盟會的旗幟下，廣泛結友，大力發展同盟會會員，不斷擴大同盟會的影響。同時，趙進先又以會長和民運指導員的名義，領導確山人民開展驅逐頑固派縣長方廷漢、打倒劣紳徐大頭的鬥爭。趙進先親自到武昌向馮玉祥反映，當面歷數了徐大頭的種種罪惡及方廷漢縱容、包庇徐大頭的劣跡。馮玉祥聽後，感到問題嚴重，決定派人到確山調查。回到確山後，趙進先馬上研究決策，發動民眾到確山縣衙門前喊冤告狀。正告當局，徐大頭不正法，不能平民憤。馮玉祥派來的調查員見狀，令縣政府把徐大頭逮捕，判了12年徒刑。告倒徐大頭之後，趙進先又繼續發動民眾驅逐縣長方廷漢，抓著方廷漢指使特務毒殺劉店農民領袖、共產黨員張立山，反對抗日救亡運動等罪證，動員新安店、獅子橋等地5000多名民眾，浩浩蕩蕩地來到國民黨縣政府門前示威、抗糧、抗稅、抗壯丁。方廷漢見衙門口被圍得水泄不通，又在調查員面前理屈詞窮，只好悄悄打起行李，灰溜溜地逃走了。不久，方廷漢被國民黨省政府正式撤職。驅方反徐鬥爭的勝利，不僅鼓舞了全縣人民的鬥志，而且進一步提高了趙進先的聲望。
1938年10月，日軍從安徽省六安西進，經過河南潢川，攻占了豫南重鎮信陽，確山受到嚴重威脅。為了阻止日軍北上，黨組織派趙進先利用個人關係，取得駐馬店國民黨第六十八軍的支持，與王景瑞、李景讓、李大州、牛得勝、王治國、李青雲、段文彩等一起，率領縣南廣大農民進行了有名的破路鬥爭。短短几天內，拆掉了平漢線明港至確山長455公里的鐵路，把拆下的枕木都分給了破路民眾。參加破路鬥爭的數以萬計的農民民眾，同心協力，迅速勇猛，獲得了重大戰果。
1938年秋，方廷漢被革職之後，確山縣長換上了邵世禎。邵世禎一上任就了解到趙進先是個有實力、有影響的人物。10月，邵世禎邀請國民黨汝南八區黨務專員劉景健到確山磋商政事，劉因受余心清委託，提出讓趙進先協助邵世禎，邵世禎一口答應。於是，劉景健就邀趙進先進城。趙進先來到縣城，劉景健與趙進先等互相介紹認識後，說：“余心清先生說你工作很好，很有聲望，要我們請你來，為共同抗戰而奮鬥。”同時，又問趙進先願做什麼工作?趙進先沒有當面答覆，只說：“考慮一下再回答。”離開國民黨縣政府後，趙進先馬上向中共確山縣委和豫南特委作了匯報。經過中共豫南特委和河南省委研究，指示趙進先：“盡力爭取警察局長的位置。”這樣，趙進先應邵世禎之邀，任國民黨確山縣警察局長。
趙進先進入警察局任職後，抓住一切機會向警察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及救國道理。在將近一年內，就在警察局爭取了大多數，培養了骨幹分子，發展了韓國柱、朱福生、朱心寬、宋國鼎等為中共黨員。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下，國民黨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公開投降日寇，淪為漢奸。親美派的蔣介石集團則繼續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並且秘密印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份國民黨的絕密檔案送達確山縣政府後，縣長邵世禎當晚便拿給趙進先看，希望警察局配合行動，並限定次日中午交回檔案。趙進先看完檔案感到事關重大，於當夜找到確山縣委書記王景瑞，二人研究決定，由王景瑞連夜帶上此件奔向竹溝，親手交給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看。次日中午，王景瑞將檔案帶回縣城，由趙進先按時還給了邵世禎，未露半點蛛絲馬跡。
在趙進先等秘密保護下，確山縣地下黨組織迅速發展，到1939年春，全縣建立四個區委，一個中心區委和三個分區委，中共黨員也由原來的百餘人發展到500餘人。
1939年7月初，趙進先向縣政府遞交了“因病呈請辭職”的報告，很快得到縣政府的批准。此時，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鄂邊區黨委已做出緊急指示：“進行緊急戰爭動員和發動大規模游擊戰”，“以建立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為中心任務”。確山縣委接到這一指示後，動員了200餘人的抗日武裝。剛回到家中三天的趙進先，接到縣委通知後，馬上回到警察局拉出100多人槍。隨後與王景瑞、王遵義等一起，在大趙莊集合了近500人、300餘支槍的抗日隊伍。同時，趙進先又通過統戰關係，從國民黨軍六十八軍一四五師師長李曾中那裡搞到200多支槍、一些彈藥和一份五萬分之一的豫鄂邊區軍事地圖。經豫鄂邊區黨委批准，在確山縣委的直接領導下，正式成立了確山縣人民抗日游擊大隊，趙進先任大隊長，王景瑞任政治委員，王遵義任參謀長。
8月8日夜晚，確山縣抗日游擊大隊舉行誓師大會，並連夜奔赴淮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9日，這支隊伍開到武勝關，與蕭遠久率領的部隊匯合，改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五團。
10月，為適應戰局需要，豫鄂挺進縱隊第五團與第二團合併為第三團，以四望山為根據地，轉戰到京漢線兩側。趙進先率部參加了信陽井、長台關、胡祖店、楊柳河等多次戰鬥中，英勇頑強，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立下了戰功。特別是夜襲楊柳河偽軍據點的戰鬥，由於部隊頭一次夜戰，沒有經驗，加上日軍火力強大，部隊幾次衝鋒，都沒有攻破。趙進先足智多謀，出其不意，趁著黑夜，悄悄地運動到據點下面，一連投了幾十枚手榴彈，炸開一條血路，率部沖了進去，殲滅了據點守敵。
1940年2月，趙進先去中央黨校學習。懷著萬分喜悅的心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分配到中央黨校第四十三班。他暗暗下定決心，努力深造，為中國革命事業掌握更多的政治、軍事理論。
1941年5月，趙進先以優異成績從中共中央黨校畢業，到中央軍委一局三科當科長；後任副處長，主管研究敵軍和軍事訓練。由於趙進先有較好的政治、軍事素質，又懂得工程兵技術，為發揮他的特長，組織上又調他到軍事學院任參謀工作隊隊長。1942年底，參工隊學員畢業後，軍事學院的營、團幹部學員又組織上乾隊，趙進先又改任上乾隊隊長，同時兼任聯防司令部工程兵主任；後又調任抗大三分校工兵大隊長。此時，他曾多次受到校長郭化若的表揚。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製造了一個“搶救運動”，把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大批好乾部誣陷為特務、叛徒、托派，進行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趙進先也在這次運動中受盡了磨難。他們以河南地下黨是“假黨”，是“紅旗黨”，“警察局長是國民黨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先後四次抓住趙進先進行批鬥，硬逼他交待所謂的特務關係。趙進先雖身處逆境，但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後來，毛澤東發現了這個問題，及時進行了甄別、平反。
1945年，趙進先徹底平反後調到炮兵學校任工兵主任；後又調延安工兵學校任大隊政委、校務主任等職。
1946年4月，學校由通化遷到臨江後，沒有招收學員，主要任務是幫助地方政府發展生產。趙進先因做過兵運和財務管理工作，組織上分配他協助地方政府搞稅收工作。
有一次，學校一位幹部想趁趙進先監督收稅的機會，弄點錢發展個體生產，便找他商量說：“咱們自己也搞一些生產，解決一下組織不能解決的困難，你看可以嗎?”
趙進先立即回絕說：“不行，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領導幹部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雖然眼下的生活困難一些，咱們不能去為自己打算。”
全國解放後，趙進先雖然遠離家鄉，但他時時刻刻記掛著家鄉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家鄉人民的生活，不僅經常寫信詢問，而且用他多年的積蓄，先寄回300元支援鄉親修水井；後又買架電唱機寄贈任店公社辦廣播，活躍家鄉人民的文化生活，聊表他的赤子之心。
趙進先先後擔任過中南軍區工兵司令部參謀長、中南軍區建設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步校工兵系主任、昆明軍區工程兵副主任等職。在任何崗位上，他都能任勞任怨，埋頭苦幹，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1960年9月22日，趙進先因公出差，犧牲在雲南省永平縣。
